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劄記：托馬斯·索維爾《基礎經濟學：通過常識認識經濟學》
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是美國當代傑出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者。現為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公共政策高級研究員。“Basic Economics: A Common Sense Guide to the Economy” （中文譯為《詭辯與真相》）是一本適合非經濟學專業的經濟學通論，講的都是常識。用常人的視角講解經濟學的基本理論。
價格的調節作用：通過把資源引向千百萬人所想要的產品的生產而不是用於生產他們不想要的產品就可以使整個社會從其有限的資源中得到更多的好處。通過價格波動可以對擁有多種用途的稀缺資源進行配置。反之限製價格波動的價格管製會減弱人們對於那些別人也需要的資源節約使用的積極性。
市場反映了分散的知識。市場聚合許多分散個人的分離知識。這種聚合不是通常的收集過程。它是自發自動的。需要大量非常細致的知識。一個身在遙遠的首都的中央計劃委員會的人不可能了解某塊耕地更適合種植胡蘿卜，哪裏的當地條件，如氣候、土壤和昆蟲等，更適合於小麥的種植。計劃經濟不能指導農業。如土壤、氣候、植物病變，還有害蟲泛濫等，這些變量在不同的地方都是不一樣的。而價格聚合每一個生產者掌握的知識，生產出全社會需要的產品。
價格的管控適得其反：租金控製導致了大範圍的房屋短缺，例如開羅、墨爾本、河內、巴黎和紐約。建築商減少建造公寓大樓的數量，轉而投資不受控製的高檔住宅；房東們削減輔助性的服務和減少修理和維護費，使得實際的平均房租更高。試圖使交易條款更有利於一方，往往會致使另一方減少交易。“偏袒”的結果總是使雙方都變得更糟。經濟決策從當事的雙方（即“市場”），轉移到不需要對錯誤行為付出代價的第三方，隻能得到最壞的結果。 “除了用炸彈轟炸之外，房租管製似乎是目前斷知的毀壞一座城市的最有效的技術了。”
在英國由政府管製的醫療係統之下，當有10000人為了動手術需要等上15個月甚至更多時間時(這其中包括一個患有癌症，但由於一拖再拖以致最後已經不適宜動手術了的婦女），一個12歲的女孩卻做了一個豐胸手術。
《紐約時報》、《新聞周刊》、《華盛頓郵報》和《洛杉磯時報》都宣稱“美國的貧富差距增大了”。給人的印象是窮人越來越窮，階級分壘越來越大。媒體在這裏有意混淆了貧富的統計意義和具體的個人軌跡。實際上1975年的那些收入屬於最低的20%範圍內的美國人當中有3/4的人在之後的16年裏進入了收入的前40%。1996年收入處於底部20%的納稅者，到2005年時其收入增長了91%，脫離了最貧窮的20%的階層。大部分人從底層開始，拿著最微薄的工資；隨著時間的增長，他們獲得了更多的技巧和經驗，工資提升，進入了更高的收入階層。美國的富人和窮人常常是同一人群，隻是處於生命的不同階段罷了。在一個階級流動的社會，工作經驗和技巧的積累是地位上升的台階。
在實行累進稅製的福利型國家中，人們在消費上的差距很少會有其在收入上的差距那麽大。一項關於美國人的調查顯示，雖然整個美國的平均收人比收入最低的20%中的人們的平均收入的4倍還多，但平均消費在這兩者之間的差距則僅僅為三分之一而已。
具有最低工資法律的國家，通常比其他國家有著更高的失業率和更長的失業周期；因為雇主不情願給那些缺乏經驗、技能低下的工人提供工作機會。——正是因為最低工資法的限製，使得他們成為價格過高而無人雇用的人。
法國擁有歐洲最強硬的就業保障法，但兩位數的失業率在法國並不罕見。就業保障法增加了雇傭工人的成本，就像任何價格提髙了的東西一樣，勞動力在價格較高時的需求比價格較低時要少。就業保障法雖然對於現有工人的工作起到了保障作用，但卻是以減少整個經濟的靈活性和效率，從而阻礙了增加新的就業所需的財富生產為代價的。1991年，當香港還屬於英國殖民地的時候，香港沒有製定任何最低工資法，其失業率低於2%。但在1997年其回歸中國後，香港修訂了勞動法，給工人許多好處，由此導致勞動成本增加，於是2002年的失業率達到了7.3%, 2003年，香港的失業率又創新高，達到了8.3%。當存在最低工資法時，職業資格要求就可能會提高，一些在自由市場中一般會被雇傭的人這時就會變得“不可雇傭”。就像短缺現象和過剩現象一樣，不可雇傭現象的出現也是與價格相關的。由市場競爭所引起的工作條件的改善和由政府直接進行規定所引起的工作條件的改善之間的區別在於，市場是通過為工人提供更多選擇來實現這一改變的，而政府則是通過減少工人們已有的選擇來實現的。
當保險原則與政治原則產生衝突時，政府管製會對保險公司及其顧客產生負麵影響。2003年參議院以95票對0票通過一項法案禁止保險公司“歧視”那些基因具有更高的概率得某些疾病的人的法案。這違反了保險費的風險機製，保險行業的商業目標就是關注風險而不是關注政治公平。這意味著保險費的普遍性上漲，上漲不僅是為了涵蓋部分人的高風險，而且也是為了應對可能的反歧視訴訟所導致的成本上升。
在聯邦緊急救濟署（FEMA）的洪災保險計劃，風險不是像商業保險那樣由風險製造者來承擔的，而是由納稅人來承擔的。政府使人們到有風險的地方去居住的成本減小了，但整個社會的成本卻增加了，因為現在人們不需要自己承擔很高的保險費、就可以到風險大的地方去居住。電視記者約翰·施托塞爾1980 年在海邊建了一座海景房。每間房都可以看到大西洋的風景。這座房子距大海隻有幾百英尺。他父親說：“別建，太危險了。不應該把房子建到離海這麽近的地方。”但他還是建了。因為急於擴展生意的建築商說“為什麽不呢？反正如果你的房子遭海水破壞後，政府又會出錢給你蓋一座新的。” 4年後，海水將施托塞爾的房子的一樓給破壞了，但政府又給他換了一個一樓。10年後，海水又來了，將其整個房子衝走。然後政府不僅對整個房子進行了賠償，而且還對房子裏麵的東西進行了賠償。施托塞爾說國家洪災保險計劃下所支付的保險“非常便宜”，而同樣的一份保險在私人保險公司那裏無疑會是天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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