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倒劉之初——毛既打明牌又玩障眼法》)
在1964年末至1965年初,圍繞四清問題的爭論中,毛澤東與劉少奇孰是孰非?一般認為,劉少奇反對毛澤東提出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概念,乃是為了保護幹部。然而事實上,劉少奇在1964年提出的一係列概念,其言辭之左,與1947年劉少奇主持老區土改的過左政策如出一轍。1964年在大陸各城巿普遍上映的電影《奪印》,和被四清工作隊員視為「幹部必讀」的陳登科的小說《風雷》,均反映了劉少奇當時左的觀點。劉少奇雖沒有提出「走資派」的概念,但其左的精神與毛澤東並無二致。正是因為劉少奇的左調與毛的左調基本合拍,當時參加製訂《二十三條》的各地負責人,對該文件中提出的「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無特別的感覺。
1964年,劉少奇意欲在毛的框架下搞出新花樣,並試圖抗衡林彪。然而,在毛劃的小圈圈內做文章又談何容易?劉少奇的迂回天地狹窄,注定跳不出毛的如來佛掌心。劉少奇本欲求神,卻把災難請下來,這也是劉少奇始料不及的。
在中共核心層領導中,劉少奇素有個性謹嚴、善於自製的名聲,其實劉少奇的謙和多表現在他受毛澤東的指責以後。1953年高崗四處遊說反劉,當毛拋棄高崗後,劉少奇仍堅持要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做自我批評。1965-1966年文革前夕,劉少奇更是表現得特別平和、低調,他知道毛澤東對其不滿,但沒有任何「抵抗」的舉動,而是一有機會就進行檢討。
1966年5月,毛澤東依例讓劉少奇主持清洗「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劉少奇在5月26日舉行的最後一次全體會議上,將自己從1927-1965年所犯的「缺點錯誤」事無巨細通盤鞭撻一遍[25]。劉少奇幾乎是默默忍受毛澤東對他的封鎖和打壓,而在1964年他的權力趨於高峰時,他可以從濟南、合肥到南京,一路「發脾氣」。
1966年10月,毛澤東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躊躇滿誌地在抖落他對劉少奇的怨恨。毛澤東口口聲聲說,他退居二線有意大權旁落,是為了樹立劉少奇的威信[26],其意在表明,劉不堪造就,辜負了他的栽培。然而,毛澤東何時真正退至二線?大政方針、用人大權,毛澤東何嚐一天鬆過手!當毛澤東看到劉少奇積累的威望和影響力在1964年有相當發展時,毛就決定要廢黜劉少奇,什麽「形左實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矛盾」等等均是飾詞。
毛澤東惦記著江渭清。1967年2月,毛命周恩來用專機將江渭清等幾個華東地區省委第一書記接到北京的京西賓館,使江渭清擺脫了被造反派批鬥之苦。1975年,毛澤東又重新起用江渭清,任命江為江西省委第一書記。直至1982年,江渭清返回南京定居,轉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江渭清早年投身革命洪流,中年後長期身任封疆大吏,在風雲莫測的毛時代,練就了一套極為豐富、熟稔地應對北京的為官之道。在反右、反右傾的風暴中,巧妙地維護了地方的利益,又以不投機、不取巧而得以在60年代中期的毛、劉爭執中避禍與身,終於渡過了文革的劫難。江渭清現已87歲(按:高華教授寫此文時是1998年),如今細細檢索當年舊事,雖在不少涉及敏感的地方多有避諱,但總體上仍不失客觀和真實,其回憶錄稱得上是一部頗為珍貴的中共地方政治生態學的實錄。它展現了地方與中央各種複雜的、起承轉合的關係,不僅是可供研究的樣本,亦是一部毛時代地方官員的「心靈史」。筆者讀之,眼前浮現出50年代後在江蘇大地上所發生的革命、改造、鬥爭的一幕幕景象,更生出無窮的慨歎!
(按:本文節選於高華教授所著:北京政爭與地方——釋讀《江渭清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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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參見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頁415。為避免注釋過多的累贅,下文中凡因自該書處,借略去引文注釋。
[2][3][4][5][12]參見惠浴宇口述,餘黑子記錄:《朋友人》(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頁220;220-21;214;214;215;223。
[7]陳野蘋、韓勁草主編:《安子文傳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頁108。
[8]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發言,1963年2月12日。轉引自黃崢:《劉少奇的一生》(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頁395。
[9]《江渭清回憶錄》中稱:劉少奇給的複信寫於1964年9月30日。另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篇注釋1所載,劉少奇給江渭清的複信寫於1964年9月23日。本文取後一種日期。
[10]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頁170,注釋2。
[11]該指示以中發(64)672號文件發至縣團級黨委,同時附有經毛澤東修改過的劉少奇給江渭清的信,及江渭清1964年9月8日給劉少奇的信。
[13][21][25]同注書,頁395;402;423。
[14]毛澤東在八屆九中全會上的講話,1961年1月。
[15]毛澤東:,1963年5月。
[16]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頁169、168。另參見王首道:,《緬懷劉少奇》(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頁28-29。
[17][23]劉振德:《我為少奇當秘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頁262;249。
[18][19][20]參見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1120;1129;1131。
[22]朱仲麗:,載《革命史資料》,第5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頁119。
[24][26]毛澤東在10月24日匯報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