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公益慈善事業看美國與中國財富家族之異同

來源: 壹嘉人文沙龍於 2023-05-26 11:02:56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49485 bytes)

美國財富向善曆程對中國財富家族的啟示

——在“財富連城”講座的講話

資中筠

資本家發善心？

有一次在介紹美國公益事業的講座上，有人提問：“難道資本家能發善心？”就先從這個問題講起。

這個問題本身帶有很大的偏見，是過去以階級論人的產物。現在又走到另一個極端，以發財為唯一的成功標誌，把窮人稱為低素質人口，甚至有理財產品的廣告詞說：“老來窮沒人原諒你”，好像窮就是犯錯，這是什麽價值觀？

二者都是錯誤的。人性有雙重性，可以向善，也可以向惡，促成善惡的因素有多種，不以掌握財富的多少為轉移。我最近發表過一篇小文，“莫以小人之心度人”，就是與慈善公益行為相關聯的。有人做好事，先懷疑其動機，而不看其實際做了什麽，達到什麽效果。這是錯誤而有害的一種思維模式。窮和富都可以成為向善或向惡的動因，所以古人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教導。18世紀一位美國慈善的先驅馬瑟有一句名言：“如果有人問：一個人為何必須做好事？我的回答是：這個問題就不像是好人提的”。

回到本題，美國財富如何向善。一種事業沒有一定的思想理念的基礎是不可能長期持續發展的。

人性和道德層麵，社會發展的幾個階段中的慈善思想是一以貫之的。基督教傳統、宗教情懷應是其原始動力。按照17世紀溫思羅普的說法，這是上帝的旨意，祂創造了富人，“不是為的讓他們自己享福，而是為了體現造物主的光榮，並為了人類的共同福祉”。這就明確把慈善與人性聯係起來。同時他坦率承認，這是利人利己的事。做好事本身不但帶來快樂和榮譽，而且還可以延年益壽，事業成功。所以這一事業體現人性善的一麵，但又不是利他主義的，是利他又利己，是求得精神寄托，追求幸福的一種方式。《聖經》中“富人進天堂比駱駝進針眼還難”之說多少有點影響，那麽富人把財富捐出去，也就可以打通天堂之路。據說芝加哥大學校長每次向老洛克菲勒募款之前要先舉行一種儀式：兩人一同祈禱，求上帝給予啟示，這樣他募款的要求往往得到滿足。可以說，對其發起者和捐贈者來說，這一事業並不亞於其前半生所從事的企業的發展，甚至更為重要，意義更加深遠，超越於避稅和個人沽名釣譽之上。

工業化社會的公益思想

著重講工業化以後的現代公益，這就不僅涉及人性，而與社會改良相結合。

工業化社會的特點：

1. 財富的積累加快，出現一些爆發的大財團，其財富的體量特別大，與前工業社會不可同日而語。社會矛盾尖銳化。

2. 公民社會成熟。源於18世紀歐洲的啟蒙思想普及以後，“人生而平等”的觀念深入人心，與基督教的在上帝麵前人人平等的觀念結合起來，不平等現象更加被認為是不正常的，難以容忍，必須設法予以改變。受惠者不再是施恩對象，而是獲得本應有的機會和權利。

3. 在民主製度下，群眾有了維權的意識和途徑，例如成立工會，可以為提高待遇、改善工作條件而罷工、提抗議，或與資方談判。這在皇權專製的社會，是難以做到的。

4. 有了教育普及的觀念。隨著工業的發達，從資方來講，也需要受過教育的工人，從全民來講，教育是改變命運的重要途徑，從而成為基本訴求。

美國的公益事業和形成的公益思想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美國憲法注意防止公權力集權、民眾暴力或多數暴政、保護私有財產、協調聯邦與各州的權限，等等，唯獨沒有考慮到如何預防資本肆虐，貧富懸殊擴大的問題。這個問題到20世紀初開始提上日程，經曆了一次全麵的、關鍵性的改良運動，稱“進步運動”。美國現代基金會的出現和發展與“進步主義”運動同步，也可以說是進步運動的一部分。所以改良主義是它與生俱來的特點。

在美國先富起來的大財團主基本上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而進步主義時期興起的新理論就是打破社會達爾文主義，證明適當的政府幹預正可保護和促進自由市場競爭。這場改良運動是全民的綜合性運動，工人運動、媒體揭醜、學術界的新理論，最終體現在政府的若幹政策，所有這些矛頭都是指向大財團。他們感覺到了高處不勝寒，也意識到，大多數人貧困、少數人發財的社會是難以為繼的。而且歐洲已經興起社會主義思潮，正傳播到美國。在這種情況下，自以為最優秀的、作為美國製度的受益者和維護者，必須主動為改革社會做出自己的貢獻。卡耐基基金會的一位負責人說，基金會就應該預見到社會變化所引起的壓力，及時幫助主要的機構適應這種變化，為此，需要走在時代前麵。這就代表了他們的使命感和主人翁態度。對於何種具體途徑更有效，有許多不同看法和做法，但思路大同小異。

《財富的福音》要點

卡耐基的經典名著《財富的福音》對這一思想有全麵的闡述。直到世紀末的比爾·蓋茨還奉為圭臬。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

1. 財富集中造成貧富差距擴大是文明進步不可避免的代價

這點他特別強調，公益的目標絕對不是均貧富。所有的人一律居於陋室那種“過去的好時光”其實並非“好時光”，不值得留戀。把能幹而勤勞的人與無能而懶惰的人區分開來，這是人類從原始共產社會進入文明的開始。因此任何人的私有財產不論多少，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所以，一切解決當前社會問題的考慮是從承認以上基礎的大前提出發。不是要改變現存的造成財富集中的製度，而是要最好地使用這筆巨大的剩餘財富。

2.富人對社會不可推卸的責任

這個不必多解釋。不過他強調富人應該樹立一種簡樸、不事張揚的生活方式的榜樣，避免炫耀奢華；給他的家屬提供恰如其分的合理的需求滿足（怎樣才算是恰如其分，可以由公眾的常識去判斷）。在完成這一任務後，把所有的剩餘財富當作社會委托自己管理的信托基金，並且這樣一來，富人就成為他的窮苦兄弟的經紀人，以自己高超的智慧、經驗和經營才能為他們服務。人類已發展到了這樣一個階段，最優秀的頭腦意識到，最好的處理剩餘財富的方式就是常年用於公眾的福利事業。

3.提倡生前捐出剩餘財富

迄今為止，有三種方式處理財富：一、傳給家族和子孫，二、死後捐給公眾的事業，三、由財富的主人在生前妥善處理。第一種最不可取，對子孫和國家都不利。富家子弟沒有被慣壞而仍然克盡社會職責的固然有，但不是常規，不肖子孫是多數。所以與其留給子孫以財富，不如留給他們家族的榮譽。第二種方式太遙遠，而且往往留下的財富並不能按捐贈者的意圖使用。總有一天，公眾會給帶著巨額財產死去的人刻上這樣的墓誌銘：“擁巨富而死者以恥辱終”。最後隻剩下一種選擇，就是把富人的巨額剩餘財產在他們生前通過適當的運作用於造福公眾的事業，這樣，可以仍然通過少數人按照最佳方案分配，而不是在全民中平均散發。其優越性是顯而易見的。

4. 要社會公益不要布施

最重要的原則是，財富的捐贈決不能使接受者墮落、進一步陷入貧困，而是要激勵最優秀和有上進心的那部分窮人進一步努力改善自己的境遇。漫不經心地胡亂施舍的百萬富翁比一毛不拔的守財奴對社會的危害更大，實際上是他們製造了乞丐。

5. 公益捐助的最佳領域

基於以上的認識，列出了財富應該投向的最佳領域，有教育、免費公共圖書館（按：現在美國免費公共圖書館極為普及、發達，幾乎遍及每個社區，卡耐基有創始之功）、醫療衛生、公園音樂廳等美化生活環境的設施，等等（因篇幅關係此處不詳述）。重要的是，一旦捐出，就成為公共財產，管理權和責任都在當地行政部門，受選民的監督，同時有助於敦促當地政府對有關領域的重視和采取積極措施。

當然，餘財可以用於造福公眾的途徑決不止這些。另外，有餘財者個人財力也相差甚遠，多捐和少捐同樣值得尊敬，並且隨著財富的增加可以陸續捐。卡耐基認為如果這樣做了，富人就能夠以“擁巨資而死者以恥辱終”的格言來對應聖經上“駱駝穿過針眼比富人進天堂還容易”之說。他臨終時就不再是守著百萬無價值的財富，而是意識到自己對改善這大千世界作出過微薄的貢獻，雖然在金錢上窮了，而受到他人的尊敬和愛戴使他比任何百萬富翁都富有多少倍。這樣，他就可以毫無負擔地進天堂。

這是卡耐基在19世紀末提出的思想，並且從那時就按照自己的想法陸續進行捐贈，到20世紀初，他果然徹底把理念付諸行動：在他的企業如日中天時全部轉讓給摩根集團，把屬於自己那部分股份全部捐出，成立了卡耐基基金會。他這篇文章之所以成為經典，就是由於這一套說法事實上奠定了20世紀現代基金會的思想基礎，而且連他所提出的具體捐贈領域也基本上為實踐證明有持久的價值。一個世紀以來盡管有新的發展，例如從自然科學擴大到社會科學，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關注世界和平和國際安全，等等，但核心內容仍然是促進人的健康與教育。

本文摘自著名學者資中筠先生新作《夕照漫筆》（壹嘉2023年版）。本書分上下卷，收入資先生最近10年來未入集的作品50餘萬字，包括“文化與教育”、“曆史與救國”、“公益與社會改良”、“世界觀察”等八個小輯。秉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92高齡的資先生在極為困難的境地中堅持發聲，以她的客觀理性，充滿洞見的文字，啟人心智，引人思考。

由於資中筠被微信全麵封禁，我們無法利用這一中文世界最有效的傳播手段，無法將資先生新書出版的消息傳達到眾多讀者之中。希望文學城的網友們能幫忙轉發、傳播消息，讓資先生的書能抵達盡可能多的讀者。謝謝大家！

影響社會風氣

最初創立這一事物的人是有理念的。但後來不見得所有捐錢者都出於自覺的慈善之心，也不見得都是道德高尚之人。現在美國每年的公益善款70%左右來自普通人，30%左右來自富豪或企業。凡解決了溫飽的人差不多每年都會做一些捐贈，或者貢獻一些自願的服務，已經成為一種風氣。而且處理餘錢最方便的辦法就是成立一家基金會，法律手續非常簡便。

一個社會，居高位的權貴和引人注目的巨富，向什麽方向使用他們的財富，實行什麽樣的生活方式，對於整個社會的風氣會產生很大影響。最先出現的巨富可能一擲千金，窮奢極侈，引起全社會羨慕妒忌恨，形成笑貧不笑娼的世風；但是在美國早期出現一批暴發戶時，他們首先帶頭做的是捐贈，發明了基金會這樣一種機製，帶動了一種捐贈文化。這是美國人的幸運。在一個信奉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國家，這種捐贈文化和誌願精神是平衡財富集中、緩解矛盾的重要因素。私人以其雄厚的財力為社會作出巨大貢獻，既符合保守派主張小政府的思想，也符合自由派關心弱勢群體的改良主義思想。在很多發達國家已發展成福利國家的今天，這是美國的一大特色。

美國大基金會的創始人，或者具體負責人（CEO）的世界眼光

美國一些有影響的大基金會如洛氏、福特、索羅斯、蓋茨等等都有比較遠大的胸懷和世界眼光，“會長工作報告”都像世界級的國家領導人的報告。

特別值得提到的幾個例子：二戰前夕，1933、1934年左右，希特勒開始迫害知識份子，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會長工作報告中就提到需要有一個搶救歐洲人才的項目，幫助愛因斯坦等一批科學家及時遷居美國。這些科學家的科學研究都得到洛氏基金會的資助，二戰期間，他們更加加緊這方麵的工作。

中國知識分子也得到過“搶救”。1943至1944年間，鑒於在內地的一批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生活和工作條件極端艱苦而工作不懈，基金會接受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當時在美國使館文化處工作）和清華大學美國教授溫德(Robert Winter)的建議，以一批有成就的著名學者教授為援助對象，由國務院出麵，提供60,000美元特殊援助款項給美國幾家大學，以邀請中國教授赴美講學，作為中美交流項目。應邀赴美的有羅常培、馮友蘭、梁思成、費孝通等十幾位教授。這項資助既緩解了中國學者的生活困難，又加強了美國大學的中國研究，而且其中好幾位都得以完成重要的學術成果。但是這些教授隻知是中美政府間的交流項目，並不知道實際是洛氏基金會出錢。

基金會在美國本國作用最大是20世紀20年代至60年代

自羅斯福“新政”以後，美國政府的作用也日益擴大，特別是到60年代約翰遜政府“向貧困開戰”項目之後，福利製度逐步完成，民間公益退居次要，大基金會的影響力相對下降，但是這樣一種製度、指導思想和行為模式已經基本確定，並且仍在繼續成長，作為總體，在美國的經濟、社會、文化生活中仍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特別是一些政府不能顧及的文化藝術、學術研等領域，基金會的支持還起著主要作用。它固然也有管理不當、判斷失誤以及各種浪費之處，但是比政府官僚機構的弊病還是少些，花錢的效益也要高得多，所以其總體的影響遠遠超過付出的金額。

數字經濟時代新公益的傳承與創新

現在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叫做數字經濟時代、信息時代、互聯網時代……可以統稱為後工業化時代。新的形勢與現在講的主題有關的特點：

1. 兩極分化速度更快，淘汰率高。中產階層的萎縮，這是最大的危機。更嚴重的是不論經濟危機還是繁榮時期，財富向上集中趨勢是直線的，甚至沒有波動。美國社會的活力在於其流動性，而現在有固化的傾向。另一方麵，億萬富翁的出現也是高速度的，越來越年輕。

2. 進步主義改革應對的是以製造業為主產生的危機和矛盾。現在出現的是金融業、虛擬經濟還有急劇發展的人工智能等等。

3. 全球化。許多事不可能在一國之內解決。

20世紀發展起來的公益基金會模式已經不足以滿足大量的需求。於是一種新的公益模式應運而生，大約興起於上世紀80年代，經過這幾十年的實踐逐漸成規模。其特點：

1. 營利與非營利結合。

2. 各方聯合：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經驗智慧出經驗智慧，聯合起來辦。稱SVP（Social Venture Partnership）。

3. 由於有了大數據，供需雙方信息暢通，更加主動。

4. 參與者國際化程度加大，稱SVPI（Social Venture Partners International）。

各方有識之士，包括那1%的幸運者，敏銳意識到如果連中產階層購買力都下降的話，靠金字塔尖1%的富豪是難以撐起這個市場的體製的。於是提出要促使資本主義演變，達到“包容性的資本主義” （Inclusive Capitalism），就是培養大批小資本家，大家都有錢賺，大家都為社會做出貢獻，其中落實到組織上，出現共益企業B- Corp.（Benefit Corporation）這樣的新事物，就是在建立企業之初就把某個對社會有益的目標放在第一位，同時與追求利潤結合起來，改變過去社會公益完全依靠無償捐贈的公益基金會的模式。一個企業從一開始建立就不是以利潤為第一目標，而是以為社會某一項服務為第一目標，比如你這個企業專門搞環保的，就是環保為第一目標，在這個前提下想辦法盈利。必須說明，這是與通常的企業完全不一樣的觀念和模式。廣義來說，大多數企業都是從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中賺錢，也都可以說是對社會有利，那就無所謂“社會企業”了。這種B-Corp是完全不同的。是有嚴格的標準，經過一定的權威機構認證才可以算。詳細情況現在沒有時間多講。有興趣的可以看書。這種新型的模式，不僅在歐美發達國家，而且在印度等亞非國家，還有香港，已經發展摸索了二三十年，現在已經趨於成熟。

在美、英等國一些培養商界精英的著名商學院，已經開始將“社會企業”納入課程，從一開始就培養公益意識。其意義是，不要等這些畢業生今後在商場不擇手段賺足錢後，再捐出錢來做公益，而是讓他們從一開始賺錢，就有社會責任感，做“負責任的投資”，這是從源頭上培養人才的計劃，可能產生深遠的影響。

新公益的思想動力

新公益的倡導者，或稱“潮流引領者”，是政、商、學精英。通常認為既得利益者是改革的阻力，美國那些頂級既得利益者推動改革的動力何在？首先要分清既得利益者是靠什麽獲得目前的地位的。如果是靠超經濟的特權、以暴力維持的公權力，那麽他們利在維持保證他們的特權的那個製度，不容他人染指。而如果是靠市場經濟的競爭機製上去的，那麽如果這個機製出了毛病，市場萎縮，難以為繼，他們的既得利益也難維持。工業化與後工業化社會都是市場經濟，通過這一機製獲得成功者，其利自然在於維持這一機製的健康發展。

有一個標誌性的事件：2014年在倫敦舉行了一次重要會議，主持人是英國王儲查爾斯親王，200名來自27個發達國家的政、商、學界精英濟濟一堂。主要發言人有拉加德（國際貨幣基金總裁）、克林頓（前美國總統）、馬克·卡爾尼（加拿大英格蘭銀行總裁）、埃裏克·施密特（穀歌執行總裁）、勞倫斯·薩默斯（前美國財政部長）、查爾斯·埃利奧特（哈佛大學教授）、羅斯柴爾德夫人（以羅氏家族命名的投行總裁）等。他們就是根據有關的數據，達成共識：目前這種兩極分化不能再繼續下去，提出改革的必要性以及改革的途徑。發言有許多精彩的內容和警句，例如：“一個社會如果不能讓多數人分享繁榮，就不能算民主社會”。“正如革命吞噬掉自己的孩子一樣，不加節製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能吞噬掉對資本主義的長期活力至關重要的社會資本”。他們意識到這不僅是社會公平問題，而且是資本主義存亡的問題。所以他們的口號是“促資本主義演變”。

全球化使人類禍福與共的領域大大拓寬

工業化時代有些大基金會已經有全球關懷，但還是少數；而“新公益”的全球化意識要強得多。全人類禍福與共的因素日增，最明顯的是環境和傳染病無法分國界，貧窮問題也會溢出國界。根據狹隘的損人利己的所謂“國家利益”行事，是以損人始，以損己終。市場經濟中的惡性競爭也一樣。這一觀念在理論上日益成為共識，但是很多在位的、掌權的政治家做不到，多數還是按狹隘的國家利益行事——如特朗普退出氣候條約。而民間公益既然超越於利益集團之上，就可以率先付諸實踐。這與傳統的公益慈善動力是一脈相承的。總有人是秉承超越眼前利益的理念行事的。

美國人特有的冒險精神和求新的衝動

實際上這種新的模式最早開始於英國。社會創新一向是其長處。但是它體量小，難以大規模實現，而美國則有足夠的實力和影響。另外，一般說來，美國人比較敢於冒險，不怕失敗。當前的新富們正當盛年時候積累了這麽大的財富，總是要做一些有意義的事。周圍還有那麽多不如自己幸運的人，世界各地問題成堆，使他們有強烈的使命感。如果套用古語“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庶幾近之。但是不一定是從道德的角度，而是對全球現實的清醒認識，隻不過有些人眼光更遠而已。當然每一個社會總有比較超然的思想者，能擺脫自己眼前的利益，考慮社會長遠的問題。這就是孟子所謂的“無恒產而有恒心，惟士為能”。例如巴菲特，他是靠投機股市發財的，但是他清醒地認識到並非理該如此，他說：一名優秀教師教出許多人才，得到的是家長的感謝信；士兵在戰場出生入死救出戰友，得到的是一枚勳章，而有人看到了某個證券有空可鑽，就暴富起來，這不公平，這樣的社會是有問題的，需要修補。這是他大力捐贈做公益的動力。這類人可以稱為有理念的、自覺的慈善家。

可能的負麵因素

這種義利兼顧的公益企業的發展絕不會一帆風順。在政治、社會分化比以前更嚴重的美國，這種新事物比過去一百年的基金會的發展遇到的阻力和質疑會強烈得多。

在主觀方麵一是不可避免有道德風險，就是在“義”、“利”結合方麵，有可能見利忘義，忘記了從事其事的初衷。

二是從業者能否有堅忍不拔的精神，克服種種困難。洛氏基金會的前任會長羅定在一本書中特別提出對下一代的擔心。她說新公益的發展壯大主要要靠新生代的年輕投資者，所謂“千禧年”代人。他們這一代（或兩代）是含著金勺出生，在各種新奇而方便的電子產品、電子商場中玩大的。今後40年，他們可能從“嬰兒潮”一代的父輩中繼承41萬億的遺產。他們不缺乏同情心和改革社會的雄心，但是這一事業需要關注的是嚴肅而不那麽“好玩”的社會問題，如槍支、重複犯罪、廁所衛生、傳染病等等。他們中的大多數是否能夠像上一輩創業者那樣耐心、堅忍不拔，抑或是打著“創投公益”的旗號，卻缺乏做艱苦工作的能力、意願和耐心，最終轉向光鮮的時髦的新玩意兒，反而成為新公益的阻力，尚在未定之秋。

中國特色的公益

1. 中國現代公益事業並非隻有近幾十年的曆史，而是與中國的現代化同步的，已經170多年了。比較出名的如晚清的大企業家張謇、民國的吳蘊初、盧作孚、黃炎培等一大批人物，都是先做企業然後做公益，並已超出單純濟貧，而有改良社會的觀念。他們特別強調開啟民智，也是以普及教育為宗旨。連辦殘疾人學校也不是著眼於救濟，而是使他們有一技之長，不但能自食其力，而且對社會有用。以上種種情況說明從晚清到20世紀上半葉，中國已經有了比較有現代意識的公益事業，甚至比中國工業化發展還快。就思想動力而言，他們的特點是與“救國”相聯係。那個時代什麽都與“救國”聯係：“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等等。這一批人符合孟子所謂的“士”的定義，有超越一己私利的社會責任感。企業家與改良家相結合，立誌“開風氣、正人心”。也是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

民間公益慈善事業因1949年的鼎革而中斷，直等到改革開放以後，民營經濟、私有財產有了合法地位，私人捐贈做好事才又獲得肯定，於是有了最近一二十年發展起來的中國公益活動和組織。早年先驅們的貢獻不容抹殺，其經驗是一大筆可資借鑒的資源，應該加以研究和重視。

2. 當前的情況。

從本世紀以來，中國民間公益事業的蓬勃發展是有目共睹的。公益慈善的主體是民間、私人，不能與政府福利混為一談。由於中國曾一度取消私人經濟，擯棄民間慈善，所以在重啟公益事業時，首先唱主角的是一批官辦基金會，外人稱之為“GONGOs（政府辦理的非政府組織）”。那是從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中的一種特殊形式，也正在演變中。這裏不討論。首先在認識上應該確立公益事業的民間性這一原則，否則失去意義。

中國的客觀環境與美國不可相比，企業家的地位完全不一樣。因而對公益捐贈也不能以美國為標準。其一，美國的捐贈主體，不論是富人還是普通公民，大多自認為是社會的主人，有責任感，中國捐贈主體仍是成功的企業家，私人財產得到法律承認還是近幾年的事，企業家尚缺乏安全感，盡管近年來“企業社會責任”的觀念已經相當普及，但是在沒有完全消除後顧之憂的情況下，其捐贈積極性自難與美國同行相比。其二，美國結社是不成問題的，捐贈手續、成立基金會等等十分簡便。中國要複雜得多。總之，美國是成熟的公民社會，法治完備，社會誠信度高。簡單地把富人捐贈與財產的比例作為衡量其優劣的標準是不切實際的，也不公平。

政府的基本態度和相應的法規是公益事業健康發展的關鍵因素。進入21世紀以來，在朝野努力下，這方麵已有不少進步，從以防範為主，逐步增加鼓勵的積極因素。2017年最新的《慈善法》比以前的法規、條例有很大進步。社會組織在官方報告中也開始得到肯定。

中國文化傳統中的阻力：

1. 缺乏主人翁感

美國的大財團、大資本家都認為自己是國家的主人，政府是他們的代理人。中國的企業家地位不同，真正把自己的命運與整個社會的興衰聯係在一起的還不多。這點與民國時期的民族資本家還有所不同。加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隨時可以外流，企業家“狡兔三窟”的比較多。留在國內的往往與官府互相利用以求苟安。

2. 傳統的家族觀念

中國富人多為子孫積累財富，這一觀念與西方不同。另外與民國時期相比較，不少暴發戶的奢靡生活和炫富的行為，特別是“富二代”的紈絝子弟缺乏文明的教養，對社會風氣產生消極影響。

3. 全球化的負麵影響：知識精英和財富精英的移民潮。這是這一輪發展中特有的現象。美國人有改變社會的動力，因為他們無處可去。迄今為止，隻有各國爭向美國移民，而沒有美國人外移的潮流。美國人對現狀不滿，隻有努力改變現狀。當代中國企業家與民國時代的也不同，處境、機遇、文化傳統都不一樣。1940年代以前的社會精英極少有定居國外的，大多數留學生都誌在以所學回國改良現狀，而且那個時代，在國外就業的機會也沒有那麽多。

盡管如此，當前民間公益力量的興起，是一場不亞於改革開放中民營企業在中國興起的偉大變革。兩者都是社會轉型的產物，都是思想解放運動，所不同的是前者點燃了中國人發家致富的夢想；後者則將喚起中國人的社會良知和社會責任感，也是繼承和發揚了原來守望相助，造福一方的傳統。不論有多少障礙和曲折，總的說來，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意識正在加強，並且客觀上起推動社會改良的作用。

關於新公益模式，現在中國也已迅速興起。國人善於引進新的名詞和口號，“創投公益”、“社會企業”、“創客坊”、“孵化器”等等名詞已經屢屢見諸報端，預計很快就會有許多以此為名的組織出現。需要警惕的是良莠不齊，名實不副，淮南之橘成過江之枳。真正有誌者需要對困難有足夠的預見和準備，嚴肅認真對待，才能實至名歸，對社會做出有益的貢獻。另外也還需要有相應的法律法規予以支持和規範。當然並不是必須等我國具備了公民社會和法治的條件才能開始。路是人走出來的。在新公益領域，事實上中國已經有一批先驅者，為行業起示範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他山之石更容易為我所用。新公益方興未艾，希望能紮實前進，假以時日，實現規模效應。

最後，公益事業是一種專業，在某種意義上比做企業要複雜，因此需要專業人才，這一領域規模化發展，也能提供就業機會。有一種誤解，以為從事公益事業的人，都是誌願者，也就是義務勞動，不取報酬，或者認為公益組織的員工自然應該是低薪酬的，這都是對這一行業的偏見。事實上公益事業特別需要高素質的專業人才，因此待遇應該與企業的高素質人才是平等的。這一行業的人更要有一種自信和自豪感。公益事業在國外已成為一門學科，從理論到實踐乃至實際操作都有專業。我國像清華、北大、北師大等等已設有此類專業，這個講壇也是同一目標。但就全國而言，遠遠不夠，還需大力發展。

總之，隨著社會的發展，公益的模式、途徑也不斷變化，但是萬變不離其宗，目標對象一是社會最需要幫助的人，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錦上添花；二是與人類福祉有關的課題如環境保護、大麵積流行病等；三是足以推進社會改良、進步與世界和平，而不是相反。

（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