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是選擇的故事之六：
是缺乏知識？還是缺乏對身體尊重的意識？
人類對自身生命和身體的敬重是和諧社會特征之一
無係之舟：2011。11。21原稿， 2020。10。17摘編
因缺乏知識而把自己送到閻王殿後又被放回來的人不少。的確，隔行如隔山，但說得重一點，這也許也是一個很容易找的借口，人們常常更缺的恐怕是對自己身體的愛惜和尊重意識，這樣的經曆和結果實在是會留下對不起自己的內疚。
四十年前，我在青藏高原的格爾木認識了許先生，他是一所中學的英語教師。作為國內第一流大學20 世紀60 年代後期的學外語的學生，他和我們這些小幾歲、興致勃勃一路歡歌奔赴邊疆的中學知青不一樣，他不是自願到邊關的人，用現在的話進，他當年是被發配到這荒涼之地的。而且，絲毫不誇張地說，我認識的兩個男子漢一點也不隱諱地告訴過我，他們是哭了一路到達這荒漠的，同時，也從沒想過還有離開的一天。一張畢業分配通知書定一個人的終身，這對當今的年輕人是高級玩笑，但是那個年月隻有很少的人能更改這個硬規則。
是的，也許是這種無法訴說的委屈，也許是無邊無際的寂寞，也許是枯燥無味的生活，也許是讀書人沒有書可讀，也許是沒有能交談的朋友，許先生養成了吸煙、喝酒的嗜好。上天對此似乎充滿了同情，善良的鄰居以最快的速度從內地為他接來了他既漂亮，又賢惠的妻子翠翠——一個名如其人的農村長大的姑娘。看上去充滿靈性和秀氣。起初，他一下像是活了過來，計劃很係統地編一個教材，教她一點點地學文化。非常遺憾的是他的妻子不能理解文化的重要，也許是哪個滅絕文化年代的後遺症吧。一提學文化就會哭，認為他是在嫌棄她沒有文化。翠翠更喜歡每天和一大批農村來的婦女一起打磚坯，數著一排排的磚塊時，她很滿足自己能以此掙錢，感到驕傲，顯然，這樣的婚姻可以給他一個穩定的物質生活，但慰藉不了靈魂的寂寞，於是煙酒繼續是他精神上的朋友，與之相依相伴……
隨著1978 年的社會變遷，許先生又有機會回到了自己的大學讀研究生，師從某著名美學大師研究西方美學，1982 年畢業後立即加入了開拓深圳特區的先行者隊伍。之後不久, 許先生這個研究西方美學的人終於有機會到了西方。習慣了被妻子照顧一切起居的他，到了各種食品極其方便的美國後。用快餐店代替了妻子，每周的生活都在複習他自己的洋“老三篇”似無注釋的必要，因和全文化沒有太大關係：麥當勞，肯塔基，畢勝客。有時就用中式快餐改善口味。如果有會做飯的朋友請吃飯，那自然是酒足飯飽，飯後還要吞雲吐霧。這樣吃飯的本地人的確也不少，但許先生長的是中國胃。沒過兩年，他的心髒給了他警告，但因心髒不適後做的檢查沒有發現什麽問題，他也就沒有在意，一切都還是沿著舊有的軌道。在他腦子裏，大概壓根兒就沒有自己的身體是否能適應這樣飲食方式的疑問？身體應付那些高能量、高油脂、高糖、高鹽，但低營養的食物，該有多麽艱難？另外，盡管他此時已聽說了吸煙和過度飲酒的害處，可還是經不住誘惑，下不了決心拋棄這兩個陪伴了自己幾十年的“朋友”。
2003 年，在回國5 年後，他的身體在默默地長久掙紮後終於支持不住了。他的心髒在沒有任何先兆的情況下，發生了嚴重的心肌梗死。他被送進了家附近的一所醫院。在他被推進手術室之後，主刀醫生和他的妻子翠翠“談判”，沒有解釋什麽，就是對她說，要不給他丈夫裝三個支架，就保證不了她丈夫的生命。不要說三個支架，在那種情況下，就是醫生要求十個，他妻子也會答應。可惜的是，雖然三個進口支架在當時要24 萬元人民幣，可不過十幾天，有兩個就已脫落。醫生不僅沒有作任何解釋，居然還建議他再裝！他後來對我回憶這個惡夢時說：“我躺在手術台上的一瞬間，感到自己就是一塊任人宰割的肉，沒有任何一點抗爭的餘地，不過，也就是在這一瞬間，讓我從此戒了煙和酒。”畢竟，他還是見了棺材會落淚，願意亡羊補牢的人。
出院之後，妻子精心照料他，雖然飲食一開始有些偏向另一個極端，但矯枉過正也是一般的規律。他的妻子翠翠在這些年裏，不斷地看電視學習，也學了不少健康飲食的知識，都可以派上用場了。他的身體從危機中逐漸緩了過來。自然，原來的很多到歐洲旅行的計劃恐怕很難在短時間內實現了。不用說，這場病大大地改變了許先生隨意自由的生活方式。他退休了，在小心翼翼和緊張中生活了一兩年，還心有餘悸。
這樣的人生教訓大得不能再大，因為差點就沒有機會接受教訓了。有幸的是許先生吸取了教訓。一定要尊重自己的身體。我寫給他著名物理學家居裏夫人的一句話：“世間的事沒有什麽可怕的，一切要的就是理解。”我鼓勵他去掌握一些簡單的生活知識，不能被動地完全靠翠翠的照顧，而要主動配合。有文化的他一旦上心，就很快懂得了一些飲食均衡的道理，並適當活動，也很快接受了自然和科學結合的營養補充療法，對受損的那部分機體加強修補，對沒受損的地方加以保護。幾年以來，他接受了自己心髒受損的現實，知道不能像發病之前那樣使用自己了，但同時他也能在對自己做最大保護的情況下輕鬆自如地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生活是一樣的美好和充滿陽光！
再來看另一則故事。寧先生身體的提前急劇衰退帶有極大的時代色彩，但同樣和他自己對身體健康的毫無意識密切相關。寧先生是一個耿直，非常忠誠於朋友，忠誠於自己的職責，能為朋友兩肋插刀的人，他是成長在20 世紀60 年代的知青。在做知青期間，他參了軍，在中印邊界線上艱苦的邊防軍營中生活了四五年。退伍回到北京後，在1978 年的第二次讓大齡青年可以上學的招生中進了一所著名的大學學經濟。在那尚未完全從那場全民族的浩劫中清醒過來的年代，作為複員軍人的寧先生理所當然的是一個春風得意的大學生。他是班內學生的領袖，不負眾望，認真，積極，活躍，為同學們的各種要求奔波、服務，是一個非常受到大家喜愛和尊重的老大哥。
畢業後，寧先生分配在重要的中央國家機關分管人事。寧先生有學曆，有能力，忠誠可靠，刻苦工作，很快就得到提升，在80 年代後期就享受到了當時絕大部分人做夢都不敢奢望的、最現代的三居室單元住宅。
人們在匆匆忙忙中工作、生活，許多人可能會把自己的身體置之度外，在那個年代並以此為榮，但不是人人都能置之度外到寧先生的程度。在20 個世紀80 年代，寧先生不幸加入了乙肝患者行列，而後他的肝功能退化更和自己的過度使用有關，他肝的惡化病變比他父親早了二十多年（他父親60多歲才出現，他40 多歲時的問題）。肝是人體內最大、最核心的化工廠，是具有最強修複能力的器官，也是最任勞任怨的器官其任勞任怨到隻要有25% 的部分依然完好，就可以堅持運作，甚至沒有求救的信號。寧先生的肝可能又是屬於更堅韌不拔的一類。1992 年之後的中國，像一列突然加速的火車，在軌道上呼嘯奔馳，那些轉動軸不靈活的車廂自然就脫軌、翻車，國家機構在不斷翻新，不斷重新排列，不斷重新組合，一些機構解散成了公司，每個公司都像一列列在與主幹道並行的分岔道上運行的小火車，岔道通往何處似乎並不重要，但火車頭是何人卻是至關重要。或許，能為朋友兩肋插刀的寧先生選錯了人，選錯了車，他所在列車的火車頭很快就在軌道上停滯不前：投進的錢收不回來，資金無法周轉。此時，關鍵的任務自然是收賬。而在資本積累的初期，最複雜的局麵是無數的連環三角債，所以最艱巨的任務恐怕也是收賬。寧先生被委以這最艱巨的重任。於是，他成年累月地奔波在收賬的路途上，或懇請，或威脅，或硬，或軟，一切都在飯桌上在酒杯中解決，吃把中國的許多文化融合在了一起，既簡單，又複雜。對於已經受乙肝病毒侵害的寧先生的肝髒，這樣的生活無疑是雪上加霜。他憑著忠誠和極其吃苦耐勞，把自己的肝髒使用到了極限，於是，肝硬化、腹水、癌變接踵而至，他終於到了疲憊不堪的境地，人瘦得皮包骨臉像蒙上了一層灰黑、灰黃色的陰影。到2003 年，他除了換肝已無路可走。幸運的是，手術費在母親和妻子四處奔波求人之後借到了，用於移植的肝也是一個年青力壯的人留下的。兒子努力支撐了手術後第一年每月僅僅抗排異就3000.00 的藥費，在手術的第一年內就欠下了近50 萬的人民幣的賬。20 世紀90 年代，年薪能有5 萬的人不多，50 萬對普通人而言的確稱得上是天文數字，更何況寧先生的單位是一個奄奄一息的要倒閉的公司。
然而，寧先生是一個堅強能幹的人，他賣掉了房子償付交款，並與極端的病痛和難以忍受的劇烈排異反應作鬥爭，他的膽囊、消化道不斷出問題，不斷住院，曆經多次病危，用了近兩年時間，他的身體才逐漸接受了這個本不屬於他的器官，他才挺過了身體排異這個危險的過程（多數換肝不成功都是因為過不了排異這一類）。由於嚴重缺乏換肝後的保養和護理的正規程序指導，缺乏有關藥品和藥品使用知識，他和他的病友們出了很多不該出的錯，吃了不少不該吃的苦，有的甚至僅僅因此而沒有得到本該得到的生命的延長。在他的倡議下，病友們組織了一個“中國換肝者病友協會”，給後來換肝的病人們許多寶貴的有關護理和吃藥的經驗和知識，告誡後來的病人們不要做他們做過的一些錯事，而且，他們還通過集體努力，把換肝病人的一些利益納入了正在逐步建立的醫保體係之內，為這個群體爭得了一個合理的待遇。
寧先生已經在換肝後生活了8 年（PS: 到現在已經17年了），在大難中走出來的寧先生走了另一段非常有意義的人生旅途，他懂得了要熱愛生命，要尊重自己的身體，而且重獲的健康讓他願把餘生貢獻給人們的健康事業。他和一些關心這一領域的醫生、換肝的幸存者們一起，以協會作為依托，對人們進行保健教育，特別是斜對一些特定的被乙肝病毒侵犯過的群體，教育他們一定要對肝有真切的關心和切實的保護。寧先生在自己的健康得到恢複的同時，在為病友的服務中找到了自己重生的最大價值，這是難得的可貴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