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德國做項目總結
一九九三年三月八日，Ahne教授發來電報。國際合作計劃原來安排他和Jorgensen三月份再次來華做項目總結。由於我們二月底才寄出邀請信，他們到三月初才收到，辦理簽證手續已經來不及了。決定改為由我四月底去慕尼黑，由歐盟項目出錢購買機票，三個人一起在那裏寫總結。並隨後寄來了邀請信。
拿到邀請信後，我計算了一下，隻剩下一個多月時間了。按照中國這種官僚的辦事程序，要在四月底辦好一切手續真的很難。我急得頭上的汗都冒出來了。
快！快！快！我幾乎天天都在忙這事。好在有小陳在中科院外事局幫忙，我的出國申請於三月二十六日就被中科院批準了。到四月十日才辦好護照，並交到德國大使館申請簽證，剩下的事情就隻有靠上帝保佑了。Ahne教授可不管三七二十一，給我寄來了四月二十六號的機票。
我二十四號趕到北京，中科院簽證室的辦事人員翻了一下記錄，冷冷地說：“你的簽證還沒有出來，等著吧。”我幾乎要絕望了！
第二天清早，我拿著機票，在上班前趕到簽證室。辦事人員正要出門，我拿出機票，幾近哀求地說：“這是明天的機票啊！你能否給大使館說說，這是歐盟的合作項目，他們應當能給予優先辦理的。”那人拿著機票看了一眼，確實是從德國寄來的漢莎航空機票，就說：“這樣吧，我把機票帶給他們看看，隻能試試看啊。”
整整一天，我都是在忐忑不安的心情中度過。我不停地想，萬一拿不到簽證，我該怎麽辦？我實在是不知道該怎麽辦啊！下午四點多，辦事員從大使館回來了。他噓了一口氣說：“那機票確實管用，他們還真把你的護照拿出來給提前簽了。”拿到護照，我那緊繃的心才放了下來。啊，真難呀！
二十六日中午，飛機從北京直飛慕尼黑。蘇聯解體後，飛機不再從南邊繞道而行，而是直接飛過去，比原來少了好幾個小時，下午四點就到了慕尼黑新機場。Ahne教授已經在出口等著我了。
這次Ahne教授把我安排在離慕尼黑大學隻有兩站地鐵的一個招待所裏。條件很好，還能自己做飯，周圍都是商店。Ahne教授說：“今晚請你來我家吃飯，你明天休息一天吧。後天Jorgensen來了我們就一起開始工作。”
我隨著Ahne教授到了他家。自一九八八年來這裏參加國際會議後，一轉眼就有五年沒來他家了。他夫人很高興地出來迎接我，拉著我的手問長問短。還告訴我她在練“中國功夫”，甚至還知道“氣功”，問我會不會。
我們邊吃邊聊，不知怎麽就聊到了音樂。Ahne教授喝了一大口啤酒，問到：“你喜歡什麽音樂？”我想了一下，如果說些我喜歡的中國歌曲他肯定不知道，就告訴他：“我比較喜歡貝多芬的交響樂，特別是喜歡第五交響曲《命運》。”他驚訝地看著我：“你喜歡這個？希特勒也很喜歡它啊。”我不由得“撲哧”一下笑了起來：“希特勒吃飯用叉子吧？你為什麽也用叉子吃飯？”Ahne教授好奇地問：“你真的是這麽認為？”“當然。”我肯定的說：“我喜歡就是喜歡，和其他人喜不喜歡沒有任何關係。”
Ahne教授放下啤酒杯去洗手間。他夫人問我：“你會氣功嗎？”我笑了笑，把Ahne教授的啤酒杯拿過來，對她說：“我給你變個魔術。”我捧著杯子，使勁發功，然後把杯子放回去。Ahne夫人不解地看著我。這時Ahne教授回到桌子旁，繼續講他剛才沒有講完的話，同時喝下一大口啤酒。突然，他把喝的啤酒吐了出來，大聲問道：“誰把我的啤酒換了？”他夫人這才明白，哈哈大笑地說：“江剛才摸了一下你的杯子。”Ahne教授呆呆地看著我：“你…摸了一下我的杯子？”我忍住笑看著他，沒有做聲。
我確實沒法解釋這事。今年春節會餐時，王偉俊非要我喝酒，還來激我。他拿著小半瓶白酒說：“你如果喝一小杯，我就把瓶子裏剩下的酒都喝掉。”我想起楊老師教的氣功，就試著想法子使勁，想把杯子裏的酒盡量趕走。過了一會，我聞了聞沒什麽氣味了，一口氣喝了下去，好像沒有那樣辣啊。王老師睜大眼睛看著我，不知道滴酒不沾的我怎麽一口就把這一杯酒喝進去了。陳英鴻則高興地說：“好，小江開了酒戒！”隻有坐在旁邊一聲不吭的小馮心裏清楚：這裏麵已經沒有了酒味。但這種荒誕的事情怎麽能給Ahne教授說呢？就是跟中國人說，也不會有多少人相信啊。
第二天，我去馬普外事處，那裏的新處長拉著我講了半天，希望中國科學院能跟德國的馬普加強聯係，希望能多多交流。說現在中國人好像都不怎麽講話，特別是有什麽想法……。我看著這個新處長，心裏想: 這事對我們說好像沒有什麽用啊！國內的學術空氣活躍了，自然就會開口了。這不是我們哪個人的事情。
隨後，我去中央火車站，買了一張乘坐地鐵的周票。這個價格很便宜，算下來幾乎是平常票價格的八分之一。Ahen教授看到這張周票，仔細詢問了這票的用法，不由得驚歎：“啊，這麽便宜，我從來沒聽說這東西，你們怎麽一來就什麽都知道了？”我嗬嗬地笑起來：“我們錢少，所以注意打聽這方麵的消息。你沒有這方麵的需求，所以不關心呀。”
第三天，Jorgensen教授到了。我先向他們詳細報告了我這一年的研究進展，還帶來了一塊電泳膠片。這是水生所和病毒所的這兩種病毒在同一塊膠上跑核酸電泳的結果，非常清晰地顯示這二者根本就不是同一種病毒。他們仔細看了看，Ahne教授還把那膠幹燥後保存起來。接著，我匯報了關於這兩種病毒在免疫學特性，對魚的毒力等幾方麵的差別。指出病毒所分離到的不過是一株呼腸孤病毒，根本就不是草魚出血病的病原。人工感染草魚後幾乎沒有什麽死亡，症狀也很輕微。Jorgensen教授靜靜地聽著，後來問了一句：“他們發表的文章不是說草魚感染後死亡率很高嗎？怎麽你做感染試驗沒有死亡？”我楞了一下。沒有根據，我不能說他們的文章是假的，或者錯的啊。於是我就問：“你們看到水生所原來發表的文章嗎？上麵不是寫著：這個病毒能產生細胞病變。可實際呢？”Ahne教授似乎明白了什麽，“唔”了一聲。
我接著告訴他們：臨行之前，我去過病毒所。他們覺得要電泳我們這個病毒的核酸非常困難。當他們聽說我們是直接從病毒懸液裏抽提核酸時，非常驚訝地說：“原來你們不提純病毒啊。”然後就不做聲了。然而，當我到達慕尼黑時，Ahne教授剛收到從武漢病毒所寫來的信。信中指責水生所不提純病毒而是直接從病毒懸液中抽提核酸，並說這樣做是沒有道理的。Ahne教授把信給我看。我搖搖頭說：“這是他們不懂。我不知道你們是怎麽做的，反正在中國，像北京的三零二醫院，中國軍事醫科院都是這樣直接研究呼腸孤病毒核酸的，有什麽問題嗎？”Ahne教授笑了：“是的，沒有必要提純病毒。把這封信忘掉吧！”說完，把信揉成一團，扔進了字紙簍。
我看著Ahne教授，很嚴肅地說：“我已經從中國的魚裏分離到四個呼腸孤病毒了。看來在中國的水域裏，這樣的病毒還會有很多，但草魚呼腸孤病毒隻有一個。如果以他們分離到的病毒為標準研究草魚出血病，後果將很難預料！”Ahne教授顯然明白我指的是什麽。但他一聲不吭，也不再提及第三階段合作的事情。
隨後幾天，我們天天坐在Ahne教授的電腦前寫總結報告。Jorgensen英文很好，所以大家討論後，由他來口述，Ahne教授輸入。最後寫到結論時，大家都沉默了。實事求是地說，這個病毒減毒後做疫苗的效果並不理想。還是需要注射才有效果，浸泡或口服幾乎沒有作用。雖然我們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並不能改變這個結果。Jorgensen教授思考了幾分鍾，才慢慢地說：“就這樣寫：雖然病毒已經減毒，而且能保持其抗原性。但隻有象滅活疫苗一樣注射才能產生足夠的免疫力，浸泡和口喂試驗顯示不能產生足以抵抗強毒株攻擊的免疫力。因此，我們最初設想的目標沒能達到……。”Ahne教授默默地往電腦裏輸入。我想他此刻心裏一定不是很愉快，我也覺得有些抱歉。但這是科學，而且是在國外。不能像在國內，可以沒有底線的閉著眼睛大吹牛皮，反正沒有人來揭穿。這裏必須遵守一個基本的道德底線：要講真話！
寫總結不是太忙，我們每天下午回家都比較早。一天我剛回到招待所，還沒進門，突然一個小男孩跑過來急切地問：“請問您是不是醫生？”我問：“有什麽事需要我幫忙嗎？”他指指遠處的一個更小的男孩說：“他的手破了，能幫忙看看嗎？”我剛好隨身帶了幾張“創可貼”，就點點頭：“你叫他過來吧。”等我從房間裏拿出“創可貼”，那個小男孩已經等在門口。我給他洗幹淨傷口，再貼好膠布，小男孩高興地說：“謝謝你！要不媽媽會罵我的。”我調皮地朝他笑笑說:“好啊，那我就不告訴你媽媽啦！”沒想到臨走前一天，我正在房間裏清理箱子，突然聽到有人敲門。開門一看，居然是個不到兩歲的孩子，正在努力從門口的階梯往上爬，手裏還拿著一個玩具。我趕忙把他抱起來。那個孩子說：“我要……把這個……送給你。”我朝外麵一看，在屋外的牆角露出那天見到的兩個男孩的頭。我明白了，一定是他們叫他們的小弟弟來送我禮物的。我接過玩具一看，是一個上了發條後會放音樂的小船，雖然有點舊了，但也挺好玩的。我接過小船對他說：“謝謝你，也謝謝你的哥哥！”然後往他的口袋裏塞滿了糖果。才讓他搖搖晃晃地跑回去。並對著看不見的那兩個小男孩招了招手。再見，好懂禮貌的孩子啊！
這個招待所二樓還住著一個俄羅斯的學者，也是馬普請來的。平時見麵隻是點點頭，打個招呼而已。有天晚上，他邀請我去聊天。我們坐在一起，聊了好多中國和前蘇聯的事情。他非常遺憾地說：“真想念過去的日子啊！”說著閉上眼睛：“特別懷念五十年代中國和蘇聯關係那麽好……”我一聽就點點頭說：“那當然，那時候你們是老子，我們是兒子。”那個俄羅斯學者一下子臉紅了：“不，不！我不是那個意思。”我看他很尷尬，就鬆了口氣說：“嗯，那是兩個政府之間的事情，兩國人民之間還是很真誠友好的。”我給他講了蘇聯專家西林幫助建設武漢長江大橋的事情。告訴他，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這些老朋友。那天晚上，我們還算是談得比較愉快。
總結終於寫完了。周六，Ahne教授接我和Jorgensen再去他們家吃晚飯。晚上我們聊得很晚。他夫人叫我教她“氣功”，我實在被纏不過，隻好把太極拳一點點的教她。沒想到她學得那樣用心，倒還真有模有樣的。大家都看得笑起來。
我發現Jorgensen教授在聊天時老是在揉後背，就關心地問他：“你哪裏不舒服？”他皺皺眉頭說：“我背後老是感覺痛。”我說：“那我給你按摩一下吧。”當我跟他按摩時，感覺似乎不是背部肌肉和骨頭的問題，似乎是裏麵內髒的問題。然而我看不出究竟是什麽，真的一點也看不清楚。
Jorgensen教授第二天就要回丹麥了。從Ahne教授家出來，我把Jorgensen一直送到他住的酒店，並告訴他，我打算明年九月去參加美國的國際學術會議。臨分手時，他朝我招招手，大聲說：“我也要去的，我們美國見！”
我怎麽也沒有想到，這竟然是我們見的最後一麵。第二年夏天，他沒有去美國開會。參加會議的其他丹麥學者告訴我，他生病了，不知道是什麽病。而他僅僅堅持到下一年的第一天就去世了。Ahne教授來信告訴我，他患的是肺癌。接到Ahne教授的信後，我難過地坐在那裏，想了好久：為什麽其他人的病我能看到，怎麽就看不到Jorgensen教授的病呢？難道癌症有什麽不同嗎？
周一中飯後，我和Ahne教授在英國公園散步。Ahne教授問我：“你打算下一步做什麽研究？”我告訴他：現在全國對蝦養殖發展太快，蝦病來勢凶猛，恐怕要出大問題。據說病毒病很多，我想做這方麵的研究。我問他：“你願意做蝦病毒方麵的研究嗎？”他一聽就搖頭：“不，蝦病毒不好做，沒有敏感細胞。”我聽了不覺得有點好笑。可能這幾年他做這個沒有細胞病變的病毒傷透了腦筋，覺得太不好做了。不過我能理解，前幾年我問過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人，他們不是也覺得不好做嗎？但從他的話裏，我也聽出他曾經研究過蝦病。這也給我打了個預防針，在做蝦病時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
五月十一日中午，我乘飛機出發，於十二日清早回到北京。飛機起飛後，我貼在舷窗上呆呆地朝下看。默默地看著慕尼黑在我的視野中迅速變小，遠去。我依依不舍地想：以後再來的機會恐怕很少了。真希望在有生之年還能來再看看這個美麗的城市。慕尼黑，我已經對它產生了感情。它在我心裏似乎不是外國，似乎已經成為繼武漢和荊門後的第三故鄉。
再見了，我的第三故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