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違反曆史真實相對應的,是該劇在創作手法上所奉行的 三突出 的創作原則,這與當年樣板戲的創作是一脈相承的。此舉嚴重消弱了小說原作中的批判現實主義宗旨,使得作品幾乎淪為配合黨政工作的宣傳工具。
所謂 三突出 的創作手法,說白了, 就是突出正麵人物裏的一號英雄人物,在劇中就是宋運輝。人為的拔高,肆意的袒護,在劇中幾乎俯拾皆是。本來宋是78級才入學的普通學生,在劇中被拔高為全縣狀元。如果認真對照兩者之間的區別,就會發現幾乎所有經過改變的地方,都是為了拔高宋運輝的高大形象而設計的。這使得此後的宋在工作生活上無堅不摧無往不利,成了高大完美的典型人物。為了突出這個男一號,順帶著把與之有關的水書記和徐縣長都拔高了,使他們從利欲熏心爭權奪利的官場政客,搖身一變成了改革開放的排頭兵。這種創作手法,嚴重違背了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使得作品的主要人物變得極不可信,與手撕鬼子的各種抗日神劇大同小異,嚴重消弱了作品本身所應該具有的啟發民智揭示人性的力量。
無獨有偶,這種在改編原著時肆意歪曲原作創作宗旨的情況其實在馮小剛的《芳華》中也嚴重存在。這當然與近年來國內言論管製的增強與罪惡的影視審查製度直接相關。作為受眾,我們當然應該體諒創作人員的苦衷而不必過於求全責備。但這裏的問題是,如果主創人員自我審查人為設限,而不是千方百計地突破封鎖,那我們的整個文藝環境就會越來越惡化,最後退回到文革時的八億人看八個戲,讓西哈努克當最佳男演員的時代,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的。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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