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讀邊聊《翻身》記(十六）

駐村工作隊扮演的是教育者和領導者的角色，他們的任務是對村黨支部和村裏的整黨工作進行檢查和監督，同時用中央政策和方針對基層黨員進行教育，可工作隊本身也是需要被教育的，這在各村整黨結束後潞城縣委舉辦的整黨總結大會上就已經體現出必要性了。教育者在此變為了被教育者，而此時的教育者則是潞城縣委。共產黨的領導者同時兼任教育者，這也是中共的特色之一。這種教育是層層遞進的，教育縣委的是地委，教育地委的是省委，依次類推，最後的教育者就是黨中央和毛澤東。說毛澤東教育了一代人，就是通過這種一層層的教育實現的。

這裏韓丁引用了一段馬克思的話：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因而改變了的人是另一種環境和改變了教育的產物。然而，環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也一定是被教育者。這大概也是共產黨重視教育人和改造人的理論來源吧。

在潞城縣的整黨總結大會上最受打擊的就是張莊工作隊，因為縣委陳書記對他們在張莊的整黨工作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批評他們犯了運動過火的左的錯誤，比如：查賬時逮捕村幹部（其實不是逮捕，隻是集中起來，隨叫隨道，與現在的雙規有點類似）；再就是整黨時隻注意團結貧農，而忽視了中農，這也是過左的錯誤；還有把張莊劃為三類村也是工作隊的錯誤之一。

挨了批評的張莊工作隊一時間士氣低落，大家倍感委屈。難道工作隊辛辛苦苦，拋家舍業的努力工作就沒一點成績嗎？張莊工作隊和其他村的工作隊一樣，都是帶著這種情緒開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上級對下級的教育隻能提綱挈領的進行，真正的教育還是自我教育。總結大會後，各工作隊就開始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大家都掏心掏肺說真心話，敞開思想讓同誌們來批評。

工作隊隊員李文忠檢討說：我對村裏的黨員是十分嚴厲的。我狠狠地批評他們，並設法讓他們承認罪行。我想不這樣他們就會認為我膽小。但造成的後果不好，許多黨員受到壓製，他們的檢討不都是真實的。我一次又一次地打擊趙春娥，要她交待亂搞男女關係的種種問題。並堅持認為她是鑽進黨內來的。她勾引主要幹部，就是為了保護她的家庭。那天晚上，趙春娥拒絕到會，躺在炕上哭，後來要上吊。幸好有人看見了，把她攔下了。要是她死了，我是有責任的，這肯定是過左了。

大家談完後，侯隊長做了總結發言：我們一再對老鄉說，他們仍然窮苦是因為村幹部把所有的果實都拿走了。但是，說實在的，他們到底拿走多少？即使把所有的東西都分了，又會有什麽不同呢？也仍然無法把剩下的窟窿全部填補起來啊。肯定地說，這個問題必須通過將來發展生產加以解決。可是我們老是說：你們還沒有翻身，你們還沒有翻身，這都是幹部不好。當然囉，群眾就要在幹部身上打主意，想從他們那裏搞油水，就要把中農說成是富農，想把這些人的財產也拿過來。這樣一來，誰都想當貧農，好撈到點東西。但是，哪能有這麽多東西啊？

接著侯隊長做了自我批評。說自己脾氣倔，聽不進同誌的意見。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幹擾了工作隊的工作。遇到問題我不是與同誌們商量，而是自己喜歡晚上胡思亂想，一個人瞎琢磨。今後我再遇到問題，一定要與同誌們商量，集思廣益比個人主義要好的多。

以前很多隊員對他都有氣，可看侯隊長自我批評的態度誠懇，大家就感覺跟他親近了很多，不再背後叫他大公牛了。

其實這種過火的左的行為在各村的工作隊中是普遍現象，比如賈莊的工作隊匯報時也暴露出了這些問題。

開頭，我們發現一些貧農能說會道，對村幹部有許多牢騷怨言，一味反對幹部。我們依靠了這些人，因為我們認為原來的組織都是壞的我們當時很急躁，以為在三天之內就能掌握全村的情況。我們甩開村裏的黨員，並且接受了貧農們的要求，把黨員集中在一起住宿和吃飯黨員們很委屈，許多人都哭了。村長的老婆罵她男人：你這個蠢驢，當個村頭還不夠，幹嘛還要入黨？我們反複地做工作，訪問、解釋、再訪問。許多貧農都感到厭煩了，我們自己也感到厭煩了。我們感到沒有事情可做，甚至覺得應該撤出這裏轉到另一個村子去。可是當張書記來向我們要材料、情況和統計數字時，我們又交不出來！

普遍過左的問題的根源其實來自於縣委。這是因為工作隊在培訓的時候就被縣委陳書記灌輸了這種思想，即村幹部都是壞的，貧農團結的不夠。這也是讓很多工作隊員感到不解和委屈的地方，明明是你縣委書記讓我們這樣做的，可現在卻成了我們的錯誤。

雖然黨中央打了預防針，可在實際工作中，還是有很多違反政策的事。比如韓丁就發現，潞城縣委在指導土改工作時，隻強調第一條必須滿足貧雇農的要求，而忽視了第二條堅決地團結中農，不要損害中農利益的要求。韓丁說，潞城縣委隻是選擇性地執行中央的政策。

潞城地區是貧困地區，土地貧瘠，雖然地主富農的土地和浮財都被剝奪並分給貧苦農民，但這些財富還是無法滿足農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如果隻強調必須滿足貧雇農的要求，那勢必要侵犯中農的利益。

來自農村的工作隊員做完檢討後，來自大學的知識分子也做了檢討，同誌們也對其進行了開誠布公的批評。工作隊的徐教授表現是最不好的，自從他領導的查賬失敗後，他就開始意誌消沉，對什麽都不感興趣。充分暴露出知識分子的脆弱性。韓丁認為：徐教授的真正問題，也是一切知識分子的通病，即如何把理論變為實踐的問題。他正是毛澤東所形容的那種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箭拿在手裏搓來搓去，連勝讚歎：好箭！好箭！卻老是不願意放出去的革命家。

徐教授也對自己進行了嚴肅認真的批評，他說：人家批評我一會兒右，一會兒左，確實如此。我來解放區前從沒到農村去過。 我對講話很猶豫，我發現自己不會講農民的語言，對農村也沒有真正的了解。我又怕人家覺得我高傲。在蔣管區的時候，我一直是關在小屋裏讀書的。現在我要改掉這個習慣，可不是很快就能做到。

農民幹部都是很尊重知識分子的，對他的這番自我批評是肯定的，並讚揚了他在演算方麵的技巧和毛筆字寫的好。可同為知識分子出身的戚雲卻對徐教授進行了麵對麵的批評：你不願意接受同誌的批評，有時聽都不聽就轉身走掉了。這樣你怎麽可能不脫離群眾呢？

韓丁親曆了這些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大會，並被深深地震撼了。他佩服這些革命同誌的堅韌性。即使遭遇不公和各種打擊，他們仍然不撂挑子，不一走了之。這些來自農村的工作隊員很多都是頂著家庭的壓力和家鄉老鄉們的偏見堅持在工作隊工作的。他們在工作隊得到補貼遠遠不如在家裏務農所得的多，可他們為了翻身的偉大事業，心甘情願地投入到這場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之中。

革命隊伍也是教育人、改造人的大熔爐。參加工作隊的農村幹部都是來自於極端自私自利又愛麵子的社會，批評和自我批評對他們來說是聞所未聞的事。可參加了革命工作後，他們的覺悟和境界有了明顯的提高和進步，他們懂得了組織原則和黨性高於自己的個人利益，學會了批評和自我批評。正是在這個學習過程中，他們的思想逐漸從自私自利向大公無私轉化和升華，這對於從前的他們來說，可以說是脫胎換骨的變化。人是獸性與神性的共存體，每個人身上都有一種對神性的追求，一旦這種神性被喚醒，他就會變成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對人民有益的人。

從精神層麵判定一個革命是否具有進步意義，隻要看革命是使人更無私了，還是更自私了即可。凡是讓人們變的無私的革命，那一定是真正的導致社會進步的革命。所謂人的解放，除了從被奴役狀態被解放外，更重要的是精神的解放，即掙脫自私自理的枷鎖，讓神性釋放出來，成為一個公而忘私的人。這才是真正意義的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