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童話
10、站一小學
（1）躍進年代
1958年夏季，在一片“三麵紅旗”的喧囂聲中，我上學了。那時，學校的名字還叫“站前小學”，是站前街道唯一的一所小學，和兒童公園的正門隻隔著一條上海路。那一年，很多東西都改變了，直接影響我們的就是學區劃分，我們居民區上學的孩子都被劃到了新學區，而以前上學的大孩子都讀的是保二小學。我們很不開心。
保二小學是我們從小玩慣了的地方，它那闊大的操場，是我們兒時的一個樂園。那裏有撬撬板、高低杠，還有一個很大的地下室和露在地麵上的平台，有樓梯在外的二層樓教室，還有一排排平房教室，教室周圍有寬闊的活動空間。況且，它和我們的住宅區隻隔一條街。而去站一小學要走很遠的路（其實隻有十分鍾）。站一小學的操場小的可憐，除了男女教工廁所和一個垃圾箱，就隻剩下一小塊地方了，還不如保二小學的一個角落。站一小學隻有兩排教室，教室外麵的空間狹窄得無法活動。由於教室不夠，我們隻能上半天學，每周都分成上午班或下午班。
我們的學校雖然小,聲勢造得倒很大。臨街的全部牆麵上塗得色彩斑斕，不留一點空白。牆上畫有一身戎裝的穆桂英，題為“婦女生產真英雄，賽過當年穆桂英”，氣宇軒昂的黃忠，題為“老年挑擔千斤重，賽過當年老黃忠”，還有英姿勃發的羅成，題為“少年兒童齊出征，賽過當年小羅成”。在所有彩圖的上方是楷書的紅色大字：“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校園裏的氣氛和牆外的壁畫一樣熱烈。本來很小的操場建起了一座“煉鋼爐”。因為修爐要用耐火磚，老師讓每個同學交給學校一塊耐火磚。當時醫學院食堂正在扒爐灶，爐膛裏的舊磚替換下來，我向食堂的廚師伯伯要了一塊，樂顛顛地拿到學校交了差。“煉鋼爐”建起來了，高年級的同學（三、四年級）負責“煉鋼”，我們一年級的同學負責吸鐵砂，每天中午放學前每人發一包鐵砂。吃完午飯，我就趴在寫字台上認真地用吸鐵石吸著鐵砂，一絲不苟。這成了我上學以後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有一次煉鋼爐出爐的盛況被我遇見了，我親眼見到了從爐裏鏟出的一坨坨黑灰色的叫“鐵粑粑”的東西。那是我們學校“煉鋼爐”煉出的最優質的東西了。
在“大躍進”的緊鑼密鼓聲中,我們的課餘時間被越來越多的“活動”占據了。首先是“除四害”，蒼蠅、蚊子、老鼠、麻雀成了我們最大的敵人。每天下午，我都會拿著蒼蠅拍、空火柴盒和媽媽為我準備的鑷子，去公共廁所打蒼蠅，因為那裏蒼蠅又多又大，很好打。我聞不到廁所的氣味，也不顧蒼蠅圍著我嗡嗡，隻顧盯著我的目標拍下去，將拍死的害蟲一個一個用鑷子夾起，裝滿火柴盒，才能“收工”。每天早上老師的講桌上擺滿了同學們交上的火柴盒。我還和姐姐一起去十二組公廁後麵的糞池挖蛹，因為這樣，它們就不會變成蒼蠅了。
最聲勢浩大的行動就是捕捉麻雀了，家家門前都用木棍支起一個大盆或大筐，拴上繩，在地上放上點兒米粒，然後拉住繩子另一端，等著麻雀來啄米。我們靜靜地守在一邊，緊張地盯著被支起的籮筐或大盆，麻雀落在地上啄米時，突然將繩子一拉，麻雀就扣在裏邊了。男孩子們製作了彈弓，隨時隨地瞄準空中的麻雀打下來。很快，整天嘁嘁喳喳，成群結隊飛來飛去的麻雀在我們的視線裏消失了。
我們的“大事業”還有很多。其中一個是揀廢鐵。為了煉鋼鐵，首先要做的就是收集一切帶鐵的東西。因為街道也修了煉鋼爐，家家戶戶的鐵盆，鐵鍋，鎖頭都被收去，最後連奶奶留下的銅火鍋、銅水罐和銅盆也被街道收走了。我們隻能跑到馬路上睜大眼睛，搜尋一個個廢棄的鐵片、鐵皮、鐵釘。不知哪個同學發現了老馬路上的一個鐵工廠裏有堆積的鐵屑，是車零件的下腳料。我們興奮極了，每次都會大筐小筐裝得滿滿背回家，再交到學校。除了揀廢鐵，我們還揀玻璃，揀廢紙，說是可以回收利用。那時，紙張越來越緊缺，我們買的作業本質量低劣，黑黃色的紙薄厚不勻，背麵疙疙瘩瘩，鉛筆很容易劃破紙張。我們每天都認真搜尋著這些“稀有資源”，有時如獲至寶，有時又大失所望。
還有一件大事：揀糞。媽媽給我和姐姐各買了一個糞筐，我們每天午後、晚上都挎上它守在馬路上，眼巴巴地盼望馬車路過，有時一坨熱氣騰騰的糞便剛一落地，我就挎著糞筐衝上去，用鏟子將糞鏟起來放進糞筐，如果動作稍慢，就會被別的小朋友搶去了。
有一天，姐姐的一個同學偵察到一個情報：十一組和十二組交界的馬路邊有一個馬棚，有些馬車在那裏留宿，而且夜裏十二點到淩晨四點之間馬棚裏沒有人，可以進去撿糞。姐姐和她的幾個同學決定當天就采取行動。半夜裏，我被姐姐捅醒，我倆摸著黑，悄悄爬下床，從廚房的北門溜出家，帶著事先準備好的糞筐，深一腳淺一腳地向目的地進發。一切都如策劃好的一樣，我們在馬棚前興奮地集合，然後，每個人都把自己的糞筐裝得滿滿的，壓了又壓，心滿意足地提回家了。這以後，我們又行動了很多次，順利完成了學校定的拾糞指標。
一次中午放學時，老師通知我們下午帶空書包去學校，因為運垃圾的馬車被上級派出去搞“大會戰”，學校的垃圾已經幾天沒有運走了，我們要完成運送垃圾的任務。在老師的指導下每個同學都把自己的書包裝上滿滿的垃圾，然後排隊出發。我們背著垃圾包走了很遠的路，到了南山垃圾場，才把裝在書包裏的垃圾倒出來。這時我們的臉上手上都已經沾滿了垃圾。當我們又排著隊走回學校的時候，太陽已落下去了。這件事，對於現在的孩子們簡直匪夷所思。我偶爾回憶起那一個難忘的下午自己做過的事，都覺得不可思議。在那個“熱火朝天”的年代，還有什麽“奇跡”是不可能發生的？
我上學不久，大姨被街道安排去了街道幼兒園，家裏一下子冷清起來，一日三餐也沒有了規律。媽媽安排我中午去街道食堂打飯。所謂食堂，就是離我家兩個胡同的一所住宅房，打飯是從一個小窗口遞進去錢和糧票，再遞過飯盒,然後接過送出來半盒小米和大米混合的幹飯，每天都是如此。買飯的人都說給的飯缺斤少兩，沒有多久，這個食堂就黃了。
以後的一段時間，我和姐姐每天中午放學後就去醫學院食堂吃飯。寬大的飯廳分為兩部分：教工食堂和學生食堂。我們家四口人包了一個圓桌，可以自己點菜，就像在家裏吃飯一樣。我和姐姐為每天都和爸媽一起聚餐，和好朋友們見麵，樂此不疲地奔波在學校和醫學院的食堂之間。
爸爸發現了問題：我們兩個小學生心安理得地坐在教工食堂吃著自己點的菜，還覺得理所當然，而那些大學生卻要站著吃飯，並且是統一分配的單一的飯菜。他聽說姐姐和我的學校都辦起了食堂，就主張我們轉到自己學校的食堂吃飯。我倆就老老實實回自己學校的食堂吃飯去了。因為要轉糧食關係，所以我倆的三餐都要在學校吃。我每天早、中、晚都要拎著媽媽用毛巾縫製的碗袋（裏麵裝著兩隻碗、一副筷子），再背著書包，來往於我家和學校之間。
學校沒有專門食堂，隻是適應大躍進的要求臨時辦起的，在這裏吃飯的幾十名同學都是雙職工子女，家中又沒有老人的。所謂食堂就是在閑置的教室裏將課桌連起來變成飯桌，幾十個人圍在一起吃飯。每天的飯菜十分簡單，早上是粥，中午和晚上是麵條或是饅頭，按定量分給每人一份。當時我的糧食定量是每月二十四斤，早上分到兩碗很稀的粥，中午一碗麵條或者是兩個小饅頭，晚上還是麵條或者是米粥，菜也隻是炒土豆絲、白菜片，或者熬白菜等。我有時沒到吃飯時間就會餓，吃了飯後還覺得不飽，但不好意思再回家裏吃東西了，因為我知道家裏沒有我的定量了。
一次放暑假時，我感冒發燒，不能去學校吃飯了，媽媽給我做了病號飯，吃完以後，我悄悄地告訴姐姐，請她拿我的飯袋去把我的飯打回來給家裏人吃。姐姐就跑到站一小學，打回了我的兩碗稀飯。那個假期，我都是每天奔走在學校和家之間，隻為了一日三餐。
後來爸爸媽媽發現我和姐姐都浮腫了，才了解到學校食堂的惡劣情形和我們半饑半飽的狀況，就把我倆的糧食關係轉回了家，他們也不在學校食堂吃飯了。不久，大姨和弟弟也回來了。全家人都回家吃飯了，我再也沒有餓過肚子了。
童年童話 (10): 躍進年代
旭子 (2025-12-11 08:12:19) 評論 (0)
第一章 童年童話
10、站一小學
（1）躍進年代
1958年夏季，在一片“三麵紅旗”的喧囂聲中，我上學了。那時，學校的名字還叫“站前小學”，是站前街道唯一的一所小學，和兒童公園的正門隻隔著一條上海路。那一年，很多東西都改變了，直接影響我們的就是學區劃分，我們居民區上學的孩子都被劃到了新學區，而以前上學的大孩子都讀的是保二小學。我們很不開心。
保二小學是我們從小玩慣了的地方，它那闊大的操場，是我們兒時的一個樂園。那裏有撬撬板、高低杠，還有一個很大的地下室和露在地麵上的平台，有樓梯在外的二層樓教室，還有一排排平房教室，教室周圍有寬闊的活動空間。況且，它和我們的住宅區隻隔一條街。而去站一小學要走很遠的路（其實隻有十分鍾）。站一小學的操場小的可憐，除了男女教工廁所和一個垃圾箱，就隻剩下一小塊地方了，還不如保二小學的一個角落。站一小學隻有兩排教室，教室外麵的空間狹窄得無法活動。由於教室不夠，我們隻能上半天學，每周都分成上午班或下午班。
我們的學校雖然小,聲勢造得倒很大。臨街的全部牆麵上塗得色彩斑斕，不留一點空白。牆上畫有一身戎裝的穆桂英，題為“婦女生產真英雄，賽過當年穆桂英”，氣宇軒昂的黃忠，題為“老年挑擔千斤重，賽過當年老黃忠”，還有英姿勃發的羅成，題為“少年兒童齊出征，賽過當年小羅成”。在所有彩圖的上方是楷書的紅色大字：“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校園裏的氣氛和牆外的壁畫一樣熱烈。本來很小的操場建起了一座“煉鋼爐”。因為修爐要用耐火磚，老師讓每個同學交給學校一塊耐火磚。當時醫學院食堂正在扒爐灶，爐膛裏的舊磚替換下來，我向食堂的廚師伯伯要了一塊，樂顛顛地拿到學校交了差。“煉鋼爐”建起來了，高年級的同學（三、四年級）負責“煉鋼”，我們一年級的同學負責吸鐵砂，每天中午放學前每人發一包鐵砂。吃完午飯，我就趴在寫字台上認真地用吸鐵石吸著鐵砂，一絲不苟。這成了我上學以後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有一次煉鋼爐出爐的盛況被我遇見了，我親眼見到了從爐裏鏟出的一坨坨黑灰色的叫“鐵粑粑”的東西。那是我們學校“煉鋼爐”煉出的最優質的東西了。
在“大躍進”的緊鑼密鼓聲中,我們的課餘時間被越來越多的“活動”占據了。首先是“除四害”，蒼蠅、蚊子、老鼠、麻雀成了我們最大的敵人。每天下午，我都會拿著蒼蠅拍、空火柴盒和媽媽為我準備的鑷子，去公共廁所打蒼蠅，因為那裏蒼蠅又多又大，很好打。我聞不到廁所的氣味，也不顧蒼蠅圍著我嗡嗡，隻顧盯著我的目標拍下去，將拍死的害蟲一個一個用鑷子夾起，裝滿火柴盒，才能“收工”。每天早上老師的講桌上擺滿了同學們交上的火柴盒。我還和姐姐一起去十二組公廁後麵的糞池挖蛹，因為這樣，它們就不會變成蒼蠅了。
最聲勢浩大的行動就是捕捉麻雀了，家家門前都用木棍支起一個大盆或大筐，拴上繩，在地上放上點兒米粒，然後拉住繩子另一端，等著麻雀來啄米。我們靜靜地守在一邊，緊張地盯著被支起的籮筐或大盆，麻雀落在地上啄米時，突然將繩子一拉，麻雀就扣在裏邊了。男孩子們製作了彈弓，隨時隨地瞄準空中的麻雀打下來。很快，整天嘁嘁喳喳，成群結隊飛來飛去的麻雀在我們的視線裏消失了。
我們的“大事業”還有很多。其中一個是揀廢鐵。為了煉鋼鐵，首先要做的就是收集一切帶鐵的東西。因為街道也修了煉鋼爐，家家戶戶的鐵盆，鐵鍋，鎖頭都被收去，最後連奶奶留下的銅火鍋、銅水罐和銅盆也被街道收走了。我們隻能跑到馬路上睜大眼睛，搜尋一個個廢棄的鐵片、鐵皮、鐵釘。不知哪個同學發現了老馬路上的一個鐵工廠裏有堆積的鐵屑，是車零件的下腳料。我們興奮極了，每次都會大筐小筐裝得滿滿背回家，再交到學校。除了揀廢鐵，我們還揀玻璃，揀廢紙，說是可以回收利用。那時，紙張越來越緊缺，我們買的作業本質量低劣，黑黃色的紙薄厚不勻，背麵疙疙瘩瘩，鉛筆很容易劃破紙張。我們每天都認真搜尋著這些“稀有資源”，有時如獲至寶，有時又大失所望。
還有一件大事：揀糞。媽媽給我和姐姐各買了一個糞筐，我們每天午後、晚上都挎上它守在馬路上，眼巴巴地盼望馬車路過，有時一坨熱氣騰騰的糞便剛一落地，我就挎著糞筐衝上去，用鏟子將糞鏟起來放進糞筐，如果動作稍慢，就會被別的小朋友搶去了。
有一天，姐姐的一個同學偵察到一個情報：十一組和十二組交界的馬路邊有一個馬棚，有些馬車在那裏留宿，而且夜裏十二點到淩晨四點之間馬棚裏沒有人，可以進去撿糞。姐姐和她的幾個同學決定當天就采取行動。半夜裏，我被姐姐捅醒，我倆摸著黑，悄悄爬下床，從廚房的北門溜出家，帶著事先準備好的糞筐，深一腳淺一腳地向目的地進發。一切都如策劃好的一樣，我們在馬棚前興奮地集合，然後，每個人都把自己的糞筐裝得滿滿的，壓了又壓，心滿意足地提回家了。這以後，我們又行動了很多次，順利完成了學校定的拾糞指標。
一次中午放學時，老師通知我們下午帶空書包去學校，因為運垃圾的馬車被上級派出去搞“大會戰”，學校的垃圾已經幾天沒有運走了，我們要完成運送垃圾的任務。在老師的指導下每個同學都把自己的書包裝上滿滿的垃圾，然後排隊出發。我們背著垃圾包走了很遠的路，到了南山垃圾場，才把裝在書包裏的垃圾倒出來。這時我們的臉上手上都已經沾滿了垃圾。當我們又排著隊走回學校的時候，太陽已落下去了。這件事，對於現在的孩子們簡直匪夷所思。我偶爾回憶起那一個難忘的下午自己做過的事，都覺得不可思議。在那個“熱火朝天”的年代，還有什麽“奇跡”是不可能發生的？
我上學不久，大姨被街道安排去了街道幼兒園，家裏一下子冷清起來，一日三餐也沒有了規律。媽媽安排我中午去街道食堂打飯。所謂食堂，就是離我家兩個胡同的一所住宅房，打飯是從一個小窗口遞進去錢和糧票，再遞過飯盒,然後接過送出來半盒小米和大米混合的幹飯，每天都是如此。買飯的人都說給的飯缺斤少兩，沒有多久，這個食堂就黃了。
以後的一段時間，我和姐姐每天中午放學後就去醫學院食堂吃飯。寬大的飯廳分為兩部分：教工食堂和學生食堂。我們家四口人包了一個圓桌，可以自己點菜，就像在家裏吃飯一樣。我和姐姐為每天都和爸媽一起聚餐，和好朋友們見麵，樂此不疲地奔波在學校和醫學院的食堂之間。
爸爸發現了問題：我們兩個小學生心安理得地坐在教工食堂吃著自己點的菜，還覺得理所當然，而那些大學生卻要站著吃飯，並且是統一分配的單一的飯菜。他聽說姐姐和我的學校都辦起了食堂，就主張我們轉到自己學校的食堂吃飯。我倆就老老實實回自己學校的食堂吃飯去了。因為要轉糧食關係，所以我倆的三餐都要在學校吃。我每天早、中、晚都要拎著媽媽用毛巾縫製的碗袋（裏麵裝著兩隻碗、一副筷子），再背著書包，來往於我家和學校之間。
學校沒有專門食堂，隻是適應大躍進的要求臨時辦起的，在這裏吃飯的幾十名同學都是雙職工子女，家中又沒有老人的。所謂食堂就是在閑置的教室裏將課桌連起來變成飯桌，幾十個人圍在一起吃飯。每天的飯菜十分簡單，早上是粥，中午和晚上是麵條或是饅頭，按定量分給每人一份。當時我的糧食定量是每月二十四斤，早上分到兩碗很稀的粥，中午一碗麵條或者是兩個小饅頭，晚上還是麵條或者是米粥，菜也隻是炒土豆絲、白菜片，或者熬白菜等。我有時沒到吃飯時間就會餓，吃了飯後還覺得不飽，但不好意思再回家裏吃東西了，因為我知道家裏沒有我的定量了。
一次放暑假時，我感冒發燒，不能去學校吃飯了，媽媽給我做了病號飯，吃完以後，我悄悄地告訴姐姐，請她拿我的飯袋去把我的飯打回來給家裏人吃。姐姐就跑到站一小學，打回了我的兩碗稀飯。那個假期，我都是每天奔走在學校和家之間，隻為了一日三餐。
後來爸爸媽媽發現我和姐姐都浮腫了，才了解到學校食堂的惡劣情形和我們半饑半飽的狀況，就把我倆的糧食關係轉回了家，他們也不在學校食堂吃飯了。不久，大姨和弟弟也回來了。全家人都回家吃飯了，我再也沒有餓過肚子了。
10、站一小學
（1）躍進年代
1958年夏季，在一片“三麵紅旗”的喧囂聲中，我上學了。那時，學校的名字還叫“站前小學”，是站前街道唯一的一所小學，和兒童公園的正門隻隔著一條上海路。那一年，很多東西都改變了，直接影響我們的就是學區劃分，我們居民區上學的孩子都被劃到了新學區，而以前上學的大孩子都讀的是保二小學。我們很不開心。
保二小學是我們從小玩慣了的地方，它那闊大的操場，是我們兒時的一個樂園。那裏有撬撬板、高低杠，還有一個很大的地下室和露在地麵上的平台，有樓梯在外的二層樓教室，還有一排排平房教室，教室周圍有寬闊的活動空間。況且，它和我們的住宅區隻隔一條街。而去站一小學要走很遠的路（其實隻有十分鍾）。站一小學的操場小的可憐，除了男女教工廁所和一個垃圾箱，就隻剩下一小塊地方了，還不如保二小學的一個角落。站一小學隻有兩排教室，教室外麵的空間狹窄得無法活動。由於教室不夠，我們隻能上半天學，每周都分成上午班或下午班。
我們的學校雖然小,聲勢造得倒很大。臨街的全部牆麵上塗得色彩斑斕，不留一點空白。牆上畫有一身戎裝的穆桂英，題為“婦女生產真英雄，賽過當年穆桂英”，氣宇軒昂的黃忠，題為“老年挑擔千斤重，賽過當年老黃忠”，還有英姿勃發的羅成，題為“少年兒童齊出征，賽過當年小羅成”。在所有彩圖的上方是楷書的紅色大字：“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校園裏的氣氛和牆外的壁畫一樣熱烈。本來很小的操場建起了一座“煉鋼爐”。因為修爐要用耐火磚，老師讓每個同學交給學校一塊耐火磚。當時醫學院食堂正在扒爐灶，爐膛裏的舊磚替換下來，我向食堂的廚師伯伯要了一塊，樂顛顛地拿到學校交了差。“煉鋼爐”建起來了，高年級的同學（三、四年級）負責“煉鋼”，我們一年級的同學負責吸鐵砂，每天中午放學前每人發一包鐵砂。吃完午飯，我就趴在寫字台上認真地用吸鐵石吸著鐵砂，一絲不苟。這成了我上學以後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有一次煉鋼爐出爐的盛況被我遇見了，我親眼見到了從爐裏鏟出的一坨坨黑灰色的叫“鐵粑粑”的東西。那是我們學校“煉鋼爐”煉出的最優質的東西了。
在“大躍進”的緊鑼密鼓聲中,我們的課餘時間被越來越多的“活動”占據了。首先是“除四害”，蒼蠅、蚊子、老鼠、麻雀成了我們最大的敵人。每天下午，我都會拿著蒼蠅拍、空火柴盒和媽媽為我準備的鑷子，去公共廁所打蒼蠅，因為那裏蒼蠅又多又大，很好打。我聞不到廁所的氣味，也不顧蒼蠅圍著我嗡嗡，隻顧盯著我的目標拍下去，將拍死的害蟲一個一個用鑷子夾起，裝滿火柴盒，才能“收工”。每天早上老師的講桌上擺滿了同學們交上的火柴盒。我還和姐姐一起去十二組公廁後麵的糞池挖蛹，因為這樣，它們就不會變成蒼蠅了。
最聲勢浩大的行動就是捕捉麻雀了，家家門前都用木棍支起一個大盆或大筐，拴上繩，在地上放上點兒米粒，然後拉住繩子另一端，等著麻雀來啄米。我們靜靜地守在一邊，緊張地盯著被支起的籮筐或大盆，麻雀落在地上啄米時，突然將繩子一拉，麻雀就扣在裏邊了。男孩子們製作了彈弓，隨時隨地瞄準空中的麻雀打下來。很快，整天嘁嘁喳喳，成群結隊飛來飛去的麻雀在我們的視線裏消失了。
我們的“大事業”還有很多。其中一個是揀廢鐵。為了煉鋼鐵，首先要做的就是收集一切帶鐵的東西。因為街道也修了煉鋼爐，家家戶戶的鐵盆，鐵鍋，鎖頭都被收去，最後連奶奶留下的銅火鍋、銅水罐和銅盆也被街道收走了。我們隻能跑到馬路上睜大眼睛，搜尋一個個廢棄的鐵片、鐵皮、鐵釘。不知哪個同學發現了老馬路上的一個鐵工廠裏有堆積的鐵屑，是車零件的下腳料。我們興奮極了，每次都會大筐小筐裝得滿滿背回家，再交到學校。除了揀廢鐵，我們還揀玻璃，揀廢紙，說是可以回收利用。那時，紙張越來越緊缺，我們買的作業本質量低劣，黑黃色的紙薄厚不勻，背麵疙疙瘩瘩，鉛筆很容易劃破紙張。我們每天都認真搜尋著這些“稀有資源”，有時如獲至寶，有時又大失所望。
還有一件大事：揀糞。媽媽給我和姐姐各買了一個糞筐，我們每天午後、晚上都挎上它守在馬路上，眼巴巴地盼望馬車路過，有時一坨熱氣騰騰的糞便剛一落地，我就挎著糞筐衝上去，用鏟子將糞鏟起來放進糞筐，如果動作稍慢，就會被別的小朋友搶去了。
有一天，姐姐的一個同學偵察到一個情報：十一組和十二組交界的馬路邊有一個馬棚，有些馬車在那裏留宿，而且夜裏十二點到淩晨四點之間馬棚裏沒有人，可以進去撿糞。姐姐和她的幾個同學決定當天就采取行動。半夜裏，我被姐姐捅醒，我倆摸著黑，悄悄爬下床，從廚房的北門溜出家，帶著事先準備好的糞筐，深一腳淺一腳地向目的地進發。一切都如策劃好的一樣，我們在馬棚前興奮地集合，然後，每個人都把自己的糞筐裝得滿滿的，壓了又壓，心滿意足地提回家了。這以後，我們又行動了很多次，順利完成了學校定的拾糞指標。
一次中午放學時，老師通知我們下午帶空書包去學校，因為運垃圾的馬車被上級派出去搞“大會戰”，學校的垃圾已經幾天沒有運走了，我們要完成運送垃圾的任務。在老師的指導下每個同學都把自己的書包裝上滿滿的垃圾，然後排隊出發。我們背著垃圾包走了很遠的路，到了南山垃圾場，才把裝在書包裏的垃圾倒出來。這時我們的臉上手上都已經沾滿了垃圾。當我們又排著隊走回學校的時候，太陽已落下去了。這件事，對於現在的孩子們簡直匪夷所思。我偶爾回憶起那一個難忘的下午自己做過的事，都覺得不可思議。在那個“熱火朝天”的年代，還有什麽“奇跡”是不可能發生的？
我上學不久，大姨被街道安排去了街道幼兒園，家裏一下子冷清起來，一日三餐也沒有了規律。媽媽安排我中午去街道食堂打飯。所謂食堂，就是離我家兩個胡同的一所住宅房，打飯是從一個小窗口遞進去錢和糧票，再遞過飯盒,然後接過送出來半盒小米和大米混合的幹飯，每天都是如此。買飯的人都說給的飯缺斤少兩，沒有多久，這個食堂就黃了。
以後的一段時間，我和姐姐每天中午放學後就去醫學院食堂吃飯。寬大的飯廳分為兩部分：教工食堂和學生食堂。我們家四口人包了一個圓桌，可以自己點菜，就像在家裏吃飯一樣。我和姐姐為每天都和爸媽一起聚餐，和好朋友們見麵，樂此不疲地奔波在學校和醫學院的食堂之間。
爸爸發現了問題：我們兩個小學生心安理得地坐在教工食堂吃著自己點的菜，還覺得理所當然，而那些大學生卻要站著吃飯，並且是統一分配的單一的飯菜。他聽說姐姐和我的學校都辦起了食堂，就主張我們轉到自己學校的食堂吃飯。我倆就老老實實回自己學校的食堂吃飯去了。因為要轉糧食關係，所以我倆的三餐都要在學校吃。我每天早、中、晚都要拎著媽媽用毛巾縫製的碗袋（裏麵裝著兩隻碗、一副筷子），再背著書包，來往於我家和學校之間。
學校沒有專門食堂，隻是適應大躍進的要求臨時辦起的，在這裏吃飯的幾十名同學都是雙職工子女，家中又沒有老人的。所謂食堂就是在閑置的教室裏將課桌連起來變成飯桌，幾十個人圍在一起吃飯。每天的飯菜十分簡單，早上是粥，中午和晚上是麵條或是饅頭，按定量分給每人一份。當時我的糧食定量是每月二十四斤，早上分到兩碗很稀的粥，中午一碗麵條或者是兩個小饅頭，晚上還是麵條或者是米粥，菜也隻是炒土豆絲、白菜片，或者熬白菜等。我有時沒到吃飯時間就會餓，吃了飯後還覺得不飽，但不好意思再回家裏吃東西了，因為我知道家裏沒有我的定量了。
一次放暑假時，我感冒發燒，不能去學校吃飯了，媽媽給我做了病號飯，吃完以後，我悄悄地告訴姐姐，請她拿我的飯袋去把我的飯打回來給家裏人吃。姐姐就跑到站一小學，打回了我的兩碗稀飯。那個假期，我都是每天奔走在學校和家之間，隻為了一日三餐。
後來爸爸媽媽發現我和姐姐都浮腫了，才了解到學校食堂的惡劣情形和我們半饑半飽的狀況，就把我倆的糧食關係轉回了家，他們也不在學校食堂吃飯了。不久，大姨和弟弟也回來了。全家人都回家吃飯了，我再也沒有餓過肚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