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羊城晚報
潘曉勇―溫州潘發實業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擁有溫州潘發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溫州金源財富實業發展有限公司、山西教育網限公司、溫州市藍牙科技有限公司、溫州歐源建築裝飾工程有限公司等多家子公司。2011 年預估年產值達到9500萬元。
潘曉勇說， 他未來的目標就是還錢 2012 年端午節後的上海南京東路，一個細雨紛飛的日子。身高約1.72 米的潘曉勇融入熙攘的人群中。沒有人會把這個陽光帥氣的年輕人和“溫州走路老板”聯係在一起。他依然麵帶笑容，暴富與赤貧的跌宕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跡輕微得難以捕捉。 他是2011 年震驚全國的溫州老板走路潮中，披著神秘麵紗的“走路老板甲”。從身家數億到負債近3 億。他怎樣從一夜暴富到一夜赤貧？ 他“走路”的背後隱藏著怎樣的心靈交鋒？ 他怎樣以“半黑暗”的狀態，輾轉於國內不同城市？ 他和他的債主又將如何麵對未來？ “走路”240 多天後，潘曉勇接受羊城晚報獨家專訪。他是首位接受媒體專訪的走路老板， 他講述的故事揭開了2011 年溫州老板走路潮那座龐大冰山的一角。 “走路” 他隻帶走十幾萬 2011年10月18日對潘曉勇來說，是一生都會銘記的日子。這一天， 他離開溫州，開始“走路”。此時，據他被提名“2011年溫州創業青年楷模候選人”隻有一個月。 時至今日， 他作為候選人的個人資料仍然掛在網上。 羊城晚報：你對“走路”這種說法會不會特別敏感？ 潘： 沒有辦法的辦法。當時全是債主圍著我。我當時確實是一走了之， 沒有跟任何人打招呼，4個手機6個號碼全部換掉。但走了，其實我挺後悔的。我現在的身份可以說是半黑暗的。我不敢告訴人家我在上海。 我表哥也欠債過億元，但他堅持下來沒有走， 他每天至少接到10個債主的電話。煩惱多很多，但至少有一個光明的身份。 羊城晚報：離開溫州當天是什麽情況？ 潘：我離開溫州是在2011年10月18日。 當天一大早，秘書打電話說，來了十幾、二十個要債的人。我就不想回去了。但在市中心遇到另一個債主，他帶著六七個人，逼我要錢。我說，我借你的500萬元三年，但給你的利息也接近400萬，能不能不要這麽逼我。但這幾個人一直跟到我家裏。我感到自己可能受到傷害，於是借口上廁所，拐了彎走了。 完全是臨時、被逼的。如果不是人身安全受到威脅， 我不會想走。如果沒有這幾個人， 我想我很可能堅持下來。但如果真的一直待下去， 可能發生什麽？ 我也很難設想。也許進了公安局， 也許像有些人一樣，從樓上跳下來……誰也不知道。 羊城晚報：你離開溫州後去了哪些地方？ 潘：離開溫州之後，我在郊縣待了一個多月，想要看看情況。但是發現走的人越來越多，很多比我厲害的人都走了。我感覺沒有希望了，就離開了。之後去了上海、合肥、廣州、武漢……大概七八個城市。 羊城晚報：到這麽多城市，是因為逃避債主追債？ 潘：（笑）死我都已經置之度外了，何況債主追債？ 我找外地的朋友， 希望想些辦法，東山再起。當然，我現在沒有再想著賺幾個億，我希望能夠先做一些小項目，維持生計，再從頭開始。但是會收斂很多，不會再像以前那麽大膽（笑）。 羊城晚報：走的時候你帶了多少錢？ 潘：走的時候，我什麽都沒帶。心非常冷，低落到了極點。有一張朋友的卡，裏麵之前存了十幾萬元。後來主要靠這十幾萬。 幾億身家，真正帶走的隻有這十幾萬元。 很多人不相信，有朋友說，你光身上的裝備就幾百萬哪。是！ 我的手機十幾萬元，四塊金表加起來上百萬。全都抵債抵給人家了。甚至連老爸老媽的房子都賣了。公司能變現的資產全都賣了， 湊了一百多萬元，為了發員工的工資。我覺得銀行的錢、民間借貸的錢可以欠，但員工很辛苦，員工的錢不能欠。這筆錢我完全可以自己吞下來，但是我沒有！ 但很多人還是怨我。 羊城晚報：心理反差會不會特別大？ 潘：是！ 以前我和表哥來上海，表哥坐著賓利，我坐著保時捷，到哪裏去，都是司機在樓下等，一路高架橋過去。現在，到哪裏去都要等地鐵或者公交，到目的地要一個多小時。現在才知道，大上海真是大！ 暴富 錢滾錢炒樓身家數億 一次偶然的房產交易向潘曉勇打開炒房的大門。從6 萬元起家，三年間，他名下成立了8 家子公司， 身家扶搖直上高達數億元。而一次又一次炒房的翻雲覆雨間，他締造出一個也許隻有在當時才可能成真的中國式造富神話。 羊城晚報： 你的企業在2008 年注冊，很多人不相信你三年時間做到身家數億元。可是你又做到了。 潘：我的確是白手起家。2008年6月28日我從上海回溫州， 當時隻有信用卡套現的6萬元。開始做信用卡發卡業務，大半年時間賺了二三十萬元。2009年，表弟介紹給我一套房子。我把全部身家，20多萬元付了訂金。沒想到，一個星期後有人外加50萬元買下。這是我賺到的第一個50萬元。 我感覺，哎，這個錢非常好賺。這50萬又讓我在短短兩個月裏賺到近300萬。有了這300 萬元後，溫州正好有個新盤開盤，30 萬元一個名號。我運氣比較好，一下又搖中了好幾個號。我又以每套外加50 萬元到100 萬元不等的價格轉讓出去，又在一個星期左右賺了幾百萬元。 這樣， 我手頭一下就有了五六百萬元的資金。 2009 年7月以後，雪球越滾越大，我開始想買寫字樓。2010年9月，我看中了溫州一棟建築麵積1.5萬平方米的大樓。當時有人說， 你是蛇吞象。我說我是蟒蛇，我就是要吞下。後來，這棟樓也拿下來了，除了自用的辦公區域將近4000平方米， 其他全部轉租。到2010年，我已經是超過幾個億的身家。 羊城晚報：除了房地產，你開設了很多家子公司。你真正靠什麽賺錢？ 潘：2009 年開始我開設了珠寶公司、外貿公司、鞋廠、裝修公司、太陽能公司等，加起來8 家子公司。但真正賺錢的還是房地產。我大量地購買房產，全部一次性付清房款，再拿到銀行抵押，用套現的錢買更多的房產。比如說，一套房產我1000 萬元買過來，就去找銀行貸1200 萬或1500 萬元，再通過別人做擔保，一般是互保，把錢放大，去買更多的房子，變更多的錢，想再做實業發展。 羊 城晚報： 為什麽把產業鏈鋪得這麽大、這麽快？ 因為錢太好賺？ 潘：的確是因為炒房的錢太好賺，以至於做其他任何行業，沒有想利潤多少，風險多少。完全憑自己的 想法。比如說太陽能公司， 我就是跑到我表哥辦公室問了一兩個小時，知道“民生工程”、“朝陽產業”，第二天就去申辦營業執照了。（笑） 赤貧 借錢遊戲玩不轉了 2011 年9 月，當預期中的銀行貸款無法獲批的時候，潘曉勇感到了危機。但他沒有想到，危機竟以如此淩厲的速度殺到。2011 年十一黃金周，潘曉勇親自為籌備了半年的一家高級餐飲會所點燃開業爆竹。而僅僅一個月後，他竟然負債逾3 億元。 羊城晚報： 你發現問題是在什麽時候？ 潘： 大概是在2011 年10 月份左右，其實9 月份已經有那麽點危機感了，因為銀行的貸款下不來了。一個是銀行貸款收縮，一個是國家政策對房地產的打壓。 羊城晚報：最致命的問題出在哪裏？ 潘：房地產！ 從2011 年4 月份到7 月份，這4 個月別人都已經停止了購買大量的房產。而這期間我又投入了1.3 億的現金買了兩個廠房，七套房子。 這1.3 億的現金中，將近1 個億是從民間借貸來的。當時我想，我有1.3 億元的現金投入，從銀行貸1.8-1.9 億元是沒有什麽問題的。但最終從銀行隻下來了大概6000 萬元的現金。就像周益民（明星電力前董事長） 說的那樣我貸不到錢了。（笑）。 羊城晚報：銀行給你的貸款高峰時達到什麽程度？ 潘： 有一套房子我2009 年一次性付清980 萬元買下。當年銀行給我貸1300 萬元， 第二年給我貸2000萬元。我感覺，照這個增長速度， 我可以套更多的錢， 買更多的房子。 羊城晚報：你認為， 在你破產的過程中， 銀行起了什麽作用？ 潘： 推波助瀾！ 我覺得罪魁禍首就是銀行！ 如果當初我買980 萬元的房產，銀行第一年沒有給我1300 萬元貸款， 第二年沒有給我2000萬元貸款；沒有這麽多錢放出來，我的產業、投入， 一係列處事不會做得這麽大膽。 羊城晚報：你認為銀行放大了你套現的勇氣？ 潘：是！ 銀行存在很多潛規則。比如說， 這套房產的貸款額度不能達到2000萬，怎麽辦？銀行為了做自己的業績，先貸給我1000 萬元，我存進去，再貸一次；以承兌匯票開出來，以質押的方式，那麽銀行的存款業績就有2000 萬元了。同時，銀行又給我貸了1000 萬， 我手裏就有2000萬現金了。我再把2000 萬元質押一次，再貸出來。銀行再貸給我2000 萬元，那麽，銀行的存款就有4000 萬了。我也套現了4000 萬元。何樂而不為呢？ 羊城晚報： 當時宏觀政策的改變，也造成了樓市整體下跌，可為什麽你仍然認為銀行是罪魁禍首呢？ 潘：2011 年9 月份， 每次我去銀行，銀行就拖我“沒問題， 下個星期就放貸”，他們說。因為這樣，我把多餘的錢全部支付利息了。最後幾個月，我每個月支付600 多萬元的利息， 最高一月付了670萬元利息。如果銀行沒有這樣拖我，我當時給自己留下一兩千萬元， 完全沒問題。 但是，我覺得銀行貸款還會下來。我把手上多餘的錢全部投進去了。 我被銀行害了。我的理解是，罪魁禍首就是銀行。 羊城晚報：假如當時的宏觀政策不調控，銀根也沒有緊縮，你認為你能避免今天這種局麵嗎？ 潘： 我做的很多實業都是民生工程。 如果再自己走下去， 我會把它們理順，把實業做實，會有一個自我修複機製。其實當時我已經有思路要做實業。我投了4700 萬元，買了一個很大的廠房，想把鞋廠搬過來，還想再投1000 萬元，把流水線從1 條增加到4 條。但當時已經是2011年9 月份，來不及了。 未來 目標就是還錢 從2011年10月到現在， 大半年過去，在網絡上輸入“潘曉勇”，債權人追債的帖子仍然可見。欠債未清，故事便沒有完結。 大半年間，有人撤銷對他的起訴，也有人在繼續告他。而麵對3億元天文數字般的欠債，潘曉勇說，未來的目標就是還錢！ 羊城晚報：你離開溫州之後，有沒有債主向你追債？ 潘：債主也在找我。我走後主動給全部的十幾個債主都打過兩三次電話。我覺得對他們是個心理安慰。我告訴他們，不要急，我正在想辦法找錢還給他們。急的話，你們可以去法院告我。但是，沒告我的債主，我有錢了會第一時間還他，告我的債主，我最後還錢，時間可能三年，五年，甚至更長。 現在很多債主已經感到心理安慰，有些人已經撤訴，有些人比如欠他們500 萬的，提出能不能年底先還10%，或者分三、四年，五年還。但是，也還是有兩三個人在上訴，或者要聯合起來找我。我也沒辦法。 羊城晚報：現在的欠債情況怎麽樣？ 潘：目前還有27套房子抵押，欠銀行貸款2.2億元。民間借貸還欠5000萬元。去年的時候，欠民間借貸1.1億元。後來，我名下的很多資產， 包括大樓都抵債抵掉了。算下來，目前還有將近3億元左右的欠款。 羊城晚報：房產大縮水，銀行欠債怎麽處理呢？ 潘：我當初是在溫州房產最高峰的時候向銀行借了2個多億。現在房產縮水，市值隻有8000萬。銀行也麵臨這個問題，是作為壞賬處理呢，還是上報央行，或者等國家有個批文再去處理這樣的事情。我也不清楚。 羊城晚報：未來你有什麽打算？ 潘：就是想把錢還上。隻要人還活著，還是這個思維方式， 有能力就一定要還錢！ 這就是我給自己定的目標。但是現在還有人在怨我，說我還有幾千萬元，不還給他們。還有人組織起來去告我。如果我沒有活路，我怎麽還錢給你？ 我才29 歲，能達到3 到4 個億， 我覺得這輩子足了。 但是我覺得人生，我還有自己理想和目標存在，所以我才能堅持到現在。 回首往事 摸到好牌 打得太爛 親曆了2011 年震動全國的那場溫州老板“走路潮”，潘曉勇有時候覺得，2009 年到2011 年這三年以幾何速度瘋長的財富更像是一場夢。這場夢給他留下了太多的思考。“這是一個好的時代，本來已經摸到一副好牌，遺憾的是沒有將這副牌打好。” 關於實業：盲目放貸變空心化 羊城晚報： 既然實業不賺錢，為什麽還要投入實業呢？ 潘：包括我，包括溫州很多知名企業在內，當時做實業隻是擺樣子，提供一個平台，融資的平台，人際交往的平台。 比如珠寶店， 我投入了幾千萬元，擺個門麵，好看而已，賺不到錢。 別人說，老潘你在做什麽？ 我說，我做的行業很廣，包括鞋、珠寶、建材什麽都做。實際上是把實業作為一張名片，宣傳我自己。 當時的同行基本類似我這樣。有些純粹放棄了家族產業，他們的長輩做實業做了十幾年，做得非常好，但到了他手裏，實業就不做了，放在那裏。而是以實業去貸款，參股一些借貸公司。結果就是，溫州的實業變成空心化。 羊城晚報： 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 潘：因為這個錢好賺。躺著睡覺都在賺錢。你放出來2000 萬元，利息兩分，一個月就有40 萬元進賬。一年就有480 萬元。這是最低的，平時借，一般利息在4 分到6 分。 羊城晚報：誰能支付4 分到6 分的利息？ 潘：像股票一樣，有賺到錢的，也有賺不到錢的。賺到錢的極為少數，虧的是絕大部分。所以一些實業，為了支付高額利息， 就把自己的產業當做平台，去借更多的錢。2009 年到2011 年這三年， 如果企業沒有真正意義上做實業，它的業務量、產品、管理體係，統統會下降50%，甚至以上。一些上萬人的企業，減到最後隻有一千人，甚至幾百人，6 條生產線最後隻剩一條。 關於民間借貸：每一個人都像瘋了 羊城晚報：當時溫州民間資金處於什麽樣的情況？ 潘：2010 年溫州老百姓去菜市場買菜都要還半天價， 但我們去買房子，1000 萬元的房子我看都沒有看，就現金直接付清了。 當時溫州民間資金太充足了。 5000 萬元以內的借款打個電話就可以，根本不用去別的公司簽個借條。 一個騎黃包車的， 都會把積累一二十年的積蓄，放到擔保公司拿利息，有些人甚至整個家族陷進去。2010年7月份， 我把借一個親戚的300萬元還給了他， 但他又把300萬元放貸出去，還把自己的房子、老婆家7套房子以及弟弟的房子，全部抵押，放到擔保公司。現在整個家族的房子全部要被銀行拍賣。 當時甚至連KTV 包房都被訂沒了， 本來最低消費5800 元或8800 元的要提價5000 元。所有人都太有錢了！ 所有人都瘋了，所有人都在參與。 當時如果你沒有參與，所有人都會認為你才是瘋的。 羊城晚報： 資金鏈斷裂之後，當時溫州的情況怎麽樣？ 潘： 當時溫州已經變成一個灰色的城市。那一年（2012）春節是溫州20 多年最冷清的一年。在那之前， 溫州一天的煙火銷售量都在上千萬元以上。2012 年春節隻有幾百萬，甚至一百多萬元。老百姓沒有錢啊，再加上債主要債，根本沒有心情放煙花。當時媒體有篇文章說，是不是溫州人連買煙花的錢都沒有了？確實是這樣。 記者手記 財富，神話，縮影 像是時速180 公裏狂奔在高速路上的一個突然急刹， 潘曉勇的創業夢想戛然而止， 盡管你仍然能夠深深感受到他身上閃現的企業家理想和企業家精神。 從6萬元信用卡套現到身家數億，這個三年間打造出來的財富神話更像一個傳奇。這是常人難以複製的成功，它是一個普通民營企業家從時代中發掘到機遇，卻又最終倒伏的殘酷教訓。 這樣的傳奇在2009 年―2011 年大量滋生， 又在2011年一夜覆滅。繼1986 年導致溫州8 萬家庭破產的“抬會事件”後，20 多年後悲劇輪回，老板走路風潮將溫州重新拋上風口浪尖。這個城市的困局是中國經濟的一幕縮影。時代為它造就了富甲一方的“溫州老板”，也為它烙下慘痛的傷痕。 假如沒有樓市的瘋狂， 假如潘曉勇蠻勇的膽量沒有得到資本市場一波又一波的放大……假如時光倒流， 身處這樣一個黃金的時代，可能發生什麽？ 也許，下一次，我們會走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