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 文森特•博蘭 報道 2011-12-20
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去世了，終年75歲。他是劇作家、哲學家、捷克共和國前總統。無論是在1989年推翻共產黨統治的過程中，還是在之後多年捷克的國家生活中，他都扮演了核心角色。直到去世前，他仍保留著自己始終未變的身份：一名異見人士。
對於1968年蘇聯入侵後扶植的死硬的共產黨政權，哈維爾進行了有原則的反對，這使他成為一名典型的東歐叛逆者。後來，他對共產黨政權倒台後帶來的種種自由發表了有說服力的懷疑言論。
哈維爾始終堅持自己最基本卻又自相矛盾的信仰：必須要說真相，但也要明白語言的威力。對於作品曾經被禁的作家哈維爾來說，真相和語言是他唯一允許自己使用的武器。在世人的記憶中，他將是反抗蘇聯壓迫的象征和捷克斯洛伐克“天鵝絨”(Velvet)革命的領袖。
1936年10月5日，哈維爾出生於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個中上層家庭。他家擁有一個房地產帝國，但在1948年共產黨上台後遭到充公。他在家裏很多仆人的簇擁下、在他父親的那些知識分子朋友的熏陶下長大成人。哈維爾是個早慧的孩子，13歲就寫出了自己第一本“哲學書”。鑒於他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1948年上台後的共產黨不允許哈維爾接受正規的中學教育。十幾歲的時候，他當了五年的實驗室助理，並在夜校繼續學習。
20世紀50年代，哈維爾日益投入文壇和哲學界的懷抱。他開始了寫作，但他真正開始投入布拉格的地下藝術圈子，是在1960年他當上欄上劇團 (Theatre on the Balustrade)舞台管理員之後。當時正處於蘇聯倡導的緩和氛圍之中，這引發了後來的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他在劇團遇上了家庭成分為工人階級的女孩奧爾加•斯普麗查羅娃(Olga Splichalová)，後者成了他的紅粉知己和保護人。他們在1964年結婚。
1968年蘇軍入侵時，他們身在布拉格以北的利貝雷茨(Liberec)，這裏的抵抗一度非常強大。哈維爾後來回憶稱，那年8月的那一周給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對手無寸鐵的平民動武是徒勞的。布拉格之春的終結，將捷克斯洛伐克推入大蕭條。與其他人不一樣，哈維爾拒絕流亡國外，甚至在1969年其作品被禁之後也拒絕流亡。
1975年，哈維爾寫了一封公開信給共產黨總書記古斯塔夫·胡薩克(Gustav Husák)，表示對國家“隻顧外表光鮮、任由內部腐爛”感到痛心疾首。此信為日益壯大的異見人士群體吹響了行動號角，這個群體包括頗有影響力的搖滾樂隊宇宙塑膠人(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哈維爾成為了這場運動尋找的領袖人物。
結果就是《77憲章》(Charter 77)，這份宣言在12年後反對共產黨的運動“公民論壇”(Civil Forum)中得到了最完整的演繹。該憲章“僅僅……承認真相的權威性，以及要求說出真相的良心的權威性”。
說出真相讓哈維爾付出了沉痛代價。1978年，他被軟禁，一年之後又被關進監獄。他受了很多苦，但在1983年出獄後，迸發出創造力，寫了三部戲劇，發表了私下刊印的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是1978年的一篇文章——《無權者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這篇談論不同政見的文章，激發了異見運動，並確立了哈維爾作為一位卓越知識分子的地位。
哈維爾表示對政治不感興趣。但在1989年夏天，在他又一次短暫監禁獲釋後，波蘭自由工會組織團結工會(Solidarity)在選舉中獲勝，東歐共產黨統治出現了首批裂痕。
當年11月柏林牆被推倒一周後，布拉格溫塞斯拉斯廣場(Wenceslas Square)上學生主導的抗議活動迅速升級，參加人數增加至幾十萬人。此時，哈維爾剛從他位於波希米亞(Bohemia)的鄉間別墅回來，一群反對派活動人士請他擔任領袖。於是，哈維爾領導了“天鵝絨革命”，由害羞的知識分子轉型為精明的政治策略家。
示威者高喊：“哈維爾，進城堡”，在政府垮台後，哈維爾在群情振奮之中被送上了總統寶座，自1989年12月29日開始履行職責。在1990年的新年致辭中，哈維爾列出了他作為總統關注的各項主題——他先是擔任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在捷克斯洛伐克解體（他對此持反對態度）後，從1993年2月開始擔任捷克共和國總統。這些主題是加入北約(Nato)和歐盟(EU)以及創建公民社會的重要性。這與時任捷克總理的瓦茨拉夫•克勞斯(Václav Klaus)的中央集權傾向不一致，克勞斯最終在與哈維爾爭奪民意支持的過程中敗北。
哈維爾給總統一職帶來了無上的尊嚴。但作為一名知識分子，他可能會對當選政客嗤之以鼻。在1996年和1997年末結果不確定的選舉之後（克勞斯在 1997年末的那次選舉後被迫辭職），他在拯救國家避免癱瘓方麵的角色頗具爭議。他一度冒犯所有政黨，特別是克勞斯領導的公民民主黨(Civic Democrat)，哈維爾批評他們聽任貪婪和腐敗滋生。
哈維爾是一位反共人士，在剝奪人性的冷戰環境下，他也是一位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他和藹、明智而且謙遜，從真正和原始的意義上來說，他是一位放蕩不羈的文人。他接受了命運賦予他的角色，並出色地扮演了這一角色。
1996年1月，哈維爾的第一任妻子奧爾加死於癌症，他們沒有子女。那年晚些時候，煙癮很重的哈維爾也患上了癌症。他做了一次手術，切除了部分肺，此後，他的身體再也沒有完全恢複。他的第二任妻子達格瑪•維斯科莫娃(Dagmar Veskrnová)現在成為他的遺孀，他們是在1997年1月結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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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去世了，終年75歲。他是劇作家、哲學家、捷克共和國前總統。無論是在1989年推翻共產黨統治的過程中，還是在之後多年捷克的國家生活中，他都扮演了核心角色。直到去世前，他仍保留著自己始終未變的身份：一名異見人士。
對於1968年蘇聯入侵後扶植的死硬的共產黨政權，哈維爾進行了有原則的反對，這使他成為一名典型的東歐叛逆者。後來，他對共產黨政權倒台後帶來的種種自由發表了有說服力的懷疑言論。
哈維爾始終堅持自己最基本卻又自相矛盾的信仰：必須要說真相，但也要明白語言的威力。對於作品曾經被禁的作家哈維爾來說，真相和語言是他唯一允許自己使用的武器。在世人的記憶中，他將是反抗蘇聯壓迫的象征和捷克斯洛伐克“天鵝絨”(Velvet)革命的領袖。
1936年10月5日，哈維爾出生於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個中上層家庭。他家擁有一個房地產帝國，但在1948年共產黨上台後遭到充公。他在家裏很多仆人的簇擁下、在他父親的那些知識分子朋友的熏陶下長大成人。哈維爾是個早慧的孩子，13歲就寫出了自己第一本“哲學書”。鑒於他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1948年上台後的共產黨不允許哈維爾接受正規的中學教育。十幾歲的時候，他當了五年的實驗室助理，並在夜校繼續學習。
20世紀50年代，哈維爾日益投入文壇和哲學界的懷抱。他開始了寫作，但他真正開始投入布拉格的地下藝術圈子，是在1960年他當上欄上劇團 (Theatre on the Balustrade)舞台管理員之後。當時正處於蘇聯倡導的緩和氛圍之中，這引發了後來的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他在劇團遇上了家庭成分為工人階級的女孩奧爾加•斯普麗查羅娃(Olga Splichalová)，後者成了他的紅粉知己和保護人。他們在1964年結婚。
1968年蘇軍入侵時，他們身在布拉格以北的利貝雷茨(Liberec)，這裏的抵抗一度非常強大。哈維爾後來回憶稱，那年8月的那一周給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對手無寸鐵的平民動武是徒勞的。布拉格之春的終結，將捷克斯洛伐克推入大蕭條。與其他人不一樣，哈維爾拒絕流亡國外，甚至在1969年其作品被禁之後也拒絕流亡。
1975年，哈維爾寫了一封公開信給共產黨總書記古斯塔夫·胡薩克(Gustav Husák)，表示對國家“隻顧外表光鮮、任由內部腐爛”感到痛心疾首。此信為日益壯大的異見人士群體吹響了行動號角，這個群體包括頗有影響力的搖滾樂隊宇宙塑膠人(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哈維爾成為了這場運動尋找的領袖人物。
結果就是《77憲章》(Charter 77)，這份宣言在12年後反對共產黨的運動“公民論壇”(Civil Forum)中得到了最完整的演繹。該憲章“僅僅……承認真相的權威性，以及要求說出真相的良心的權威性”。
說出真相讓哈維爾付出了沉痛代價。1978年，他被軟禁，一年之後又被關進監獄。他受了很多苦，但在1983年出獄後，迸發出創造力，寫了三部戲劇，發表了私下刊印的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是1978年的一篇文章——《無權者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這篇談論不同政見的文章，激發了異見運動，並確立了哈維爾作為一位卓越知識分子的地位。
哈維爾表示對政治不感興趣。但在1989年夏天，在他又一次短暫監禁獲釋後，波蘭自由工會組織團結工會(Solidarity)在選舉中獲勝，東歐共產黨統治出現了首批裂痕。
當年11月柏林牆被推倒一周後，布拉格溫塞斯拉斯廣場(Wenceslas Square)上學生主導的抗議活動迅速升級，參加人數增加至幾十萬人。此時，哈維爾剛從他位於波希米亞(Bohemia)的鄉間別墅回來，一群反對派活動人士請他擔任領袖。於是，哈維爾領導了“天鵝絨革命”，由害羞的知識分子轉型為精明的政治策略家。
示威者高喊：“哈維爾，進城堡”，在政府垮台後，哈維爾在群情振奮之中被送上了總統寶座，自1989年12月29日開始履行職責。在1990年的新年致辭中，哈維爾列出了他作為總統關注的各項主題——他先是擔任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在捷克斯洛伐克解體（他對此持反對態度）後，從1993年2月開始擔任捷克共和國總統。這些主題是加入北約(Nato)和歐盟(EU)以及創建公民社會的重要性。這與時任捷克總理的瓦茨拉夫•克勞斯(Václav Klaus)的中央集權傾向不一致，克勞斯最終在與哈維爾爭奪民意支持的過程中敗北。
哈維爾給總統一職帶來了無上的尊嚴。但作為一名知識分子，他可能會對當選政客嗤之以鼻。在1996年和1997年末結果不確定的選舉之後（克勞斯在 1997年末的那次選舉後被迫辭職），他在拯救國家避免癱瘓方麵的角色頗具爭議。他一度冒犯所有政黨，特別是克勞斯領導的公民民主黨(Civic Democrat)，哈維爾批評他們聽任貪婪和腐敗滋生。
哈維爾是一位反共人士，在剝奪人性的冷戰環境下，他也是一位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他和藹、明智而且謙遜，從真正和原始的意義上來說，他是一位放蕩不羈的文人。他接受了命運賦予他的角色，並出色地扮演了這一角色。
1996年1月，哈維爾的第一任妻子奧爾加死於癌症，他們沒有子女。那年晚些時候，煙癮很重的哈維爾也患上了癌症。他做了一次手術，切除了部分肺，此後，他的身體再也沒有完全恢複。他的第二任妻子達格瑪•維斯科莫娃(Dagmar Veskrnová)現在成為他的遺孀，他們是在1997年1月結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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