照片來自《Zg航拍天下》視頻號的航拍格陵蘭的截圖，謝謝他們。川普將會刺激格陵蘭的美國旅遊業，不知從聖路易斯去格陵蘭是否可以在冰島轉機？
歐洲為了跟美國叫板，這次象征性地向格陵蘭派出了一支總共大約30人的聯合部隊，名義上是進行軍事演習。
各國盟軍的構成卻頗具諷刺意味：法國派得最多，大約15人；德國緊隨其後，13人；而英國則隻派了區區一人。
這一數字本身就很說明問題。英國始終是美國在歐洲最親密與最穩定的盟友，這次隻派一人。既是表態，也是避險；而法德則試圖展示一點歐洲戰略自主的姿態，卻又明顯底氣不足。
更具戲劇性的是，在川普的政治壓力與國際現實的擠壓之下，德國很快意識到繼續堅持並不明智，於是隻待了幾天，便體麵地宣布任務已經完成，隨後迅速撤離，這是典型的愛麵子的撤軍。
緊跟美國的意大利國防部長Guido Crosetto跟我相似，公開嘲諷這是“聽起來像是個笑話的開頭”或像“去旅行”一樣。
美國在格陵蘭駐軍已經接近一百年，如今在當地的常規駐軍規模就有150到200人。歐洲這次三十來人的聯合行動，無論從軍事意義還是戰略分量上看，更像是一場象征性的政治表演。
那麽我們的問題來了：在這種現實對比之下，歐洲究竟想怎麽玩？法國與德國，真的還有獨立作戰和戰略博弈的能力嗎？
我的直覺判斷沒錯，格陵蘭人幾乎可以肯定是亞裔，很可能是中國人。丹麥人特別壞，幾十年給他們的婦女強行上避孕環，害怕他們繁殖。這跟中國的計劃生育沒有什麽區別，還帶有很強的種族歧視的色彩。
更可笑的是，丹麥現在又向格陵蘭人灌輸歐洲腐朽的享樂思潮，讓那裏的亞裔也不生孩子。如果格陵蘭歸美國，不僅美國移民，還是那裏的亞裔，他們都會更樂意生育。
因為他們擁有榜樣的力量，JD Vance在今年的七月份又當爹，是個男孩，為副總統家的第四個孩子。耶魯女生都特能生，讓我們祝福他們家，以實際行動為美國貢獻後代。
歐洲在麵積和人口上與美國相似，但是北約長期擦我們的油。歐洲的小醜政客們還不感恩，居然還能高高在上裝道德高尚。他們實在是可恥的寄生蟲，法國佬和加拿大人聽到了沒有？
美國納稅人幾十年的無私奉獻還被歐洲人罵，這實在是太不公平，誰給了法國總統馬克龍這份特權？這圖表還隻是北約經費的巨大差別數據，如果真看北約的武器，更是絕大多數都是美國製造。
英國早就應該解散隻展現寄生蟲生活的皇室製度，巴黎街頭穿緊身褲的優雅男士們應該去學著開戰鬥機，重唱馬賽曲去前線。加拿大人應該自己生產電動汽車，別在美加邊境為美國代工。
川普己經發出威脅，如果加拿大與中國簽協議，美國對加拿大將征收100%的關稅，因為加拿大可能成為中國商品的中轉地。
從丹麥飛到格陵蘭需要好長時間，丹麥沒有能力加油，必須尋求法國幫忙去加油。在二戰中，丹麥隻用6個小時就向納粹德國投降，然後加入德國入侵別國；法國則是隻用42天向德軍投降做亡國奴，盟軍登陸諾曼底後向前行軍時，沿途的法國居民還不知道是否應該歡迎美英部隊。
現在倆爛兄弟開著美製F-35戰機，開始秀保衛格陵蘭的肌肉，真是諷刺意味極強。對待丹麥這個投降國，美國根本不需要開辟什麽戰場，在鍵盤上讓F-35功能障礙就行了。
如今丹麥鄰居的荷蘭前首都與北約秘書長和川普似乎談好協定，會將格陵蘭讓美國實質控製，可能還達不到像波多黎加獲得美國公民的程度，但是美國可以無限主導格陵蘭。川普問得好：“我們當年在二戰後擁有格陵蘭，為什麽那麽傻把它還給了丹麥？”。
讓我們談點曆史，美國國父就是孤立主義者，長期告誡自己的國民應該遠離世界的紛爭。美國在1894年超過英國成為世界首富後，長期都不願意出頭。普大校長和美國總統威爾遜在法國凡爾賽提出美國參與國際事務的14條，當時在美國受到了相當的冷遇。二戰中丘吉爾苦求羅斯福都無效，日本人發動珍珠港偷襲將美國徹底拖下了水。
二戰結束後美國麵臨十字路口，密蘇裏出生的美國總統杜魯門選擇主導國際事務，使美國成為全球駐軍的世界霸權。即使美國重回孤立主義國策，川普這一任恐怕也達不到，要看耶魯校友和下任美國總統萬斯的取舍。
歐洲早已不再是過去那個世界中心，卻仍沉浸在舊日光環之中。歐洲被美國與中國從兩端同時擠壓，他們既沒有美國的高科技、資本力量與能源戰略，也不具備中國的製造能力、供應鏈整合與成本優勢。
歐洲唯一尚存的優勢，似乎隻剩下對道德高地的執念，在非法移民問題上無節製地發放福利，在環保議題上不計代價地自我加碼，最終卻在不斷消耗著自身的現實競爭力。
當然德國再衰也有貝多芬，但是憑現在的政治正確幾乎不可能有卡拉揚，因為他曾經在二戰中幾次加入過納粹黨。
ChatGPT: “你說得對，卡拉揚（Herbert von Karajan）之所以長期飽受爭議，核心原因正是他在二戰時期與納粹的關係。簡單、但不回避複雜性地說幾句關鍵事實：他確實加入過納粹黨，而且不止一次。1933 年在奧地利加入（當時奧地利尚未並入德國）。1935 年在德國再次入黨。這是有檔案可查的，不是傳聞。
加入納粹對他早期事業“非常有利”。他在 30 歲出頭就被提拔為德國最年輕的國家級歌劇院指揮。在納粹文化體係中迅速走紅，被視為“未來的指揮明星”。很多人認為，他的政治選擇明顯帶有強烈的功利性。戰後他被短暫封禁，但很快“洗白”成功。1945 年後被禁止指揮一段時間。1950 年代迅速回歸國際舞台。最終成為柏林愛樂的“音樂皇帝”，象征性人物。這也正是爭議所在：他幾乎沒有為自己的政治選擇付出長期代價。
他從未真正公開懺悔或深刻反思與福特文格勒（Furtwängler）那種“留下來保護音樂”的辯護不同，卡拉揚基本采取的是技術官僚式沉默：“我隻是個音樂家，不談政治”。音樂史對他的評價因此高度分裂。純音樂層麵：錄音工業、指揮控製力、音響美學，幾乎無人能繞開。道德與曆史層麵：機會主義、道德冷漠、與納粹文化機器的合作。一句話總結得很冷，但很準確：卡拉揚不是納粹意識形態的狂熱信徒，但他毫不猶豫地利用了納粹體係來完成個人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