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眾生無我（4）
小王和小彭
1985年夏季的一天，我剛上班，趙庭長讓我到院裏的庫房去拿幾塊床板。當我扛著床板送到指定的房間時，裏麵有一個胖胖的女孩，我也就知道了這是剛分到我們庭裏的大學生王曼莉。
小王是我的校友，隻是她比我低兩屆。她的老家是湖北省的黃石，父親是早期進藏的中共漢族官員，時任日喀則地區的副專員，而她的母親和妹妹則在黃石的老家。她跟隨父親在西藏生活，所以從西藏考上的大學。從嚴格意義上說她並不屬於我們這類自願進藏的學生，在當時被稱為是定向分配，自然畢業後就回到了西藏。作為我們庭裏來的第二個法學院畢業的大學生，小王表現出了相當不錯的業務素質。由於庭裏的業務人員較少，她被很快任命為助理審判員並和我、賀誠在很長時間都形成了相對固定的合議庭。小王也常常和我一起下鄉，到日喀則、那曲還有沿雅魯藏布江的那次大遊走。那時的下鄉並無現在的旅遊者漫遊西藏那麽的自在，至少極為簡陋的物質條件使旅途變得十分的艱辛和充滿不可預料的危險。小王初時還是有些不習慣。她第一次下鄉是和我去那曲，中途在當雄縣城羅布的一個朋友家吃飯，主人隻有糌粑和酥油茶及羊肉，我和羅布隨即高興地從凍得堅硬的羊腿上削下生肉片大吃起來，這時卻看到小王對著那糌粑難以下咽，於是我向主人要了一些白糖讓她拌著糌粑吃，搭我們車同行的一位藏族老大媽見狀也拿出自己帶的麵餅送給小王。不過自這次之後，小王就習慣了下鄉的艱苦並坦然地麵對這些而毫無怨言，這也得益於她上大學前在西藏生活的經曆。
由於王曼莉的父親在日喀則工作，拉薩隻有她孤身一人，她便成為我們這些遠離家鄉的年青群體“靠山屯西屯”的創始人之一。那時大家都無法忍受集體食堂低劣的夥食，幾人便邀約在一起開夥，我住的房子有一廚房和起居室，自然食堂就設在我的家裏。入夥的人員都作了分工，有人采買，有人洗菜有人做飯。小王主要負責烹調炒菜一類的事務，大概是因為女孩的心細或小王自己的廚藝本來就不錯，她的大廚地位一直受到大家的讚許並不容置疑。
一年以後小王的父親從日喀則調到拉薩任西藏自治區商業廳的副廳長，她也就搬到拉薩宇拓路的商業廳內與她父親住在一起。那是一個單元從一樓到三樓的近300多平方米的三套房子，還有一個不大的院子，非常寬敞。因此那裏也就成了我們常舉行各種活動的地方，有時狂歡到深夜大家就留宿在那裏，反正有足夠的房間供所有人使用。不過大家最感欣慰的是她家有一台洗衣機，這對於我們這些單身人士來說那可是一個極具使用價值的玩藝。不久我們就幾乎每個星期天都用自行車馱著大包的衣物到那裏暴洗一氣，晾曬在陽光和熙的院子裏之後便開始悠然自得地喝茶聊天。當然，小王的父親來拉薩任職使小王的境遇改善了許多，首先小王可以和父親住在一起享受一種雖不完整但有父女天倫之樂的家庭生活，此外她生活的物質條件也得到提高，即使我們這些朋友們也跟著沾了不少光。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我們也會利用她父親的權力買到一些生活的物資，如讓她父親批個條子我們可買到外麵市場上絕對沒有的好煙或是大米之類的東西。就連我們法院開會所需的一些香煙都要利用他父親的關係才能弄到。
剛認識小王的人總覺得她有些靦腆而內向，其實她是一個活潑好動的人，隻是她的笑容和嚴肅之間轉換得總是快了一些。她有一種天然的野性，因此習慣於中國傳統小家碧玉的人不太能夠馬上適應。基於這一點我們不久就冊封她為我們“靠山屯西屯”的“四丫頭”，和賀誠的昵稱“賀老五”一樣，這個稱呼也是來自於上世紀80年代中國一部講述50年代初在中國湘西（中國湖南省西部）中共軍隊與土匪作戰的電視連續劇《烏龍山剿匪記》中一個稱為四丫頭的女匪首。當然在現在看來，那時所稱的“湘西土匪”隻不過是一些拒絕與中共合作的桀驁不馴的當地苗族山民而已。而大家這樣稱呼小王僅隻是出於一種年青人的調侃和玩笑心理，別無他意。
小王的父母都在西藏或在西藏工作過，像她這樣的年青人在西藏有相當的數量。他們形成了有別於中國內地青年的一個獨特的群體：年青；在西藏生活過10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因而講話已很少家鄉的口音；他們從小就往來於西藏和中國內地自己的家鄉之間但卻比我們更適應西藏的氣候地理和文化環境。他們在後來被稱為“老西藏”的第二代。這些進藏漢族的第二代有著與中國內地的青年們不同的命運。他們的父母們在年輕時就離開家鄉來到西藏，除了內心保留的原鄉曆史經驗和以血緣為基礎的族群情感外，他們與自己的故鄉已無實質的紐帶聯係。當他們的子女們即使帶著父母留給他們的在他鄉異域因失去社群之後所潛藏的身份認同情感回到家鄉時，他們會發現那裏其實是陌生的和不可捉摸的。他們沒有父輩們在當地的關係基礎和缺少在那裏生活的經驗因而難以很快融入當地的社區中去，所以回家對他們來說並不是一個最好的選擇。然而他們在西藏的生活也不是一件易事，他們的父母總是因為工作的緣故而無暇很好的照顧他們。小王曾和我說起她考上大學的時候，她的父親出差在外，她隻有自己收拾行裝，蒸了一鍋饅頭作為幹糧，然後就孤身一人走上數千裏的路途。另外由於西藏特殊的政治環境，那裏的漢族官員變換較為頻繁，加之漢族官員與藏族官員之間文化背景不同，因而當地的漢族官員們也不大可能像中國內地的同行們營造出那種無處不在牢不可破的關係網絡來為自己的子女謀取利益，他們的後代們失去了幾千年中國傳統父母給予子女的庇護，於是隻能依靠自己闖蕩，這些當年進藏的漢族的後代們不得不承受起父輩們付出的結果。對於自己的前途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總是處於尷尬和矛盾之中，這也許就是人在風中，聚散不由我做主的一種無奈心緒。
小彭叫彭麗華。大概是王曼莉的老鄉或是她們父母在西藏時兩家的關係就很好，反正是小彭常來找小王，久而久之和我們成為很好的朋友和我們中的一員。
小彭的父母原來也在西藏工作，後來回到四川省，那時在成都居住。小彭從湖北財經大學畢業後和小王一樣分回西藏，在西藏自治區計劃委員會工作。那時小彭已經結婚成家，她的丈夫是甘肅省蘭州大學外語係英語專業畢業，原在西藏大學教書，後去了深圳另謀發展。他們有一個小女孩放在成都小彭的父母家裏，因此小彭就隻身一人在拉薩生活。
小彭是一個纖弱秀美的女孩，說話聲調低柔，一雙大得出奇的眼睛總使得別人感到她是那麽楚楚動人。她常和我們一起吃飯、聊天、郊遊和玩耍，我們都稱她為我們“靠山屯西屯”的“小三”，幾天不見，對她就總有一些掛念。
拉薩悠閑而沒有約束的生活使得我們常樂不思蜀，但小彭和我們相比卻有著許多需要牽掛的東西。她對於自己的家庭這樣的長期三方離散總是難以釋懷，但又對未來感到茫然。也許是她天生的多愁善感，她常和我談起她年幼的女兒，每當談起她休假回成都時她的女兒卻不會叫她媽媽而隻是叫她阿姨的時候，眼淚總是在她的眼眶內打轉。其實我知道這是大多數在西藏結婚的漢族年青夫婦都共同麵臨的問題，但我還是盡力去安慰她，因為不管有多少理由，對於一個母親的愛還是需要人們的理解的。
不過小彭也是一個能幹並很會照顧自己的女孩。有一次我看她回成都休假時不辭辛苦地背回一個碩大的砂鍋，然後自己煲一些有營養的湯來喝。這在我們看來有點不可思議，因為我們長期以來總是把吃飯看作是一種勉強應付的事情，即使要做一頓好飯也隻是把它看成是一個快樂玩耍的過程。不過事後我想想也確實欽佩她的細心和對自己的善待，也許這就是結婚和未結婚的區別所致。
未過多久小彭的丈夫就在深圳立住了腳，來信要她也到深圳去團聚，於是小彭就辭去了她在西藏的工作，收拾行裝準備前往深圳。她走的那天大家都前去送行，一行人唱著《大約在冬季》這首歌依依惜別，車開動的時候小彭的眼淚快要流了下來，她不停地叮囑我們一定要保重，而大家都傷感地看著車子慢慢絕塵而去。
我離開西藏後約一年小王也想法調到了海南省的海口市中級法院。在1992年3月她到昆明旅遊時曾來看我。這以後我們就再也未曾謀麵，隻是聽說她父親在西藏逝世時她又回了一趟西藏，再後就在海南結了婚並有了一個胖胖的孩子。直到2004年我才從海南高級法院的一位朋友處知道她現在是海口市中級法院的某庭副庭長，一切都很順利。
小彭離開西藏後我就再也沒有見到她，但她和小王倒是常見麵，因為深圳和海南畢竟離得不遠。小彭曾經給我來過一封信，但我的回信她卻沒有收到，大概她那時經常搬家。1999年的一天我在家裏接到她的一個電話，她告訴我她們一家準備移民到加拿大，那次電話之後也就沒了小彭的消息，我想她已經到了加拿大，正在某個風景如畫的城市裏過著閑適的生活，而她的女兒也應該到了上大學的年齡。
我的朋友中大多數都是上個世紀50或60年代生人，小王和小彭都是60年代出生的。這一代人都正好成長在整個中國社會激烈變革的陣痛之中，因此他們也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悲壯地掙紮。盡管他們中的命運各不相同，不過我想對於小王和小彭來說，在西藏的這段經曆是她們的同代人中的絕大多數所沒有的，這也因此成為她們生命的一部份。今天無論她們身在何處，總會不時回想起那段無法揮去的時光。
朋友顧偉
顧偉是地道的上海人。1986年從上海師範大學畢業後來到我們庭。他到西藏的目的其實很明確簡單，就是如果留在中國內地按他所學專業他隻能去做中學教師，而到西藏來他就可以不去做不喜愛的教學工作而可以改為從事自己感興趣的法律職業。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使用這樣的方式，因為畢竟顧偉的父親當時是上海市高級法院的副院長。
顧偉在庭裏擔任書記員。他知道沒有法學院教育的背景是他的一個缺陷，於是他剛到就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把法學院的大部份教材通讀了一遍，加之他天性聰穎，也便很快就能對工作應付自如。他寫得一手流利漂亮的好字，庭審筆錄做得完整清晰，極有條理。一次我們審理一個頗為複雜的案件，開庭時間長達3天，顧偉所做筆錄厚達幾本，閱看筆錄時大家開玩笑說簡直就是在看長篇小說。也正是由於他的能力，他在一年內就成為整個西藏法院係統級別最高的副科級書記員，我們都戲稱他為西藏“首席書記官”。
剛到西藏的顧偉對於這裏的一切都顯得有些缺少心理準備而始料不及，不過這是很正常的，我們每個剛到西藏的人都會經曆這樣一個過程，無非是適應得快慢而已。除了比中國內地（特別是像上海這樣的大都市）艱苦得多的生活條件外，與自己的成長環境截然不同的文化會使得大多數剛從內地來到這裏的人無所適從，除非你是來獵奇而不是到這兒生活。顧偉最初麵對自己過去從未體驗過的事物總會有一些出人意料的反應。記得那時我們做飯的燃料用的是汽油，一次我們幾人在屋外的空地上往桶裏灌汽油，顧偉拿出打火機一言不發突然把油點燃，大家猝不及防，一陣手慌腳亂找來鐵鏟鏟土把火撲滅，而汽油和塑料油桶全都燒得精光。大家奇怪地問他為何做出這樣違反常識的舉動，他悻悻然說他想試試這汽油是否真的一點就燃。這不可思議的回答令大家哭笑不得，隻能搖搖頭解嘲地說可能是他的智商有點問題。
顧偉剛來時總是為每天的吃飯問題犯愁，特別是在下鄉的時候。我們到林芝去的幾天裏，顧偉幾經周折在河邊發現了一家川味小飯館的水煮魚片好吃，然後我們就幾乎每天都要在他的要求甚至懇求下光顧那裏。不過，最令人痛苦的便是他剛來不久便隨我們到阿裏去，所有他還保留著的上海大都市的思維和生活方式都在那次旅途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特別是還有羅布這樣一個固守傳統的家夥。在22道班我們生火做飯，顧偉的任務是洗菜，初涉戈壁的他麵對冰涼刺骨的雪水遲疑不敢下手，隻有由我代勞。飯後天已漆黑，大家都躺在床上準備入睡，隻有他在昏暗如豆的燭光下埋頭寫著日記，一旁的羅布以一種揶揄和不可理喻的神色看著他。其實我倒是滿能理解和欣賞他的這種認真，畢竟那時能踏上這戈壁荒漠的年青人總是懷有著許多的夢想和浪漫。
第二天在路途中，顧偉突然想起他帶著的手槍還未打過，於是大家下車，找了一個便於射擊的地方。因為顧偉是第一次打槍，賀誠便耐心地向他講解了射擊所要注意的要領。但在將要擊發時，大概是他認為單手持槍不穩，於是用左手加持到握槍的右手上麵，槍一響套筒緊接著後座，將他的左手虎口拉開了一個口子。他痛得直甩手，我們一麵哈哈大笑，一麵趕快給他包紮流血的傷口，賀誠則埋怨他不聽從自己所教而導致無謂地受傷。
從措勤出發的那天中午，因找不到飲用水源（藏北戈壁上的許多水源因芒硝含量太高而不能食用）無法做飯，我們決定到牧民家吃一頓糌粑酥油茶了事。這對顧偉是個難題，因他從來沒有吃過糌粑。對著熱情的主人端上來的一盆糌粑他臉上頗有難色，但還是像我們一樣用手抓了一團，打量許久才慢慢放進口中。大家看他的樣子都善意地取笑他，羅布還認真地教他最地道的吃法。不過上述這些難堪在整個旅途中隻是一些極小的花絮，顧偉還是很快就適應並學會了這些西藏特有的生活方式。當我們從阿裏返回時，他已經和大家一起連續幾天吃著裝在麻袋裏的羊肉，而糌粑酥油茶則更不在話下了。
顧偉很快就成為了我們的“靠山屯西屯”中的一員。由於他個頭高大瀟灑，頗有海派風範，加上時尚前衛，因此被封為我們的老大，隻是他在我們中間卻是年齡最小的。
上個世紀80年代後期正是功利性商業文化開始席卷整個中國的時候，但在人們的生活和意識裏還存留著相當多的傳統色彩。作為60年代出生的一代，顧偉的時尚是古典而傳統的。他背著一把吉它來到西藏，令人想到古代吟遊詩人的遺風。即使是後來他買了一台相當不錯的音響，所聽的也大多是西方古典的音樂。在那個時代，寫詩和讀詩就如同今天的網絡一樣對青年人具有超凡的吸印力。顧偉自己能寫很好的詩，不久大家都在他和小邵的影響下開始寫起詩來，並互相切磋欣賞宛如一個詩社。這些詩不論寫得好壞，但能消融這些遠離家鄉獨身在外的青年人種種的憂鬱和疑慮，點燃起生命的熱情。 除此而外，顧偉還是各種活動的積極籌劃和組織者，如有段時間走火入魔的打橋牌熱潮，還有各種郊遊、聚會。在那次聖誕節的化裝舞會上，顧偉決定化裝成法國電影《佐羅》中的主人公。大家一起動手，把辦公室的紅絲絨窗簾當作鬥篷，又用黑布製作成麵具，我用鐵條為他製作了一把佩劍，再加上他鋥亮的長筒馬靴，這麽一裝扮，顧偉頓時吸引了舞會上所有人的眼球，按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成為了一個“亮點”。當然作為舞會風頭最勁的人物，自然少不了崇拜者，一大群孩童也就成為“追星族”在他的身前身後形影不離。
顧偉最大的優點就是他做事特別認真，這好像也是上海人的特點。在業務上他的刻苦認真自不必說，有時在一些小事上的叫真就讓人有些受不了。如在打橋牌時他那一絲不苟的態度就令人生畏，因為他是把橋牌看作一種嚴肅的競技活動，而我們隻是當作一種娛樂而已。這種認識上的差異導致有一次打牌時他激烈地指責王曼莉，自然小王就感到委屈並哭了起來。不過他的這種脾氣久而久之大家也就習以為常，碰到也就是一笑了之。也許是從小優裕的家庭環境造就的結果，顧偉對於煮飯做菜一類的家務事十分生疏。在我們的“知識青年集體戶”中他的手藝在諸如賀誠、王曼莉這些大廚眼裏是屬於不入流的等級，因此他也就隻能做一些洗碗之類的下手活，不過對於這個問題顧偉倒也泰然處之，十分安心於他的“本職工作”。
除了這一點以外，顧偉還有一個不是太受歡迎的弱點，來自於上海這個中國一流大都市的身份使他常有著一種莫名的優越感。其實這也不是顧偉的錯，隻不過是特定地域文化中的群體無意識的不自覺流露。不過是這種基於特定地域和籍貫族群認同的愚蠢自傲總是給所處地域不同的他人造成不舒適的感覺，說它愚蠢是因為伴隨著這優越感的必然是對外地人的歧視。但這也是中國悠久的傳統之一，而且不隻是上海人獨有，從城市人對鄉下人，或大城市人對小城鎮人，這種居高臨下的歧視無所不在，隻不過是上海人在這方麵表現得更加明顯而已。
平心而論，上海作為中國最先開埠的商業口岸之一，毫無疑問有著它獨有的優越。上海人也有著許多優良的特質，如聰明、認真、能幹和務實，但這些特質也同時夾雜著人語嘈雜身影淩亂的小家子氣。上海的文化精神多有緇銖必較的精明而缺少優雅飄逸的大氣，也就使得其在曆史上造就了許多成功的政客和商人，但卻難以甚至沒有產生睿智的大師和智者。
不過，在全球文化相互滲透並日益多元化的今天，父輩的那種籍貫優越的情結在上海的年青一代身上已逐漸喪失原有的內涵。盡管有許多優秀的青年在一邊觀看一邊反思，但一個多世紀以來因各種文化雜交而斑爛多彩的都市影像在粗製濫造的符號、物質和簡單的快感衝刷下變得畸形並充斥著無奈和匱乏，眾生都在虛空的自滿中等待資本對自我的超度。
顧偉比我早一個月離開西藏，這以後我就再也沒有見過他，聽說他回上海後做了律師，我想他一定會做得很好，因為他的認真能夠使他做成許多的事情。
顧偉在西藏的時間隻有三年左右，在進藏的學生中他呆的時間是較短的。但這三年的時間卻使他改變了許多，在西藏期間他開始反思我們都曾具有的根深蒂固的漢族文化中心主義的弊端並接受了另外的文化所延續的生活方式所有的合理。他坦然地麵對所有與過去不同的艱難和困惑，這一切都促使他對自小熟知的文化傳統嚐試著做出某些反叛。他學會了喝酥油茶和吃糌粑，學會大喊大叫的喝酒甚至在狂歡至深夜與我們一起扛著自行車偷偷翻越法院的圍牆，而我認為這種反叛肯定是一個人成長過程中的必然。當然我不知道今天的他對西藏是否還會思念？雖然我知道他不會像我那樣盲目而漫無邊際地去想象未來或固執地堅守過去的信念，但我想如果我們能夠相見，西藏肯定還是唯一的話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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