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來自下列網頁（有人有些記憶嗎，厚厚)：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1/01/the-rise-of-the-new-global-elite/8343/
新型全球精英的崛起
菲茨傑拉德說得對，有錢人與你我不同。但是，今天的超級富豪們也不同於昨日：更多的勤奮和任人唯賢，但和給予他們機會的國家則較少關聯 - 他們的同胞也被拋得比從來更遠。
作者 Chrystia Freeland
去年夏天八月的第一個星期日上午的NBC頻道有個有趣的節目叫“與媒體相會“。其中主持人大衛格雷戈裏正在采訪一個客人。這個客人有力地指出美國經濟已經變得“非常扭曲”。客人解釋道，經濟衰退結束以後高收入者，大銀行和大公司經曆了“顯著的複蘇”；而經濟的其他部分 - 包括小企業和“非常大量的勞動力”，仍然停滯不前苦苦掙紮。他認為，我們正在研究的不是一個單獨經濟，而是“從根本上兩個不同的類型的經濟”，同時這種差異正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大。
這個令人震驚但並非獨特（“兩個美國”的概念是約翰愛德華茲2004年和2008年的總統選舉的中心論點）的斷言讓我們注意到富人和其他普通人之間的鴻溝 - 在本例中使論點引人注目的是，發言者正是此前連任五屆聯邦儲備委員會長格林斯潘：自由派的標誌性人物，卓越的自由市場捍衛者，（至少直到最近）這個國家裏關於自我顯示和競爭的首要信奉者。當資本主義的大主教自己宣布經濟增長的不平等帶來了國家危機的時候，一定出了些非常，非常錯誤的事情。
多年以來貧富之間的差距拉大已是顯而易見的。例如，在2005年的一份投資者報告裏，3名花旗集團分析師表示，“世界正分為兩個部分 - 有錢者，和其餘的部分”：
在經濟學的世界裏不存在“美國消費者”或“英國消費者”，或甚至“俄羅斯消費者”等生物。富人為數很少，但占據了與之比例不相稱的收入和消費量。其餘的那些“非富人”，雖然人數眾多，但從國家規模來看隻占有了餡餅令人吃驚的一小部分。
經濟衰退前還比較容易忽視此類財富集中於少數精英之間的現象。盡管和企業家們巨大的財富相比中產階級消費者微不足道，但是現代經濟中眼花繚亂的發明 - 穀歌，亞馬遜，iPhone-等依然廣泛改善了他們的生活。而看上去平庸的發明 - 特別是次級信貸的膨脹 - 幫助掩蓋了收入不平等，雖然其中許多人的收入並沒有增長。
但金融危機及其漫長而令人沮喪的後果改變了這一切。一個總額為數十億美元的救市計劃，和華爾街的迅速而龐大的獎金數額的恢複揭示出寄生的銀行家和其他精英們為自己的利益操縱了整個遊戲。而這，反過來又導致了更廣泛的-以及並非沒有緣故的-恐慌。這種恐慌認為我們不僅僅隻生活於一個政治經濟學的世界，而是一個大亨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富人們顯示了巨大的政治影響，狹隘的自私動機，以及隨意漠視圈子以外的所有人。
作為一名商業記者，過去十年裏我花了大部分時間跟蹤新的超級富豪：一同出席在歐洲的秘密會議;在瑪莎葡萄園或矽穀的會議室裏邊喝卡布其諾邊麵談; 觀察曼哈頓的頂級宴會。我所學到的東西有些是完全可以預料的：富人們，正如著名的菲茨傑拉德所說，和你我不同。
但和我們這個時代更加貼切的是，今天的富人也和過去的不同。我們的以光速相連的全球經濟已經導致了一個新型超級精英團體的興起，這個團體的財富可與他們的上一，兩代相媲美。其成員工作勤奮，高學曆，噴氣式地上升為實力者，同時認為自己是一個高難度的全球競爭的勝者 - 所以其中很多人對我們這些沒有成功的普通人有種矛盾的態度。也許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正在構成一個全球性社區，在這個社區裏的人彼此更加相像,遠甚於他們的祖國同胞。無論他們主要住在紐約，香港，莫斯科或孟買，今天的超級富豪們自己正在構成一個單獨國家。
贏家通吃型經濟
新精英的崛起和兩件事密不可分：信息技術革命和全球貿易自由化。每個國家都在本國內製造收入不平等 - 在美國是金融自由化和富裕層減稅 ;在俄羅斯是內幕交易;在印度和墨西哥是管製行業的利潤。但共通的畫外音是，得益於全球化和技術創新使得人，財，思想的移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自由。
彼得林德爾特是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經濟學家，也是“深層經濟史”學派的領袖之一。這是一個旨在思考長期性世界經濟的流派- 這就是說，掃描整個人類文明。他認為，我們今天所目睹的經濟變化是前所未有的。 “英國的古典工業革命的影響力遠遠低於過去30年發生的，”他告訴我。現今的生產力提高更大，他解釋說，破壞性創新也更多，更快。
從全球的角度看，尤其對於世界上的貧窮地區這些發展的影響非常積極。就拿印度和中國來說：從1820年到1950年近一個半世紀的人均收入基本沒有變化。 而1950年至1973年，則上升了68%。1973年至2002年，增長了245%，即使強烈的全球金融危機也無法抑製其增長勢頭。
但在國內對這個全球變革的成果分享並不均衡。雖然中國的中產階級已成倍增長同時數以千萬計的人擺脫了貧困，上海等東部沿海城市的超級精英們正不斷拉開與其他人的差距。不僅印度和俄羅斯等新興市場，在大多數西方工業化國家，從比較自由放任的美國到溫和社會民主的加拿大和斯堪的納維亞收入不平等也在增加。托馬斯弗裏德曼說得很對，這個世界的大部分正在變平，但另一些部分正在變得更加尖銳。
造成差距的一個原因是，全球市場及其相關技術製造了一個國際商業大亨群體。隨著企業做大，全球環境更具競爭力，而破壞性技術創新日益加快，對股東們來說吸引最優秀的首席執行官變得更有價值。高管薪酬猛增的原因很多-包括眈於享樂的董事會和薪酬數額的認可準則的變化- 但競爭和創新總是發揮著重要角色。
很多公司都得益於這種變化。全球的勞動力（熟練及非熟練工人），客戶和資本降低了傳統的進入門檻，增加了預見或創新的價值。Facebook創始人馬克紮克伯格六年前剛剛走出大學校門，但已在挑戰穀歌這樣一個本身就不屬於老牌的企業。但最大的贏家是個人而不是組織。例如對衝基金經理約翰保爾森從2008年經濟危機中的個人獲利幾乎和整個高盛相等。
與此同時，大多數美國工人，即使是熟練的和具有奉獻精神的，已經錯過了這個贏家通吃經濟的暴利，或者更糟糕的是，發現他們的儲蓄，雇主，或行業正被同樣的力量蹂躪而讓大亨們發財致富。其結果是美國的收入不平等的令人瞠目結舌的激增。據柏克萊的埃馬紐埃爾Saez和巴黎經濟學院的托馬斯Piketty報告，在美國2002年至2007年收入增長的65%屬於頂尖1%的人口。金融危機暫時中斷這一趨勢，在2008年頂尖1%的收入下跌幅度大於其他人群。但最近的證據表明，在危機消除後這些人收入回升的速度比其他人都要快。一個例子：在2008年的下降之後，2009年前25名對衝基金經理人的平均收入超過10億美元，這迅速超過了他們在經濟衰退前的2007年所創紀錄。
今天的權貴
如果你要找一個美國權貴亮相於大庭廣眾的日子，2007年6月21日絕非典型。然而那天，私募基金的巨頭布萊克斯通舉行了自2002年以來美國最大規模的上市。這次上市籌集了40億美元，同時創造了一個價值310億美元的股份公司。Stephen Schwarzman，該公司的兩位共同創始人之一，帶著價值近八十億美元的個人股份和6.77億美元的現金離開了公司，另一個創始人彼得彼得森，兌現了18.8億美元支票後退休了。
對曆史學家，陰謀理論者，圖書出版商來說有個令人愉快的巧合，6月21日彼得森正好舉行了一次聚會-在曼哈頓的四季餐廳-發售他女兒赫莉的題名曼尼的處女作小說。它輕快地諷刺了住在紐約東區的金融家和他們的妻子生活和愛情。這本暢銷書極其妥帖地排上了“母親文學”-今日美國推薦給它的讀者帶到海灘上去的那類現代書單-但作者告訴我，她的創作靈感的一部分來源於她認為，“在這地方人們根本不知道有多少錢“
赫莉彼得森和我談到近年來的飛速發跡如何多次改變了財富的意義。 “現在東區有這麽多的錢，”她說。 “如果你看以前的電影版華爾街說到30或者40多歲的人每年掙2百到3百萬美元，就會感到這種狀況令人作嘔。但在互聯網和全球化時代，你認識有些人在30多歲的時候就通過對衝基金和高盛的合夥人職業每年掙2千，3千，4千萬美元。而且這樣的人很多。我想哪些年薪500萬至1000萬美元的人絕對不認為他們掙了足夠的錢。“
作為一個例子，她描述了一對夫婦在某個曼哈頓晚宴的談話：“他們開始說，'買東西真得會非常昂貴。如果你打算團購噴氣 - 這是對那些不想買整架飛機的人提供”部分飛機所有權“的服務 - 同時又有四幢房子而且想用所有房子的時候你就得花些錢了。“
最後一擊，彼得森說，來自妻子一方：“她轉向我說，'你知道，20這件事 - 她的意思是2000萬美元年收- 不過是2千萬在稅後成為1千萬。'然後桌上每個人都點頭同意。“
如同往日的貴族，如此巨大的財富創造了大亨和其他人之間的鴻溝，這種鴻溝又被深宅大院，貴族學校和私人飛機所增強。我們為微軟聯合創始人保羅艾倫的414英尺長的章魚號遊艇和附屬的兩架直升機，一艘潛艇，和一個遊泳池的奢侈所陶醉。
雖然他們的出軌行為看來雷同，甚至過時，今天的富豪們顯示了一個新現象。在菲茨傑拉德的時代，他寫道，富人們被定型為"天生富貴” 。他們早就知道什麽是“擁有和享受” 。
但今日的很多超級精英卻不同。 “有錢人的祖父一代可沒這麽富，”彼得林德爾特告訴我。 “其中很多人是最近才富起來的。比爾蓋茨的時代比貝德福德公爵的更多實力主義。“即使深切關注日益上升的收入不平等的社會和政治後果的艾瑪紐爾Saez也同意，當今的大亨群體的定義是“工作富豪。”他發現在1916年，美國人中最富有的1%的收入中薪水隻占1/5，而2004年，這一數字已上升了三倍，到百分之六十。
例如，彼得彼得森是希臘移民的兒子。他父親在17歲時來到美國，然後勤奮工作直至在內布拉斯加州擁有一個小餐館。他黑石集團的共同創始人Stephen Schwarzman是一個費城的零售商的兒子。他們還不是特例。2010年福布斯最富有的美國人名單前十位中，四個是白手起家，兩個（查爾斯和大衛科赫）將一個中等規模的家族石油生意擴大到十億美元的工業集團，而其餘四個都是白手起家的億萬富翁薩姆沃爾頓的繼承人。同樣，前10名外國億萬富豪，六人是白手起家，其餘四人則致力於壯大自己的遺產，而不是僅僅躺在它上麵生活。真相是，今天的富豪很少有人誕生於完全沒有任何機會的赤貧- 好的早期教育幾乎是一個先決條件-但他們的財富大部分是勤奮和天才的果實（大概還有一些運氣）。總的來說他們不是貴族，而是經濟大亨，不僅專注於消費財富，而且也創造財富。
達沃斯之路
要把握當代權貴和（使用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格言）“睡覺也發財”的世襲上層人物的區別，我們隻需要看一眼上流社交活動就可以了。往日的馬球賽或者狩獵活動未必已經完全過時，但正在過時。 21世紀權貴真正的社交發生在國際會議的電話線上。
這類事情中最為人所知的是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年度會議，受到邀請標誌著一個有抱負的權貴登上國際舞台。彼爾德伯格集團則更排外，該集團的人每年一次在歐洲和北美地區會晤 - 也更加隱秘- 但它更多關注地緣政治而不是全球商業和慈善事業。每年春天在中國海南島召開的博鼇亞洲論壇，表明了該國的經濟成長的重要性及其對權貴文化的了解。克林頓正努力使他的克林頓全球倡議走上正軌。TED會議（“科技，娛樂，設計”的縮寫）是數碼工作者重要的一站;Herb Allen的太陽穀聚會為傳媒巨頭，阿斯本研究所的創意節（由該雜誌主辦） 更關注政策方麵。
認識到其價值，一些公司已經開始自己舉辦這種全球秘密會議。其中之一是穀歌的時代精神會議，我已主持了好幾屆討論。最近的聚會是去年5月在格羅夫酒店，一幢位於英國鄉間的前公共建築。其300畝地已被改造成一個高爾夫球場，高天花板的房間混合著古董裝飾和現代家具。 （其典型是模擬路易十四式的塑料椅子）去年，太陽馬戲團在一個巨大的帳篷裏向它的500名賓客提供了專場演出；2007年，穀歌通過互聯網在世界各地慶祝收購了YouTube。
時代精神會議的氣氛很難說是奢侈。相反，它具有最優等生聚會的強烈氣氛。這不是逃學玩耍：會議從上午9時至下午6點，在休息時間的草坪上人滿為患，都在看他們的黑莓和iPad。
去年的時代精神演講陣容包括圖圖大主教，倫敦市長鮑裏斯約翰遜，星巴克首席執行官霍華德舒爾茨這樣的名人（更不用提穀歌自己的首席執行官埃裏克施密特）。在此聚會的最有力資本既不是名氣也不是金錢。更準確的描述是作家邁克爾劉易斯所說的“新的新事物”，即可能改變世界的，敏銳而簡單的洞察力或算法或技術。因此，在場的有三位諾貝爾獎得主中包括行為經濟學先驅丹尼爾卡尼曼。去年與會的商業明星之一是36歲的企業家托尼謝，前一年夏天他的Zappos鞋零售額已在亞馬遜網上超過10億美元。會議最受歡迎的部分是穀歌展示它的一些新發明，包括Nexus的手機。
這種對創新和思想的熱情在全球精英的緊密聚會也能看到。以私募基金的億萬富翁經濟學家亨利的妻子和經濟學家Marie -Josée克拉維斯在他們的東區公寓舉辦優雅的曼哈頓晚宴為例。雖然瓷器是塞夫爾牌，繪畫達到博物館水準（Marie -Josée還是現代藝術博物館董事會主席），餐桌上的談話則是個研究級別的討論會。令克拉維斯夫人驕傲的是她邀請的不僅是她丈夫和邁克爾布魯伯格等權貴，還有思想者和決策者諸如理查德霍爾布魯克，羅伯特佐利克和金融時報專欄作家馬丁沃爾夫，並且討論範圍從全球金融失衡到阿富汗戰爭。
事實上，在這個精英的時代最令人垂涎的身份的象征並不是遊艇，賽馬，或爵位，它是一個慈善基金會-更重要的是積極管理以顯示其讚助者的重塑世界的大思路。
慈善資本主義
去年夏天度過80歲生日的喬治索羅斯是一個從事社會工作的億萬富翁的先鋒和榜樣。盡管是戰後時代最成功的投資者，他仍然以自己創建的開放社會基金最為自豪。通過這個基金會他已經在諸如大麻合法化，中歐和東歐社會，以及金融危機之後的經濟反思等問題上花了數十億美元。
受自由派的索羅斯的啟發，彼得彼得森-他自己是共和黨員並且是前尼克鬆內閣的成員-在一個專門基金會上花了10億美元的黑石利潤以削減美國的赤字和固定開支。同樣比爾蓋茨，現在將他的大部分精力和智慧致力於通過基金會向非洲的公立學校提供資助以同疾病作鬥爭。 Facebook的紮克伯格還不滿30歲，但去年秋天，他捐贈了1億美元改善紐瓦克，新澤西州的公立學校。保險及房地產大亨艾利布羅德已成為幹細胞研究的重要資助者;吉姆貝爾斯利，黑莓的共同發明者，已建立了自己的國際事務智庫，其他等等。難怪克林頓為建設一個全球性的慈善品牌獻出了自己的總統職位。
超級富豪早就認識到慈善事業除了道德的獎勵之外，還可以成為被社會所接受甚至不朽的途徑：“富人死得可恥”的安德魯卡內基通過醫院，音樂廳，圖書館和大學把自己從強盜資本家轉變為塵世的聖人。阿爾弗雷德諾貝爾讓人記住的原因也並非因為他是炸藥的發明者。值得注意的是，當今的權貴們在花錢方麵的創新手法和賺錢有得一比。不僅僅捐贈給慈善機構（當然他們也這樣做），他們自己利用財富來試圖解決問題的新方法。記者馬修畢曉普和邁克爾格林在他們的同名小說裏把這種做法命名為“慈善資本主義”。 “他們在作為商人的思考方式和作為慈善家的思考方式上有共通之處”畢曉普告訴我。 “他們習慣於做大規模的事，所以他們在慈善事業上也采用大規模方式。而且他們在更年輕的時候做。“
作者：今天的超級富豪參與公眾活動的重要性的評估標誌是就連新興市場富豪也正熱衷於發展自己的基金會和智庫。前蘇聯大亨們第一次出國的時候，他們是馬克思主義漫畫中的暴發戶，購買遊艇和運動隊，環繞他們的是穿著昂貴時裝的超級模特們。十五年後，他們都在探索如何在思想領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最成功的企業家之一是烏克蘭的維克托平丘克，其業務範圍從輸油管製造到電視台。憑借30億美元的身家，平丘克已不再僅僅滿足於購買現代藝術了：2009年，他為年輕的藝術家召開了一個全球比賽，這個賽事由他在基輔的藝術中心主持以促進烏克蘭融入國際文化主流。平丘克在達沃斯的外圍舉辦定期午餐會，同時在自己的克裏米亞別墅開始舉辦一年一度的“思想論壇”。這一主題為地緣政治的集會保持了適當的謙虛，因為同樣在克裏米婭斯大林，羅斯福和丘吉爾出席了雅爾塔會議。去年九月我在那兒當主持人的會議的出席者包括克林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斯特勞斯卡恩，波蘭總統布羅尼斯瓦科莫羅夫斯基，俄副總理庫德林。
作為一個全球超級精英的新人，平丘克最關注的似乎是工作：去年春天他訪問了美國，在華盛頓會見了奧巴馬總統的高級政治顧問大衛阿克塞爾羅德，在紐約時代雜誌的編輯黨裏克騰格爾的新書會上與查理羅斯一起侃侃而談。在此之前的旅行中，他與卡羅琳肯尼迪在東區共進晚餐。回到家裏，他在其基輔郊區宮殿般的家中（有自己的九洞高爾夫球場）款待了他的同胞藝術愛好者艾利布羅德外，並與索羅斯合作資助烏克蘭民間社會項目。
遙遠的國度
平丘克日益增長的國際關係網說明了另一個今日權貴們的特質：他們正在形成一個全球性的社會，他們彼此的聯係越來越比通常意義上的家鄉關係密切。如同私募基金Silver Lake的創始人格倫哈欽斯所說，“一個在非洲開大銀行的非洲人哈佛畢業生和我可能比和他鄰居有更多的共同點。我與他也比和我的鄰居有更多的共同關心的問題和經驗可以分享“。哈欽斯解釋道，我們進入的圈子由興趣和活動而不是由地理位置而區分，”北京與紐約，倫敦或者孟買有很多的類似之處。你看得到同樣的人，你在同一個餐廳吃飯，你住在同一個旅館。最重要的是，我們作為全球公民對商業，政治和社會問題有共同的關心。和以前相比我們更少受地理位置的束縛。“
與此類似，在美國最成功的對衝基金經理之一的妻子給了我細小但敏銳的觀察結果，她丈夫對達沃斯的街道比他老家曼哈頓的更加熟悉。她解釋說，當他在家時總是用汽車和私人司機;而白雪皚皚的瑞士小村莊太小而且豪華轎車會很尷尬，所以那兒是他真正走路的唯一的地方。一個住在倫敦的美國媒體高管概括得更簡潔：“我們是對空姐比對自己妻子更熟悉的一類人。”
在這個跨國社區裏美國的商界精英比較落伍。例如，在一項對英國和美國的CEO的研究中，Heidrick＆Struggles人才公司的伊麗莎白馬克思發現，是前者的幾乎三分之一是外國人，而後者隻有10%。同樣，超過三分之二的英國CEO曾在國外工作至少一年，而美國人隻有三分之一。
但是，盡管起步緩慢，美國企業正在迎頭趕上：年輕一代的總裁比老一代有更多的國際經驗，同時外國籍和外國出生的首席執行官數量雖然還很小，但正在增長。這種變化在華爾街特別明顯：2006年，美國的八大銀行的總裁都是本國人，今天五個銀行依舊幸存，其中-花旗和摩根士丹利-由外國人領導。
世界上最大的債券管理公司Pimco的CEO，穆罕默德伊利安，是個逐漸上升到美國商界高層的國際主義者的典型。他父親是埃及人母親是法國人，伊利安在埃及，法國，美國，英國和瑞士的穿梭中度過了逍遙的童年。他曾就讀於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現在領導著一個德國安聯金融集團擁有的美國公司。
雖然伊利安住在離開Pimco總部不遠的加州拉古納海灘，他說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屬於哪個國家。 “我有權利在許多國家居住”，ElErian最近訪問紐約時告訴我。 “其後果是，我是一個全球遊牧者，可可以接受很多觀點。”當他這樣說的時候，我們正穿過市中心區，這裏有伊利安的童年記憶，那時他每日坐公共汽車穿過城市去聯合國國際學校。那天晚上，伊利安將經趕倫敦的航班。而本周晚些時候，他必須去聖彼得堡。
事實上，人們越來越感覺到美國企業正由於不積極國際化而落後。Pimco的總部仍設在美國。但是，超級精英關聯的商品和資本正在比以前更經常地避開美國。比方說，50歲的新西蘭人詹寧斯，共同創辦了Renaissance資本投資銀行。Renaissance的根是在詹寧斯常住的莫斯科，他的經營策略定位於捕捉新興市場之間的資本流動，特別是俄羅斯，非洲和亞洲。對於他而言，紐約越來越無關緊要。2009年他在惠靈頓，新西蘭做演講時提出了他對這個後單極商業現實的遠景規劃：“全球最大的金屬企業在印度。世界上最大的鋁業企業在俄羅斯...在中國，俄羅斯，和尼日利亞增長最快的和最大的銀行都是當地的。“
碰巧詹寧斯的莫斯科高科技辦公樓裏的一個租戶最近組建了一個協議來嚐試這樣的新興市場交易。去年，俄羅斯最大的科技投資公司數字天空技術公司成為了南非媒體公司Naspers和中國技騰訊術公司的合作夥伴。所有這三個都是具有全球視野的快速成長的公司-去年秋天Mail.ru公開上市，立即成為歐洲最有價值的互聯網公司-這些都不在美國。類似新興市場內部交易的先驅是由印度電信巨頭Bharti對科威特的紮因電信公司在非洲資產的並購。一位加州的技術高管向我解釋說，在將起爆的非洲市場巴帝公司具有競爭優勢：“他們知道如何提供比我們更便宜的手機。在非洲這樣的地方，西方公司怎麽能競爭得過他們呢？“
對美國來說好消息-和壞消息-是這個國家的超級精英正在迅速適應這種更全球化的觀點。總部位於美國的世界上最大的對衝基金之一的CEO告訴我，他公司的投資委員會經常討論在當今的經濟中誰勝誰敗的問題。在最近的一次內部辯論中，他說，他的一個高級同夥辯稱美國中產階級的空洞化沒有多大關係。 “他的觀點是，如果在世界經濟轉型中在中國和印度有四人擺脫貧困進入中產階層而同時有一個美國人跌出中產階級，這並不是一個壞買賣”CEO回憶說。
我聽到一個台灣出生，30歲左右的美國互聯網公司首席財務官的類似情緒。一個從公立學校畢業後進哈佛的，溫和謙遜的人，他就不太同情美國中產階級的怨言。 “我們要求比其他人更高的薪水，”他告訴我。 “所以，如果你打算要求10倍的薪水，你需要提供10倍的價值。這聽起來很苛刻，但也許中產階級需要減薪。“
在去年夏天的阿斯本概念節，矽穀綠色應用材料公司總裁邁克爾斯普林特說，如果從新來過的話，他的員工隻有百分之二十會從國內招募。 “今年銷售的幾乎百分之九十將來自美國以外，”他解釋說。 “。要求貼近客戶的呼聲-其中大多數在亞洲-是巨大的”在同一會議上，好事達公司首席執行官托馬斯威爾遜，也感歎這個全球性現實：“我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取得[勞動力]。這是美國的一個問題，但它並不一定是美國企業的問題...美國企業將適應問題。
精英的反亂
威爾遜的區分有助於解釋為什麽美國的商業精英會對美國的勞動力和經濟的持續陣痛如此漠然無視：他們在”全球國家”中生活和工作得越來越好 - 實際上蓬勃發展。這種不一致的後果是，當商業巨頭門談起美國經濟和他們在其中的作用時往往說漏嘴：例如，高盛首席執行官勞埃德•布蘭克費恩在2009年說他是“做上帝的工作“時引起了公憤“;或幾名銀行家在金融危機退潮以後堅持聲稱即使沒有TARP的資金他們的機構也可以生存下來，他們接受了它是因為他們受到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的強烈要求。還有例如在海灣漏油後BP首席執行官托尼海沃德抱怨道希望他的生活早日恢複正常，隨後就真的去看懷特島遊艇比賽了。
下麵的例子也許能夠說明問題，布蘭克費恩是一個布魯克林郵遞員的兒子而海沃德-且不說其諷刺美國的那種上流英國口味-在BP的北海鑽探平台的開始其地質學家生涯。他們都是，換句話說，工人階級裏飛出來的鳳凰。你或許會想象，這種背景將使精英們特別同情那些困苦者的話，實際情況往往相反。超級精英的那種因為自己的才能而獲得成功的成就感會激發高度的自我陶醉，而自我陶醉 - 尤其是當他們隻和誌同道合的同齡人相處時，可能導致忘卻和漠視他人的痛苦。
不出所料，俄羅斯富豪最無所畏懼地表達了這種態度。比如十多年前我采訪了那個時候的俄羅斯首富霍多爾科夫斯基。 “如果一個人不是富豪，他肯定犯了些錯誤，”霍告訴我。 “每個人都具有相同的起點，每個人都可以成功。”霍氏其後的政治劫難-他的石油公司在2004年被國家沒收，他目前在監獄裏-去年在一封信裏他承認“把處理業務當作遊戲”，而且“沒有在意社會責任。”）
雖然通常用詞更加謹慎，許多像霍多爾科夫斯基之流的美國富豪們認為，藍領和中產階層麵臨的問題通常是他們自己的過錯。當我問華爾街最成功的投資銀行的CEO中的一個他是否對他的公司在金融危機中的作用有負罪感時，他真誠地告訴我沒有。真正的罪魁禍首，他解釋說，是他那擁有三輛汽車和一個實際上買不起的房子的無能表親。美國最大的對衝基金之一的經理給了我一個近乎相同的答案—不過這次的罪犯是他的妻子家及他們的次級抵押貸款。另一個把時間花在紐約和棕櫚灘的基金經理則怪罪於亞利桑那州的高爾夫球場工作人員，因為他在泡沫的最高位買入了三處物業。
正是這種“不是我的錯"的心態造成奧巴馬時代的受害者情結。你可能會認為美國的精英-特別是那些金融企業-感覺還不錯。托7000億美元問題資產救助計劃救助及數千億美元幾乎免費的聯邦儲備局借款（索羅斯自己告訴我這政策是個給銀行的“隱藏禮物”），華爾街已經回升到危機前的水平。然而，許多美國金融巨頭認為他們正受到奧巴馬政府貨真價實的圍攻。
比如，在去年夏天黑石的施瓦茨曼引起了軒然大波。他說奧巴馬的提高私營企業的稅收-具體做法是將“附帶權益”作為一般企業收入-“就像在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蘭。”
然而施瓦茨曼（他其後為其言論道歉）是共和黨人，因此他對本屆政府的反感不足為奇。更令人震驚的是以前支持奧巴馬的金融業內人士對總統和他的黨反對程度。華爾街的投資者，一個充滿激情的民主黨人向我講述了他與國會民主黨領袖在稅收改革工作涉及的痛苦交流。 “別夢想了，”他告訴國會議員。 “即使修改法律，政府也不會從我這裏多得到一分錢的稅。我會把錢都投到我的基金裏並且花到更好的地方。我的錢不會在浪費在你的赤字無底洞裏。“
他不是唯一的憤怒者。去年夏天在一個被廣泛引用的投資者信息裏，對衝基金經理-同時也是2008年奧巴馬籌款大員-丹勒布熏，“隻要我們的領袖告訴我們說必須信任他們通過規範再分配以回到繁榮大道上，我們就不能擺脫這種經濟困境“。另外兩名華爾街的前奧巴馬支持者-他們聲稱都在伊曼紐爾的快速撥號名單上-告訴我說，總統“敵視商業“，一個竟然擔心奧巴馬是“社會主義者。”
這種氣憤大部分來自簡單的自我利益：除了加稅的建議，去年夏天奧巴馬簽署的金融改革使得美國的金融法規越來越嚴格。但以他的慈善工作的民主投資者的憤怒參考建議，驅動C-條款的憤怒的，不隻是貪婪，也是一種被冒犯的感傷，一種受傷害的，懷疑任何人都把他們看成是壞人而不是英雄的情緒。畢竟，那些其財務和技術創新是否代表了美國經濟的未來？他們是不是在“做上帝的工作”？
你可能會說，美國富豪正在經曆約翰高爾特的時刻。自由主義者（和中學裏的書蟲）會記得，高爾特是蘭德1957年的小說阿特拉斯裏的大亨英雄。由於厭倦了被寄生蟲拖累，嫉妒，和天生愚蠢的階層，高爾特和他的資本家同事開始反抗並且隱居到落基山脈中的一個避難所“高爾特的峽穀”。在那裏，他們過著在幽靜自然光彩的日子，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他們的天才和勤奮的工作被剝奪或者毀壞。 （切斯特頓提出了類似的想法，但較溫和。在他的小說星期四的人裏描述道：“窮人真正擁有這個國家，而富人沒有，他可以坐遊艇去新幾內亞 “）。
當然這隻是種精英式的幻想：無論超級精英多麽聰明，具有創造力和高效率，他們無法離開社會而存在。即使撇開最近由世界各國政府提供的金融救市政策，富人需要我們作為工人，客戶和消費者。然而，當精英把他們自己越來越看成一個由特殊才能而不是由國籍構成的全球社區，這個社區的人正用“他們的“稅來償還“我們的”預算赤字時，高爾特的峽穀可以比作一個魔戒。地理上他們可能不孤立，就如蘭德所幻想的。但他們似乎正在思想上孤立自己，最終這可能有更嚴重的後果。
後退
連接超級富豪和其他人的文化紐帶正在從雙方磨損。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特別是美國有種對資本主義精神的欽佩。正如索羅斯告訴我：“在美國發財比在歐洲容易，因為歐洲人羨慕億萬富翁，但美國人希望能效仿他。”但這種欽佩感已經開始惡化，原因在於貧富差距變得更大和有錢人更受益於政府的援助政策。
衡量這種惡感的一個指標是政客公開為大企業說話的風險程度。保衛石油巨頭及反對政府幹預曾經被描述為美國德州共和黨工作的一部分。但是，當國會議員喬巴頓試圖向白宮做出類似挑戰時，黨內的老牌人物馬上要求他沉默。紐約的查爾斯舒默有時被稱為“華爾街參議員"。然而，去年春天當金融改革法案來到參議院 - 其中每一方激烈指責對方幫助華爾街的銀行 - 舒默在這個問題上卻變成了“隱形人”。
今年六月，當我問薩默斯（後來成為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有關對衝基金反對積存利息稅改革的問題時，他迅速撇清了自己和華爾街的擔憂間的聯係。 “如果這是你所認為的最大公共政策問題”他告訴我：“你我對過去幾個月的時局看法完全不同。”我提醒他，他近至在2008年還在為德肖對衝基金工作，他卻強調他的在過去數月的預選中的表現。
甚至在超級精英聚會中批判也正在變得越來越普遍，。在華爾街日報2009年12月會議上，保羅沃爾克，傳說中的聯邦儲備委員會前負責人認為，華爾街創造財富的說法沒有任何真正的基礎。 “我想一個人，”他說：“能給我一個中立的證據表明，金融創新導致經濟增長的一一絲一毫的絲毫證據。”
在穀歌的時代精神五月聚會，基調講演的圖圖大主教則直接把矛頭對準了高管層麵的收入。 “我對資本主義的真正憂慮”他對經營者們說 “在於高盛。我讀到過有個主管-不管他們叫CEO還是什麽-的年薪是6400萬美元。六十四百萬美元。“他被這個數額所震驚而停下來喘了口氣（雖然，由華爾街和矽穀的收入標準實際上並不是那麽多）。去年在華爾街日報上連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會議的標誌性創始人，經濟學家克勞斯施瓦布也警告說，“企業係統正在變質”和企業“掉回到舊的習慣回和不正當行為中“可能會”摧毀社會和平。“
彌合鴻溝
當然並非所有的富豪都相同。俄羅斯寡頭和蘋果公司的史蒂夫喬布斯在道德上和對公共資源的掠奪都完全不能相比。雖然正如沃爾克指出的，在過去十年中的金融“創新”的好處其實非常可疑，許多富豪尤其是高技術領域使國家和世界也在進步中廣泛受益。這就是為什麽雖然次貸銀行家成為廣泛的憤怒對象，而喬布斯，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依然是英雄人物。
而且，最終這是兩難問題：美國確實需要很多的富豪。我們得益於他們生產的商品和創造的就業機會。而即使是那些工作機會主要在海外增長，成為這些創新者的歸宿-不管是本土人還是移民都是件好事。在今天競爭異常激烈的全球環境中，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需要一個創造性的，有活力的超級精英階層。
另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在全球經濟的痛苦轉型中，也需要人將要支付提高公共教育和美國中產階級所必需的社會安全網。 （更遑論財政赤字小事。）當然這些錢裏麵很多將有來自富裕層-畢竟，正如銀行劫匪所說的，錢在這裏。
毫不奇怪財閥們反對這樣的分析，並認為自己遭受到孤立，不公平的中傷，甚至因為成功而受到懲罰- 自身利益是找借口的母親，而且-我們已經看到-富豪們的很多理由都有正確的成分：作為一個階層，他們一般都比較勤奮，比他們的祖先任人唯才;他們的慈善工作具有創新性也很重要，以及最近美國中產階級的損失實際上對其他地方來說是收益。
富豪反對加稅和監管其經濟活動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錯誤的。超級精英在國內和國外所麵臨的真正威脅不是較高的稅收，而是公眾的初級憤怒可以凝聚成一個更具體的民粹主義的議案。舉例說，美國中產階級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全球經濟對其不利並決定采取保護主義政策，或者實行布什的減稅政策正企圖慢慢廢除的， 真正的懲罰性稅收。
穆罕默德-埃利安，Pimco公司的CEO，是一個超級精英模特成員。但同時他也是一個埃及農民的兒子。他研究了那些因貧富差距造成暴力變革的國家。 他告訴我“對於成功者，麵臨來自於收入分配低端挑戰與其無關的說法是短視的，”。他指出，在大多數西方工業化國家，不存在"全球勞動力和資本比他們的本地同行表現更好”的事情。ElErian說：“我認為這將導致社會和政治越來越內向化。我擔心最終會導致采取背全球化的世界而行的政策。2010年的意外驚喜之一是保護主義者們沒有發出聲音，盡管壓力依然存在。“
曆史的教訓是，從長遠來看，超級精英生存有兩種方式：壓製異己或分享財富。對美國和全世界來說哪個更好不言而喻。希望富豪們尚未孤立到連這一點都看不到。因為，最終高爾特峽穀之類的地方是不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