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門後，隻見來人抖落身上 的雪花，摘下狗皮帽子對郭玉芹說：你不認識我了？我是你李老師啊。郭玉芹仔細一看，可不，這不是班主任李老師嗎。看著郭玉芹疑惑的樣子，李老師解釋說:我本來是共產黨，在學校時就想發展你入黨的，可後來被委派別的任務就離開了學校。現在沈陽解放了，軍管會和黨組織委派我參加沈陽的城市接收和政權建設工作，政府工作特別多，非常需要你這樣有文化的人，所以希望你能來參加革命工作。其實李老師是化名，真名叫王江，是老黨員和老地下工作者了。他的愛人也是地下黨，一直以攤煎餅做掩護。
母親也被敲門聲驚動，出門站在郭玉琴後麵來看究竟。郭玉芹指著母親對李老師說：能不能讓我這小老妹也一起參加革命工作呢？她也是初中生，特別能幹。李老師望了望母親問：這同學多大了？郭玉芹很機靈，沒等我母親開口就急忙回答說：十七了。其實母親那年才十五周歲，不過說她十七也沒錯，那是虛歲。李老師說：好啊，你倆一起去報名吧，我給你們寫個條子，你們明天去XX處報名吧。
第二天，母親與郭玉芹就去報名。那時家裏人覺得共產黨不會要一個孩子的，所以也沒人當回事。到了報名的地方，接待的人看過條子後，問我母親和郭玉芹多大了，倆人報過年齡後，接待的人說：你們還不到十八啊，還是回去讀書吧，明年或後年再來吧。結果倆人白跑了一趟。
沈陽解放後的城市接管工作是由陳雲牽頭，由他擔任沈陽軍管會主任，陶鑄為副主任。沈陽軍管委員會隸屬於東北行政委員會。當時隨部隊進城的接管幹部僅僅四千人，遠遠滿足不了沈陽這個百萬人口城市及周邊鄉村地區的需要（據母親回憶，當時沈陽即所轄縣區共計280萬人口），所以不得不大量招募進步學生和留用原國民黨的文職人員。沈陽第一任市長朱其文到沈陽市政府赴任時，相當於光杆司令，整個市政府的職員都是國民黨留用人員，但工作開展順利，一切都井井有條，僅僅四天時間，沈陽就平穩過渡到新政權。
第二年暑假時，新成立的沈陽農委要成立一支土改宣傳隊，農委宣傳部長於之就找到王江（李老師），說你在沈陽當過老師，你幫著介紹一些進步學生來吧。王江馬上就想到了郭玉芹和我母親，就再一次來找郭玉芹，說這次肯定會收你們，趕緊去報名吧。而且還對郭玉芹和母親說，你們現在參加工作還屬於革命戰爭時期，等新中國成立後再參加工作就屬於建國後和平時期了，履曆會不一樣的。那時母親根本不明白這前後有什麽區別，直到後來退休時變成離休，母親才明白差幾個月參加工作竟有很大的不同。
我有時非常驚訝於母親的記憶力，七十年前的人和事都記得清清楚楚。母親說，那時家庭調價好、臨畢業的高年級學生都不願意參加工作，怕耽誤學業，隻有像母親這樣家裏條件不好，一年級才念完的初中生願意早早工作。母親一個同班同學就不願意早早工作，後來她考上了中國醫大，成為了一名醫生，和母親也一直有聯係。
確實，這次母親和郭玉芹都很順利地參加了工作。那時農委的一把手叫政委，不叫主任。第一任政委叫張靜之，是延安大學畢業的老紅軍幹部。母親說，那時共產黨不都是土包子泥腿子，有很多有文化有水平的幹部。母親還說了幾個延安大學畢業人的名字，其中就有宣傳隊的隊長，一個延安來的老八路。
剛到農委工作時，是吃機關食堂。做飯的是一個姓曹的老紅軍。母親這些新參加工作的都是學校的學生，比較講究衛生，看老紅軍的灶上總圍著一堆蒼蠅就感覺惡心，於是就給廚師老曹提意見。母親說老曹人特好，總是笑嗬嗬的，大家給他提意見，他就給她們這些小年青進行憶苦思甜教育。對他們說：現在多好啊，有幹糧吃，有熱飯吃。我們長征的時候別說熱飯，冷飯都沒得吃，我們是啃草根樹皮熬過來的。他這麽一說，母親他們就不好意思再說什麽了。那時老紅軍威望很高，參加革命工作要能吃苦不能講享受也是大家的普遍共識。
母親剛參加工作不久，沈陽市委要修於洪機場，動員了很多人，母親他們這批剛參加工作的土改宣傳隊的四五十人也被派去修機場。當時的沈陽周邊還有很多荒地和樹林子，水泡子也特別多，而且還有狼和麅子出沒。於洪機場那個位置就是一片荒草地，修機場的人沒地方住，隻能在荒草地上搭窩棚。窩棚雖然簡陋，但睡覺沒問題，難受的是蚊子特別多，每天他們都被咬的到處是包。所以領導來的時候大家就嚷嚷條件太差了，要求領導采取點防蚊措施，比如提供蚊帳或蚊香什麽的。沒想到領導卻說，你們就豁出去一條腿喂蚊子吧。那時大家才明白，幹革命吃苦是很正常的事。不過那時官兵一致，領導也和她們一樣住窩棚，挨蚊子咬。大家也就沒什麽話說了。
於洪機場還沒修完，母親他們整個土改宣傳隊就都被派去做土改糾偏的宣傳工作。
剛解放時，沈陽郊區按東西南北劃為四個區，即：東邊的深井子區，西邊的馬三家子區，南邊的蘇家屯區和北邊的新城子區，四個區下麵還有很多分區。母親他們不到一年的時間，幾乎走遍了這四個郊區的各個行政村和自然村。
到了農村就是吃派飯了。母親說，他們都喜歡吃中農家做的派飯，相對幹淨也好吃。其實哪有什麽好吃的東西，冬天時基本都是高粱米飯和鹽水煮豆子和鹹菜，如果鹹菜用油炒一下就是很好的東西了。那時母親已經與郭玉芹分開了，郭玉芹被留在機關當打字員，後來嫁給了廖沫沙的秘書範誌忠。高崗進京的時候，他們兩口子也去了北京。此後雖然倆人還有聯係，但一直沒再見過麵。母親說，郭姨身體一直不好，第一個孩子還是個癡呆兒，所以心情也一直不好。估計現在已不在人世了。
和母親分在一組吃派飯的是孫姨孫玉芝。母親說孫姨很潑辣，不像她心髒，看見不幹淨的飯就吃不下去。有一次，母親和我孫姨倆忙完了一天的工作，晚上去老鄉家吃派飯。進屋一看，房東婆娘在外間忙乎，屋裏剛會爬的孩子拉了一炕，弄得滿炕都是，一進屋就一股臭哄哄的味。母親當時就有點反胃，飯都不想吃了，可孫姨不在乎，對母親說：我來收拾，你去外屋幫忙吧。不一會孫姨就把孩子和炕都收拾的幹幹淨淨，就喊母親進屋吃飯。
吃派飯也不是白吃，政府給工作隊的隊員發飯票，吃飯時要給老鄉飯票，老鄉則會拿著飯票去政府領糧食。孫姨是農村來的，樸實能幹，待人特別熱情，對工作也是全身心投入，似乎有用不完的勁。母親說：那時的人都那樣，不管多累多苦幹的都高興，因為大家親如兄弟姐妹，領導也沒有架子，也和她們一樣幹。
孫姨比我母親大幾歲，參加工作不久就結婚了。後來倆口子被抽調到南方城市接管工作隊隨四野去了湖南郴州，一直在那工作到退休。孫姨走的時候，母親哭了一場，畢竟倆人已經情同姐妹了。母親和孫姨的聯係一直沒有斷。文革後的一年，孫姨出差到沈陽，去母親單位找她，恰好那幾天母親因為做子宮肌瘤手術在家休息，而前幾天母親單位一個和她同名同姓的一個人剛剛去世。孫姨以為是我母親呢，當時就大哭一場，沒仔細再問就回去了。等母親上班後聽說了，趕緊給孫姨寫了封信。自那之後，倆人的聯係更加頻繁。等孫姨和母親都退休後，孫姨就經常來電話，一嘮就是半天，說她越來越想念過去的老同誌，尤其是母親。一個勁邀請母親去湖南家裏住幾天。後來，母親七十多歲的時候，在孫姨的一再邀請下，我弟弟特意請了假帶我母親去了郴州。臨走時，兩個老人都依依不舍，一個勁抹眼淚，都覺得也許是人生最後一次相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