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萬花筒】廣東人蔡阿福之火爆瑞典行

前文鏈接：【瑞典萬花筒】斯德哥爾摩淘寶記

躑躅在斯德哥爾摩的國立博物館，因為被太多美妙的東東所轟炸，有時，審美疲勞會不由自主地襲來。

正當我處在左顧顧、右盼盼、東張張、西望望的狀態時，眼前忽感一亮，我的目光隨即被牽引到前方一幀三人畫像上。這是一幅與眾不同的畫作。當周遭美術品中的畫中人，不是身著鬥蓬裙的金發淑女，就是腳踏尖頭鞋的藍眼紳士時，此畫的主角卻是一位濃眉大眼的東方男子，他的一身行頭是妥妥的清朝範兒-長袍馬褂圓筒領，束腿長襪淺麵鞋，馬蹄袖口行服帶，金鏈金戒瓜皮帽（不押韻哈）。

他是誰？他們是誰？這是在哪裏？又是在何時？

我好奇地穿過人群，貼到畫前仔細閱讀注解。哦，原來這是由瑞典第一位偉大的風景畫家Elias Martin(1739-1818)於1787年創作的油畫，作品以畫中三人各自的名字命名。

C位的小哥兒叫Choi Afock（蔡阿福也），他的神態與坐姿都相當地有氣場。阿福是1763年廣東生人，他有一個很響的大名，蔡鎮伍（Choy Chun Ng）。阿福在瑞典東印度公司的廣東辦事處擔任翻譯，能講一口奇怪的瑞典話（a very peculiar Swedish）。更引人注目的是，他是史上第一位踏上瑞典土地的中國人。

左邊是斯德哥爾摩的名媛Aurora Taube，她正漫不經心地擺弄著阿福的辮子。

右邊的Olof Lindahl則是此畫的委托人，他是東印度公司的貨運主管，1779 -1786年間一直駐紮在公司駐廣州辦事處。

這樣的人物組合一定有故事！

我在維基百科輕鬆而又驚奇地查到了Choi Afock的履曆，但在中文世界裏，他卻毫無蹤跡。阿福頗不尋常的一段經曆是促使我動筆的原因，我想讓更多的人知道他的名字。

Lindahl和阿福的結緣顯然始於廣州，是洋老板與土翻譯的關係。1786年7月，Lindahl準備返回故裏，他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我要帶Afock一起回哥德堡，董事會可能不喜歡這樣，這人也很煩。”（Such a person is damn bothersome）。Lindahl顯然對阿福的印象很負麵，那他攜其千裏迢迢去瑞典，所為何來？他們在瑞典半年間都忙活了啥？

兩人在瑞的行程，文獻上均有詳盡記載。簡單說，Lindahl是帶著阿福串“門”去了，當然，全是“豪門”、“權門”和“朱門”。除了參拜大戶人家，他們還拜訪了幾位王室成員，甚至受到了古斯塔夫三世國王（King Gustavus III）的接見。阿福在瑞典上流社會引起了轟動，幾乎每天都被邀請去參加茶會、晚宴和沙龍，還被授予參加皇家招待會的榮譽。同時，他也收到了許多奢華禮物。

蔡阿福的瑞典之行及其作為“異國新奇人物”的角色，顯然極大地提升了讚助人Lindahl的社會地位，盡管起初的阿福完全像是被用來獵奇的一個玩偶。此時的Lindahl覺得阿福真是越來越可愛了，他寫道：

“他的瑞典語講得越來越流利，幾乎能聽懂所有的對話，甚至可以向古斯塔夫國王敬酒。”阿福社交有一套嘛。

“有一天，在總督Sparre男爵家，阿福用他迷人的眼神取悅了不少伯爵夫人。”看來阿福蠻有女人緣的(*^_^*)。

次年一月，在阿福返國之際，“所有人，無論高低與貴賤，都深情地和他告別。他們都喜愛他。”

廣東人蔡阿福的瑞典之旅很耐人尋味吧？我讀了幾晚上的書，算是整明白了。我的理解是，在阿福的經曆背後，其實是有一個更廣泛的社會背景的。

早在17世紀，東方主義潮流在歐洲大陸興起，並隨著18世紀與中國（盛清時期）和東亞地區的貿易增長而方興未艾。那時，從曆史、語言學、人類學、哲學和宗教的角度研究遠東文化成為熱門，而任何與中國有關的東西都被認為是最有趣和最時尚的，比如中國瓷、中國茶和中國阿福-這就是所謂的“啟蒙運動的中國情結“（the Sinophilia of the Enlightenment）。

到了19世紀，歐洲人對華態度則發生了完全逆轉，“中國”已成為落後、停滯的代名詞，此時的Sinophilia（親華主義）已變成了Sinophobia（恐華主義）。

如果阿福是在1800年後踏上歐洲大陸的，那他肯定是不會受待見的。當然，這個時候的Lindahl先生也是根本不會向阿福遞出橄欖枝的。

盡管我還沒問，“如今呢？”，想必，你心裏也一定在自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