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在背離鄧小平模式
德國《商報》（Handelsblatt）發表評論稱，一些德國大企業仍對中國經濟前景信心十足，但他們卻忽略了中國經濟模式正在發生的變化。這篇題為《中國經濟模式的激進轉型》的評論寫道，中國正在逐步背離鄧小平開啟的"對內搞活對外開放"的經濟模式：
"中國新政治路線是：為了穩定，寧可犧牲發展活力，寧可降低經濟增長，也不能讓阿裏巴巴或騰訊等私營企業擁有過大的影響力。
鄧小平模式成功的基礎是源源不斷的境內外資本流入、西方的技術轉讓、國有銀行優惠的貸款、大量農民工湧入城市打工，他們收入極低，缺乏基本保障。"
這個“開明專製”的模式有一個基本的“戰略高地”——其最核心、最要害的操作杠杆是，必須存在著一位獨一無二的“開明專製者”（英文很清楚，是單數不是複數：Enlightened Dictator，參閱Norberto Bobbio,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pp. 158-166）。必須要有這樣一位具體的個人高高在上，否則，“鄧小平模式”就很難操作，維持不下去。鄧小平本人從1970年代末開始，一直是按照這個模式來選擇、安排中國黨政最高層權力轉交的架構和人事布局的。當鄧小平在黨內外、國內外威信最高的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的十多年裏，他用這種方式來安排最高層權力和人事的時候，雖然不能說毫無阻力，但阻力不是大到讓他的意誌貫徹不下去的地步。
可惜的是，“鄧小平模式”連續兩次遭到嚴重挫折。這樣的挫折在我看來，反映了“開明專製”內在的、難以擺脫的矛盾，就是“專製”和“開明”之間的矛盾。開明專製一定是具有兩麵性的，二者之間有著時隱時現的緊張關係。第一次是胡耀邦1986年年底下台，薄一波帶頭落井下石；第二次是趙紫陽1989年5月下台，李先念帶頭開炮。可以說，這兩次都是“專製”越來越占上風、“開明”越來越占下風導致的結果。鄧小平自己在1970年代末重新崛起的時候，人們希望他的“開明”越來越多，“專製”越來越少。但是，由於黨內、國內各種政治力量，包括軍事的、安全的力量（用列寧和毛澤東的意識形態術語來講，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兩大支柱”），綜合意義上的政治力量的對比，使“開明專製”的內在矛盾激化，越來越使“開明”退步，使“專製”高漲（胡績偉：《胡趙新政啟示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2年版）。
鄧小平經濟理論
鄧小平關於經濟的理論，概括起來講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鄧小平主張恢複市場的功能，以邁向生產力理論。鄧小平認為，計劃經濟不利於調動人民勞動的積極性，同時統購統銷的方法不是按照需求，而往往是按照平均主義的方式進行分配。在計劃經濟體製下，非常重要的上遊資源產品的價格總是被壓低，以便使下遊產業獲取利潤，而在市場定價下麵，這種情況將會得到改觀。
鄧小平認為市場經濟或者計劃經濟並不是區別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主要標誌。鄧小平說，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大蕭條時期不少資本主義國家都加強了經濟的計劃性。鄧小平認為在本質上區別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是是否存在剝削。因而鄧小平堅持公有製占主導，凡是國有企業、國有控股企業以及集體企業都屬於公有製成分。同時鄧小平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些人多數成了私營業主。
鄧小平在經濟理論方麵的另外一大貢獻是建立現代企業製度。
鄧小平認為計劃經濟的企業管理製度使企業喪失了自主性，對人才以及資源的不合理運用造成了企業效率低下，利潤率難以提高，科技含量也始終很低，因此鄧小平希望建立和現在世界上發達國家相似的股份製企業製度。
鄧小平認為中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觀點以為，這種新解釋降低、乃至消解在經濟問題決策中意識形態的重要，而更注重政策實際效用。
在中國農村大部分地區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由家庭承包土地進行農業生產，提高農民積極性。政府也鼓勵農村工業化，很多鄉鎮開始進行輕工業生產。投資重工業資本主要來自銀行體係，而銀行資金來源則是儲蓄。
鄧小平還主導打破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期“閉關鎖國”狀態，主張對外開放。此舉擯棄了毛澤東自給自足的經濟政策。中國通過加大對外貿易加快現代化步伐。中國經濟可以被認為是出口導向。另一方麵，中國也從日本和西方國家購買了大量機器。鄧小平在1979年提出要搞經濟特區，吸引外商投資。鄧小平改革項目中首先就確保利潤隻能通過稅收或銀行再分配；因此，國有企業利潤再分配是間接的，也保證這些企業多少脫離政府介入，保持了自身活力。
鄧小平政治理論
鄧小平認為，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者有機統一。
鄧小平認為為了完善體製，需要做到黨政分開，他認為長期以來中國對於“執政黨”理念的誤解是造成黨政長期不分的原因。舉美國的例子，現在民主黨在美國執政，但這並不表示民主黨中央機關可以幹預聯邦政府的運作，政府和黨負擔的是不同的職能。由於長期以來黨政不分使得中國各級政府、黨委運行效率低下，政府職能不明確等弊病。
鄧小平曾認為學校、企業當中不需要黨組織。
鄧小平認為應該適當擴大社會主義民主，但鄧小平也認為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徹底資產階級自由化。
鄧小平模式所導致的嚴重社會後果絕不應被美化，但它在經濟層麵上卻十分有效，也造就了中國日益龐大的中產階級。但這一模式也極大地消弱了中國共產黨的權力地位：外國影響日益明顯，中產階級日趨自信，不滿現狀的農民工也頻頻發起抗議活動。
腐敗現象已經接近失控邊緣，不僅彌漫至中共領導架構的各個層麵，也從長遠角度對政權穩定構成了威脅。中共政權堅信，如果不能控製住經濟領域的離心力，那麽中共的政權壟斷地位就將麵臨危險。
評論指出，無論是針對高科技行業的整治行動，對房地產行業的重拳出擊，還是對西方的脫鉤行動，都是出於穩定共產黨政權的考量。
"在過去七十五年間掌控共產黨權力方麵，毛、鄧和習並無本質區別。畢竟鄧小平也曾在1989年下令出動坦克去鎮壓天安門廣場上抗議的學生。但鄧小平一直認為，在一定程度上允許兩種製度的並行存在，並不會危機到共產黨的統治地位：允許經濟自由運作，為企業提供一定程度上的法治安全，也不去幹預私營企業的具體決策。但習近平上台之後，這一切都在發生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