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女兒畢業，她的高中同學從紐約過來祝賀她，她也逼著哥哥從歐洲飛回來參加她的畢業典禮。我們碰到她畢業寫作的輔導老師，老師祝賀她：你終於完成了！聽那意思，她能否畢業曾經是個疑難問題。
回到她即將搬出的宿舍，我追問她畢業寫作是不是很難？她避而不答。之前，她告訴我們她的這位高中同學，現在要稱呼“they”，而不要說”she”。她爹說，我們連”she””he”還沒說利索，怎麽可能又弄出一個新的稱謂？她回答：你們可以犯錯，我也隻是提醒你們一下。
這個“they”是唯一來參加畢業典禮的她的高中同學，她的其他朋友，天南海北的，離這兒很遠。但這個“they”曾經在中學時跟兒子約會過一段時間。那時候哥哥16歲，她們14歲，寶玉和黛玉的年齡。
可那時候，哥哥和“they”的小戀愛惹惱了她，她在家裏鬧哥哥，在學校鬧“they”，並與“they”斷交。直到有一天，“they”決定跟哥哥分手，她的生活才恢複了正常。而斷交後”they”把頭發染成了粉紅色，讓我著實擔心了幾天。
現在哥哥即將25歲，她們23歲，坐在同一間屋子裏，我有點兒提心吊膽，不知道他們是否真理清了當年的思緒。我說：你們可以說法語。他們幾個人大笑。
他們在同一所法語學校長大，很小的一個圈子，然後溶解在一個很大的世界裏。
那天他們聊到了蓬皮杜藝術中心，好像是在聊某個展覽。我順口說，蓬皮杜曾經是法國總統，他們有點兒不相信。我知道“they”在學校是好學生，她奶奶一家仍住在法國，她也說自己對曆屆法國總統還是有幾分了解的，但她不記得蓬皮杜當過法國總統。
我很確定，他當過。他是我小時候知道的唯一去過我們N線城市的外國人，我住在N線城市的郊區，聽說蓬皮杜乘坐的汽車所走過的街道兩旁誰都不許開窗戶。那是七十年代初，我還不大懂事，但後來反複聽說過蓬皮杜來訪時戒備森嚴的故事以及人們的興奮與不安。
今晚跟爹媽吃了頓晚飯，提起法語學校的孩子們不怎麽知道蓬皮杜總統，蓬皮杜是法國總統這事兒對我們曾經如此重要，其實他當總統這事兒在他的國家並不怎麽重要。
我爹突然說，這事兒他記得很清楚，因為跟他還有點兒小聯係。他當時在一所中學辦校辦工廠，一年能為學校賺取10萬元人民幣。那時候，我們不會把人民幣和“萬”這個字聯在一起用，我也是今晚第一次聽說他的工廠一年收入十萬元。
那所中學的學生在那段時間不用繳納任何書本學雜費，高年級學生每學期會去工廠勞動一些天。學校也很牛地有自己的芭蕾舞班，能演出全場芭蕾舞“白毛女”什麽的。由於工廠收入頗豐，學校為芭蕾舞班購置了90套女演員的漂亮裙裝，供演出使用。
蓬皮杜即將來訪的消息傳來時，熟知本地小道消息的市政府官員找到了學校，借走了90套裙裝。蓬皮杜到訪時，他們裝扮了90名青年女子，組成歡迎隊伍中靚麗的一部分。有錢是多麽自在啊。
我爹說起那個校辦工廠，喜形於色，倒不是因為賺過很多錢，而是覺得這個校辦工廠讓他這個中學老師得以嫻熟地掌握了工廠的各個工種，玩兒得很過癮。
可惜，隨後的社會風氣過於崇尚讀書，文革結束後我爹退出工廠重回講台，甚至參加了文革後第一屆研究生的招生考試。他沒考上研究生。自打上大學，他就沒認真學過本專業，一直沉迷於詩歌文學領域。沒考上理科研究生早有前因，但他是個不錯的老師。他總在追尋不太適合他、卻被他人推崇的路。相比起他的工廠的業績，他更看重自己曾經為學校芭蕾舞班的學生編寫的舞劇故事，當時中學裏也有作曲能力挺強的老師，為舞劇寫了音樂，演出獲得了某個獎。
假如他一直在工廠，並一路發展下去，他的狀況應該是“趕上了中國製造業發展的好時代“，可是他給報紙投稿參加寫作比賽，夢想成為作家，填詞寫詩無法擺脫“文藝中青年”的酸腐，路就走沒了。
後來他來美國投奔我，我讓他出去打工。本質上他是一個有生命力的人。他在一家日本餐館收拾桌子、幫廚，閑暇時站在餐廳裏給顧客唱歌，有的顧客真的為聽他唱歌當回頭客。一位日本老太太聽得如此激動，跑過來跟他說日語，他一句日語也不會，隻是會唱點兒日本歌兒而已。
他會的東西很多，也很享受自己的十八般武藝。某年，他獲得了灣區業餘歌手比賽的第一名，我當時戲稱他活得像個爬藤少年。但他談不上是個好父親，或許，他是永遠的兒子，需要他人的讚賞。
兒子很小時候，我問他學校的某個老師好嗎？兒子反問我：你問的是“好老師”還是“好人”，這兩者是不一樣的。我被兒子的話擊中，我知道這兩者不一樣，但在他的年齡，我絕對想不到“好人”和“好老師”的區別。在我們的文化中，有種“一好遮百醜”的傾向。
我爹有萬般的好，也有萬般的糟。我想像兒子那樣理性地想爹的好與壞，但總是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我很難說我的愚笨跟我爹為人父的不甚成功無關，但兒子的理性確確實實是他爹的功勞。假如天下的父親都像兒子他爹那麽合適、適合，我們何須用“父親節”來緩解天下的父親劫。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