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序：
裕仁天皇非常清楚，古今政治，憤青和民粹情緒總是集權和獨裁的天然盟友。
如今再看日本侵華戰爭與太平洋戰爭，其實有著很多耐人思考的問題。
然而，願意思考，始終是社會一個技術性難題。
如不思考，人們願意從院校規範的曆史到網絡、茶坊去尋找曆史答案，在規定視角，去分析日本侵華戰爭與太平洋戰爭，也就習慣了將日本在侵華戰爭與太平洋戰爭的慘敗原因，歸結到日本決策層的關於北上和南下戰略的決策性失誤。
然而，這是誤區。
其實，就日本國情與當時國際形勢而言，日本自發起盧溝橋事變，再到淞滬會戰發起全麵侵華戰爭，就軍事戰略論，就已將自己推向了戰敗的深淵。
當年日本，雖然經過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和一次大戰等幾個階段的得到奇跡好運、順風順水的發展，開始躋身世界列強，號稱軍事大國，但是，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近現代化發展，取得成就和家底畢竟有限。
1937年夏秋，日本在經濟、工業、軍事等等多方麵發展迅猛，然而，就日本工業基礎而言，相比老牌的帝國主義強國差距極大，不過勉強弱於歐美二流國家。
同時，日本缺乏海外殖民地資源，本土資源也極為匱缺，整體國力無法支撐長期的戰爭。
可見，日本草率展開全麵侵華戰爭，憑其優勢工業、經濟及軍事力量，雖然短期在中國戰場占盡上風，但隨著戰線拉長，日軍入侵、深入到華中腹地，軍力被大幅“稀釋”，這時日本不免力不從心。
於是，戰爭進程也就必然會出現更多變數。
日軍受製工業化規模、量產、原料等等影響，既無法保障戰爭消耗，同時為中國戰區地域廣袤、戰線漫長、空間時間延伸等方麵大幅“稀釋”，戰爭資源捉襟見肘，軍勢必然為之頹廢。
無疑，如是日本無法速戰決勝中國，必將陷入戰爭泥潭。
可見，網傳當年日本如是孤注一擲，以舉國之力侵華，即可打贏戰爭的觀點，實則是脫離日本戰爭資源情況的書生空談。
戰爭資源決定性影響戰爭進程，現在的俄烏戰爭如此，當年的中日戰爭也是如此，這是一個非常容易看清楚的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當年的日本的頂層決策者們，必然也是看得更加清楚。
因此，無論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1932年的淞滬一二八抗戰，以及後來的錦州事變、熱河事變、長城抗戰等等，甚至到了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總是在武力作戰的同時，一廂情願為中日武裝衝突預設了外交斡旋及“現地談判”的退路。
尤其“現地談判”，更是日本外交陪伴武力侵略的殺招。
在日本人看來，“現地談判”即為中日出現武裝摩擦而不至於戰爭全麵化的保險。
因此，無論最初的中日局部武裝摩擦，甚至於七七事變、八一三事變爆發，日本已經發動全麵侵華戰爭，日本在軍事、外交、政略等等方麵，都是將決戰國軍主力；外交脅迫中國投降談判兩條，視作侵華根本戰略，並且貫穿於抗戰八年的始終。
然而，日本終究沒有估計到中日全麵戰爭之外，還會在經濟、政治、外交、文化、金融等等方麵，受到中日戰爭之外的國際社會的深遠影響。
中日國力、軍力差距，事實上在抗戰爆發的第一年，就在戰場上完全暴露。
1937年夏秋，中日全麵戰爭爆發。
到1938年夏秋，武漢會戰和廣州會戰，中日全麵戰爭的第一年，日本即憑借絕對優勢的國力、軍力，勢如破竹在華北、華東及華南等戰場擊敗中國軍隊。
武漢會戰結束，日軍在付出極大的兵員、物資消耗代價之後，攻入華中，占領武漢。
用寶貴的兵員傷亡和物資消耗去換取土地，這是俄軍在頓巴斯戰場的攻略，當年日本亦然，都是現代兵家大忌。
事實上，武漢會戰之後，日本戰線拉長數千裏，與抗戰國軍全麵戰略對峙，鏖戰不休，幾無速戰決勝、也就難以“現地談判”壓迫中國，贏得類似九一八事變、錦州事變、熱河事變等等局部化蠶食中國的戰略勝利。
1939年，中日戰爭即進入相持階段，這是日本戰敗的開端。
這一年，日軍已經疲於中國戰場，要想踐行北上南下戰略，根本就是有心無力。
這時，日本軍政精英大佬們迫切尋求與汪偽集團媾和，也是十分焦慮於速戰決勝這一戰略問題。
然而，在日本宣傳機器的“打雞血”宣傳、日軍侵華軍事勝利的態勢下，日本朝野人物與普通民眾熱血高漲，根本無法理喻日本精英群體的思考與焦慮。
於是，日本民粹情緒，反推日本政府和日本軍隊在對華關係，一味步入了鬥狠逞強和隻進不退的夾道。
其實，回望曆史，在七七事變、淞滬會戰期間和武漢會戰前夜，中日雙方曾經出現過至少三次和談機會。
最終，日本民情湧動，日本軍政高層貪婪觀望數次出爾反爾，使得關係中日國運的極為寶貴的三次和談機會悉數夭折。
拒絕了和談，戰爭自然迎麵而來。
武漢會戰之後數年，中國戰場猶如泥潭，日軍戰線拉長，深陷其中，經濟不堪重負，瀕臨崩潰，其可用於購買保障戰爭的石油、糧食等戰略物資的可支付外匯幾乎枯竭……
此刻日本也到了咬牙苦撐的生死關頭。
1941年，日本麵臨美國的石油禁運和經濟製裁威脅，繼續戰爭麵臨空前危機。
沒有完整戰爭計劃，沒有足夠戰爭資源，卻又要堅決選擇戰爭。
如今，中日戰爭不可收拾，日本這才為形勢所迫，開始考慮調整和應對侵華戰爭和國際關係的宏觀戰略及國策。
戰略物資枯竭，肯定無法繼續進行戰爭。
然而接受美國、英國等斡旋，日本就必須要同意放棄在華北、華東鯨吞利益，停止戰爭，於是，日本天皇貪婪，精英及決策層更沒有決心和勇氣，各種停戰外交隻好擱淺。
回望曆史，不難發現，日本無論在1937年發動全麵侵華，還是在1941年偷襲珍珠港，這兩次關係日本國運的重大決策，日本軍政在軍事、政治和外交上，都是顯得相當潦草、倉猝，混亂，兒戲。
從1937年全麵侵華-1941年偷襲珍珠港短短3、4年間，日本從孟浪發起盧溝橋事變，草率增兵淞滬會戰，悍然跨越製令線進攻南京，再到無知無畏將戰線延伸武漢、廣州……
最後，戰爭越打越大，日本騎虎難下，為完全封鎖中國和贏得戰爭，不惜攻占香港、海南島，侵入中南半島，東南亞，直至偷襲珍珠港。
思維淩亂、沒有邏輯的典型的飲鴆止渴的戰略。
現在再看，其實日本的策略邏輯線淩亂，既源於日本國內政治風氣，軍政分歧體製，民粹情緒泛濫，在軍事上也源於日本海軍與陸軍的重大戰略分歧。
七七事變，海軍幹涉陸軍，提出“陸軍作戰範圍不會超過永定河和保定一線”。
淞滬事變，日本海軍陸戰隊與中國軍隊爆發直接衝突。
這時，日本陸海軍開始聯合作戰。
這次作戰，京滬杭戰區的日軍陸海軍都是采取激進戰略，違背日本軍部製訂的作戰計劃，悍然跨過製令線，攻占南京，進一步升級了中日戰爭。
頗為吊詭的是，就在中日戰爭不斷升級為全麵戰爭之時，日本海軍以第3艦隊一部兵力應付中國戰場同時，日本海軍部卻向陸軍部提出陳兵張鼓峰和諾門坎，預備對蘇聯作戰的戰略主張。
反而日本陸軍高層卻對海軍北上戰略毫無興趣。
當時，以日本國力、軍力發起全麵侵華尚且陷入戰爭泥潭，如是在滿洲、蒙古方向再激起與蘇聯戰爭，後果簡直無法想象。
可見，海軍部提出的所謂陳兵張鼓峰、諾門坎，準備和蘇聯作戰的建議，不過是海軍部對陸軍的一次大忽悠。
日本陸、海軍之間的私怨、分歧，可謂五花八門。
可見，日本海、陸軍均無北上計劃，於是，1941年日本麵臨美國石油禁運和經濟製裁威脅，要想將侵華戰爭繼續下去，便隻能將作戰方向轉移到戰爭資源極為豐富的東南亞。
在德國歐戰得手，歐美列強應付歐洲戰場的態勢下，日本數年鏖戰，資源匱缺，便有了乘虛而入，攻略美、英、法、荷蘭等國東南亞殖民地，謀求以戰養戰的戰略方向。
至此，為了入侵東南亞，日本隻得偷襲珍珠港，打垮美軍太平洋艦隊，為入侵東南亞消除戰略威脅。
1941年12月7日，日本成功偷襲珍珠港。
同時，廣島和長崎的核爆也開啟了倒計時。
回望曆史可見，日本國力不足以支撐繼續中日全麵戰爭，美日國力對比懸殊，偷襲珍珠港可謂戰爭史上最不務實際的戰略冒險。
其實，當年，縱算日本陸、海軍之間存在多大的分歧，站在日本國家利益角度，無論廣田弘毅及其內閣或者東條英機及其內閣，他們作為日本當時的頂層精英人物，走南闖北，見多識廣，諳熟國情，都是深切知道偷襲珍珠港和擴大戰爭純屬希望渺茫的戰略冒險，不測結果。
然而，日本國內民粹情緒洶湧澎湃，日本決策和精英群體也隻能選擇唯一可選的逞強鬥狠的選項。
他們心裏明白，如不這樣，必將重蹈二二六兵變覆轍不遠。
二二六兵變，可謂日本徹底放棄大正時代好不容易培養起來的些許理性風氣，刺激全民民粹情緒暴漲的標誌性事件。
回望1936年2月26日的二二六兵變，現在很多資料大多強調日本陸軍的皇道派與統製派之間的矛盾。
然而，就其形成體製和政治影響而言，這場兵變完全就是日本天皇為實現集權獨裁，與日本軍民徹底憤青化及民粹情緒的一次默契互動。
須知，明治維新後，日本實行君主立憲，然而名為虛君的天皇與權力藕斷絲連，天皇作為政壇隱者，對日本內閣具有相當的影響。
不過，日本憲政律令始終嚴格限製了日本天皇權力欲望。
事實證明，二二六事件中，時任首相岡田啟介幾乎被殺，前首相、日本內大臣海軍大將齋藤實被亂槍擊斃，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被斬首，前首相高橋是清被殺，日本“君主立憲”政治生態遭到極端破壞。
同時，在二二六兵變發起和鎮壓期間，日本天皇家族如海軍將領伏見宮博恭王，博義王，賀陽宮恒憲王，高鬆宮宣仁親王、華鼎博信等等，陸軍將領朝香宮鳩彥王、東久邇宮稔彥王、梨本宮守正王、閑院宮載仁親王等等，順勢突破法律限製，全麵介入和控製日本海、陸軍……
裕仁天皇成為這次事變最大受益者，順理成章完成了集權與獨裁。
天皇完成獨裁，日本內閣和海、陸軍部在政治當然墮落為天皇幕府。
裕仁天皇非常清楚，古今政治，憤青和民粹情緒總是集權和獨裁的天然盟友。
就此，日本開動宣傳機器，全力培養憤青和民粹情緒，數年之前，大正時期開明風氣蕩然無存，遍觀日本，憤青輩出、民粹洶湧，如是澆糞莊稼，瘋狂生長。
大勢所趨，全民狂熱，縱算少數精英腦子清醒，關鍵時刻，他們明哲保身，也就隻能緘默閉眼，關燈睡覺。
大和民族就此放飛自我，浪奔，浪湧……
此後，日本內閣及各級各類軍政決策人物無論政治競爭，重大決策，也就習慣了“幕府”風格，隨時立場轉換，最大程度去迎合天皇和民粹情緒。
於是，日本天皇獨裁與憤青及民粹情緒互壯聲勢，相得益彰，推動日本走向戰爭，走向毀滅。
事實證明，二二六兵變和日本政治生態對數年後的日本戰爭政策，影響極為深遠和重大。
當時，日本軍政高層以穩健、務實著稱的海軍將領米內光政、山本五十六等人，無一例外遭到日本天皇訓斥、憤青列為刺殺目標及民粹情緒譴責。
在1939年、40年期間，被陸軍視為親英美派的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六為躲避憤青刺殺和民粹輿論的國賊譴責，長期住在海軍基地，甚至躲上了軍艦。
最終，米內光政深受震撼，執政風格轉變，為了明哲保身，親自策劃和指揮攻占海南島，為推動日軍大舉南下、冒險東南亞的主要將領。
山本五十六亦然。
他是最了解美國實力、最清楚日本對美國開戰的後果的日本海軍統帥，也是日本海軍保守派最後一麵旗幟。
然而，他最終還是成為了日本海軍襲擊珍珠港的策劃者和踐行人。
由親善美國到突襲美國，山本五十六轉變之快，無疑是日本天皇訓斥與民粹情緒泛濫等等對他形成了巨大的潛在恐懼所致。
說到這裏，不難發現：
其實，當年，從發動侵華戰爭到偷襲珍珠港，甚至於到了挨了兩顆原子彈，日本多年戰爭，似乎根本就不存在體係化和清晰的戰略思路。
軍事與戰爭，本身就是政治的最為極端的表達形式。
因為根本沒有體係化的戰略思路，日本之所以發動侵華戰爭和偷襲珍珠港，既不存在以軍事、戰爭替代政治、外交一說，自然也談不上日本與中國、蘇聯、美國等國外交博弈失敗轉向戰爭一說。
這是一段糾纏恩怨的極端複雜曆史。
然而，這段曆史的主線卻又非常粗暴簡單。
純粹就是日本天皇完成集權和獨裁，重構日本政治生態，使得日本軍政高層及精英群體和日本民粹情緒及底層憤青民眾相互刺激、共振，形成激情政治態勢，繼而情緒、無序地引發了中日戰爭與偷襲珍珠港等擴大戰爭的導火索。
顯然，這是一場日本天皇與民粹情緒策動發起的戰爭。
從這個視角去看，所謂原子彈下無冤魂，並非虛言。
謹以此文，紀念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
作者：流浪的橡樹
抗戰勝利80年紀：日本天皇與民粹情緒的戰爭與毀滅
sandstone2 (2025-09-13 06:39:03) 評論 (0)題序：
裕仁天皇非常清楚，古今政治，憤青和民粹情緒總是集權和獨裁的天然盟友。
如今再看日本侵華戰爭與太平洋戰爭，其實有著很多耐人思考的問題。
然而，願意思考，始終是社會一個技術性難題。
如不思考，人們願意從院校規範的曆史到網絡、茶坊去尋找曆史答案，在規定視角，去分析日本侵華戰爭與太平洋戰爭，也就習慣了將日本在侵華戰爭與太平洋戰爭的慘敗原因，歸結到日本決策層的關於北上和南下戰略的決策性失誤。
然而，這是誤區。
其實，就日本國情與當時國際形勢而言，日本自發起盧溝橋事變，再到淞滬會戰發起全麵侵華戰爭，就軍事戰略論，就已將自己推向了戰敗的深淵。
當年日本，雖然經過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和一次大戰等幾個階段的得到奇跡好運、順風順水的發展，開始躋身世界列強，號稱軍事大國，但是，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近現代化發展，取得成就和家底畢竟有限。
1937年夏秋，日本在經濟、工業、軍事等等多方麵發展迅猛，然而，就日本工業基礎而言，相比老牌的帝國主義強國差距極大，不過勉強弱於歐美二流國家。
同時，日本缺乏海外殖民地資源，本土資源也極為匱缺，整體國力無法支撐長期的戰爭。
可見，日本草率展開全麵侵華戰爭，憑其優勢工業、經濟及軍事力量，雖然短期在中國戰場占盡上風，但隨著戰線拉長，日軍入侵、深入到華中腹地，軍力被大幅“稀釋”，這時日本不免力不從心。
於是，戰爭進程也就必然會出現更多變數。
日軍受製工業化規模、量產、原料等等影響，既無法保障戰爭消耗，同時為中國戰區地域廣袤、戰線漫長、空間時間延伸等方麵大幅“稀釋”，戰爭資源捉襟見肘，軍勢必然為之頹廢。
無疑，如是日本無法速戰決勝中國，必將陷入戰爭泥潭。
可見，網傳當年日本如是孤注一擲，以舉國之力侵華，即可打贏戰爭的觀點，實則是脫離日本戰爭資源情況的書生空談。
戰爭資源決定性影響戰爭進程，現在的俄烏戰爭如此，當年的中日戰爭也是如此，這是一個非常容易看清楚的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當年的日本的頂層決策者們，必然也是看得更加清楚。
因此，無論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1932年的淞滬一二八抗戰，以及後來的錦州事變、熱河事變、長城抗戰等等，甚至到了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總是在武力作戰的同時，一廂情願為中日武裝衝突預設了外交斡旋及“現地談判”的退路。
尤其“現地談判”，更是日本外交陪伴武力侵略的殺招。
在日本人看來，“現地談判”即為中日出現武裝摩擦而不至於戰爭全麵化的保險。
因此，無論最初的中日局部武裝摩擦，甚至於七七事變、八一三事變爆發，日本已經發動全麵侵華戰爭，日本在軍事、外交、政略等等方麵，都是將決戰國軍主力；外交脅迫中國投降談判兩條，視作侵華根本戰略，並且貫穿於抗戰八年的始終。
然而，日本終究沒有估計到中日全麵戰爭之外，還會在經濟、政治、外交、文化、金融等等方麵，受到中日戰爭之外的國際社會的深遠影響。
中日國力、軍力差距，事實上在抗戰爆發的第一年，就在戰場上完全暴露。
1937年夏秋，中日全麵戰爭爆發。
到1938年夏秋，武漢會戰和廣州會戰，中日全麵戰爭的第一年，日本即憑借絕對優勢的國力、軍力，勢如破竹在華北、華東及華南等戰場擊敗中國軍隊。
武漢會戰結束，日軍在付出極大的兵員、物資消耗代價之後，攻入華中，占領武漢。
用寶貴的兵員傷亡和物資消耗去換取土地，這是俄軍在頓巴斯戰場的攻略，當年日本亦然，都是現代兵家大忌。
事實上，武漢會戰之後，日本戰線拉長數千裏，與抗戰國軍全麵戰略對峙，鏖戰不休，幾無速戰決勝、也就難以“現地談判”壓迫中國，贏得類似九一八事變、錦州事變、熱河事變等等局部化蠶食中國的戰略勝利。
1939年，中日戰爭即進入相持階段，這是日本戰敗的開端。
這一年，日軍已經疲於中國戰場，要想踐行北上南下戰略，根本就是有心無力。
這時，日本軍政精英大佬們迫切尋求與汪偽集團媾和，也是十分焦慮於速戰決勝這一戰略問題。
然而，在日本宣傳機器的“打雞血”宣傳、日軍侵華軍事勝利的態勢下，日本朝野人物與普通民眾熱血高漲，根本無法理喻日本精英群體的思考與焦慮。
於是，日本民粹情緒，反推日本政府和日本軍隊在對華關係，一味步入了鬥狠逞強和隻進不退的夾道。
其實，回望曆史，在七七事變、淞滬會戰期間和武漢會戰前夜，中日雙方曾經出現過至少三次和談機會。
最終，日本民情湧動，日本軍政高層貪婪觀望數次出爾反爾，使得關係中日國運的極為寶貴的三次和談機會悉數夭折。
拒絕了和談，戰爭自然迎麵而來。
武漢會戰之後數年，中國戰場猶如泥潭，日軍戰線拉長，深陷其中，經濟不堪重負，瀕臨崩潰，其可用於購買保障戰爭的石油、糧食等戰略物資的可支付外匯幾乎枯竭……
此刻日本也到了咬牙苦撐的生死關頭。
1941年，日本麵臨美國的石油禁運和經濟製裁威脅，繼續戰爭麵臨空前危機。
沒有完整戰爭計劃，沒有足夠戰爭資源，卻又要堅決選擇戰爭。
如今，中日戰爭不可收拾，日本這才為形勢所迫，開始考慮調整和應對侵華戰爭和國際關係的宏觀戰略及國策。
戰略物資枯竭，肯定無法繼續進行戰爭。
然而接受美國、英國等斡旋，日本就必須要同意放棄在華北、華東鯨吞利益，停止戰爭，於是，日本天皇貪婪，精英及決策層更沒有決心和勇氣，各種停戰外交隻好擱淺。
回望曆史，不難發現，日本無論在1937年發動全麵侵華，還是在1941年偷襲珍珠港，這兩次關係日本國運的重大決策，日本軍政在軍事、政治和外交上，都是顯得相當潦草、倉猝，混亂，兒戲。
從1937年全麵侵華-1941年偷襲珍珠港短短3、4年間，日本從孟浪發起盧溝橋事變，草率增兵淞滬會戰，悍然跨越製令線進攻南京，再到無知無畏將戰線延伸武漢、廣州……
最後，戰爭越打越大，日本騎虎難下，為完全封鎖中國和贏得戰爭，不惜攻占香港、海南島，侵入中南半島，東南亞，直至偷襲珍珠港。
思維淩亂、沒有邏輯的典型的飲鴆止渴的戰略。
現在再看，其實日本的策略邏輯線淩亂，既源於日本國內政治風氣，軍政分歧體製，民粹情緒泛濫，在軍事上也源於日本海軍與陸軍的重大戰略分歧。
七七事變，海軍幹涉陸軍，提出“陸軍作戰範圍不會超過永定河和保定一線”。
淞滬事變，日本海軍陸戰隊與中國軍隊爆發直接衝突。
這時，日本陸海軍開始聯合作戰。
這次作戰，京滬杭戰區的日軍陸海軍都是采取激進戰略，違背日本軍部製訂的作戰計劃，悍然跨過製令線，攻占南京，進一步升級了中日戰爭。
頗為吊詭的是，就在中日戰爭不斷升級為全麵戰爭之時，日本海軍以第3艦隊一部兵力應付中國戰場同時，日本海軍部卻向陸軍部提出陳兵張鼓峰和諾門坎，預備對蘇聯作戰的戰略主張。
反而日本陸軍高層卻對海軍北上戰略毫無興趣。
當時，以日本國力、軍力發起全麵侵華尚且陷入戰爭泥潭，如是在滿洲、蒙古方向再激起與蘇聯戰爭，後果簡直無法想象。
可見，海軍部提出的所謂陳兵張鼓峰、諾門坎，準備和蘇聯作戰的建議，不過是海軍部對陸軍的一次大忽悠。
日本陸、海軍之間的私怨、分歧，可謂五花八門。
可見，日本海、陸軍均無北上計劃，於是，1941年日本麵臨美國石油禁運和經濟製裁威脅，要想將侵華戰爭繼續下去，便隻能將作戰方向轉移到戰爭資源極為豐富的東南亞。
在德國歐戰得手，歐美列強應付歐洲戰場的態勢下，日本數年鏖戰，資源匱缺，便有了乘虛而入，攻略美、英、法、荷蘭等國東南亞殖民地，謀求以戰養戰的戰略方向。
至此，為了入侵東南亞，日本隻得偷襲珍珠港，打垮美軍太平洋艦隊，為入侵東南亞消除戰略威脅。
1941年12月7日，日本成功偷襲珍珠港。
同時，廣島和長崎的核爆也開啟了倒計時。
回望曆史可見，日本國力不足以支撐繼續中日全麵戰爭，美日國力對比懸殊，偷襲珍珠港可謂戰爭史上最不務實際的戰略冒險。
其實，當年，縱算日本陸、海軍之間存在多大的分歧，站在日本國家利益角度，無論廣田弘毅及其內閣或者東條英機及其內閣，他們作為日本當時的頂層精英人物，走南闖北，見多識廣，諳熟國情，都是深切知道偷襲珍珠港和擴大戰爭純屬希望渺茫的戰略冒險，不測結果。
然而，日本國內民粹情緒洶湧澎湃，日本決策和精英群體也隻能選擇唯一可選的逞強鬥狠的選項。
他們心裏明白，如不這樣，必將重蹈二二六兵變覆轍不遠。
二二六兵變，可謂日本徹底放棄大正時代好不容易培養起來的些許理性風氣，刺激全民民粹情緒暴漲的標誌性事件。
回望1936年2月26日的二二六兵變，現在很多資料大多強調日本陸軍的皇道派與統製派之間的矛盾。
然而，就其形成體製和政治影響而言，這場兵變完全就是日本天皇為實現集權獨裁，與日本軍民徹底憤青化及民粹情緒的一次默契互動。
須知，明治維新後，日本實行君主立憲，然而名為虛君的天皇與權力藕斷絲連，天皇作為政壇隱者，對日本內閣具有相當的影響。
不過，日本憲政律令始終嚴格限製了日本天皇權力欲望。
事實證明，二二六事件中，時任首相岡田啟介幾乎被殺，前首相、日本內大臣海軍大將齋藤實被亂槍擊斃，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被斬首，前首相高橋是清被殺，日本“君主立憲”政治生態遭到極端破壞。
同時，在二二六兵變發起和鎮壓期間，日本天皇家族如海軍將領伏見宮博恭王，博義王，賀陽宮恒憲王，高鬆宮宣仁親王、華鼎博信等等，陸軍將領朝香宮鳩彥王、東久邇宮稔彥王、梨本宮守正王、閑院宮載仁親王等等，順勢突破法律限製，全麵介入和控製日本海、陸軍……
裕仁天皇成為這次事變最大受益者，順理成章完成了集權與獨裁。
天皇完成獨裁，日本內閣和海、陸軍部在政治當然墮落為天皇幕府。
裕仁天皇非常清楚，古今政治，憤青和民粹情緒總是集權和獨裁的天然盟友。
就此，日本開動宣傳機器，全力培養憤青和民粹情緒，數年之前，大正時期開明風氣蕩然無存，遍觀日本，憤青輩出、民粹洶湧，如是澆糞莊稼，瘋狂生長。
大勢所趨，全民狂熱，縱算少數精英腦子清醒，關鍵時刻，他們明哲保身，也就隻能緘默閉眼，關燈睡覺。
大和民族就此放飛自我，浪奔，浪湧……
此後，日本內閣及各級各類軍政決策人物無論政治競爭，重大決策，也就習慣了“幕府”風格，隨時立場轉換，最大程度去迎合天皇和民粹情緒。
於是，日本天皇獨裁與憤青及民粹情緒互壯聲勢，相得益彰，推動日本走向戰爭，走向毀滅。
事實證明，二二六兵變和日本政治生態對數年後的日本戰爭政策，影響極為深遠和重大。
當時，日本軍政高層以穩健、務實著稱的海軍將領米內光政、山本五十六等人，無一例外遭到日本天皇訓斥、憤青列為刺殺目標及民粹情緒譴責。
在1939年、40年期間，被陸軍視為親英美派的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六為躲避憤青刺殺和民粹輿論的國賊譴責，長期住在海軍基地，甚至躲上了軍艦。
最終，米內光政深受震撼，執政風格轉變，為了明哲保身，親自策劃和指揮攻占海南島，為推動日軍大舉南下、冒險東南亞的主要將領。
山本五十六亦然。
他是最了解美國實力、最清楚日本對美國開戰的後果的日本海軍統帥，也是日本海軍保守派最後一麵旗幟。
然而，他最終還是成為了日本海軍襲擊珍珠港的策劃者和踐行人。
由親善美國到突襲美國，山本五十六轉變之快，無疑是日本天皇訓斥與民粹情緒泛濫等等對他形成了巨大的潛在恐懼所致。
說到這裏，不難發現：
其實，當年，從發動侵華戰爭到偷襲珍珠港，甚至於到了挨了兩顆原子彈，日本多年戰爭，似乎根本就不存在體係化和清晰的戰略思路。
軍事與戰爭，本身就是政治的最為極端的表達形式。
因為根本沒有體係化的戰略思路，日本之所以發動侵華戰爭和偷襲珍珠港，既不存在以軍事、戰爭替代政治、外交一說，自然也談不上日本與中國、蘇聯、美國等國外交博弈失敗轉向戰爭一說。
這是一段糾纏恩怨的極端複雜曆史。
然而，這段曆史的主線卻又非常粗暴簡單。
純粹就是日本天皇完成集權和獨裁，重構日本政治生態，使得日本軍政高層及精英群體和日本民粹情緒及底層憤青民眾相互刺激、共振，形成激情政治態勢，繼而情緒、無序地引發了中日戰爭與偷襲珍珠港等擴大戰爭的導火索。
顯然，這是一場日本天皇與民粹情緒策動發起的戰爭。
從這個視角去看，所謂原子彈下無冤魂，並非虛言。
謹以此文，紀念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
作者：流浪的橡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