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眾生無我（3）
朋友賀誠
賀誠是我們庭裏的法官。他在那裏工作的時間比我早得多，大概在經濟庭組建時他被調到庭裏，所以我剛到庭裏任書記員時他已經是助理審判員了。
賀誠並沒有受過法律專業教育的經曆，在當時他的學曆是高中。他到法院是他在中共軍隊服役期滿後分配到法院工作的。退役軍人被安置到法院在當時的中國是一個極為普遍的現象，與當時中共的各級統治者大多出身於軍功階層有關。他們認為法院是“無產階級的專政工具”，因此用軍隊出身的人員來掌控這個工具是最為可靠的。而具有法律專業教育背景的知識分子則最有可能是“資產階級思想嚴重”的人，因此是不可靠或不可信任的。當時在中國法院係統內退役軍人的比例曾占到50%，有的法院高達80%。
不過，也許是在城市長大的緣故，除了他隨時身板挺得筆直外，在賀誠的身上看不出任何軍隊的痕跡。我反而感到他聰穎、悟性極高並且有上進心和明確的目的感，因為他能在辦案中很快地掌握業務知識，沒有多久他和我就在一個合議庭裏並成為庭裏的業務骨幹。1985年他通過考試成為全國法院法律大學的西藏班第一批學生，也就成為我的學生，隻不過他從來不叫我老師而仍稱我為小段。
賀誠是四川重慶人。與我是同時代出生的，所以我們很快就成為要好的朋友。他長得高大英俊，但看去有些儒雅之氣，他不像大多數四川人那樣說話速度極快，而是顯得慢條斯理，所以外表看來內向但時時卻流露出孩子般的快樂和純真。他很喜愛跳交誼舞而且跳得很好，常在下班後邀約大家去參加各種舞會。沒有多久他就成為我們當中活躍而不可缺少的人物。在我們自認為的“靠山屯西屯” 的朋友圈裏都稱他為“賀老五”，這個稱呼是出自上個世紀60年代中國的一部講述二次世界大戰中共軍隊與日本軍隊作戰的電影《東進序曲》中一個人物的名字，並不是按年齡來說他位居第五。
賀誠是我們這一群年青人中唯一在西藏結婚並在拉薩安家的。他的妻子在西藏自治區醫院工作，所以他的家也在醫院。但他經常下班後和我們在一起。賀誠有一手做菜的好手藝，特別是火鍋做得好，這大概因為他是重慶人的緣故。那時拉薩的牛毛肚很便宜，大約人民幣五毛錢就可買到一個。賀誠由此經常可以展示他的手藝，有時在他家裏，有時在我的住處。每次他做火鍋時總要在最終烹調結束時很神秘兮兮地掏出一個瓶子往鍋裏放幾粒藥片，據說這樣吃起來才香，經我多次追問，他告訴我是一種醫用的鎮靜藥之類，但是否真有如他所說的奇效也不得而知。大家每次都急於饕餮也就對此種說法一笑了之，不過我們借口品嚐他的手藝到他家去混飯倒是經常的事。
與賀誠一起下鄉是一件愉快的事。記得我們到昂仁縣去的時候，在浪措果浪湖邊的一個藏族村子，幾個藏族姑娘很喜歡英俊的賀誠，於是他被她們緊緊地夾持著擠坐在卡墊上，左一個右一個地倚著他和他談笑。賀誠顯得有些尷尬，我們和姑娘們卻都為他的狼狽而哈哈大笑。另一次到阿裏，早晨從22道班出來，路上碰到一隻黃羊，大家商議打來做午餐。幾人射出數槍都不得要領，這時賀誠大叫“看我的”，隨即舉槍瞄準，槍響羊倒。大家讚不絕口，賀誠也洋洋自得。不料中午在一河邊野炊，羅布剝洗黃羊發現是一懷胎的母羊，頓時破口大罵賀誠。我們都知這不是賀誠有意而為，大家勸解後羅布才悻悻然罷休，但警告下不為例。賀誠則得意之情全無，隻能唯諾答應。無獨有偶，下午在路途中又發現路邊有一群咕咕雞（一種在戈壁生長的不大會飛的野雞，因多吃野地中貝母、蟲草等貴重藥材而稱為貝母雞）。兩隻大雞帶著一群拳頭大的小雞在緩坡上覓食，昂然一個和睦的家庭。這時大家邪心又起，摩拳檫掌準備狩獵。羅布見此狀況隻好警告隻準打大雞不準打小雞，賀誠滿口答應，舉槍瞄準，隨著槍聲一隻小雞從坡上滾落下來。羅布見狀又怒發衝冠地大罵起來，賀誠隻好又虛心認錯，難堪過後發誓今後不再打獵。
賀誠多才多藝，除了跳舞以外，還喜好擺弄汽車。我剛去時他騎一輛庭裏配發的摩托車，以後就經常駕駛汽車，駕車技術也很不錯。但他最喜愛的是攝影，在這一點上我們倆可謂是誌同道合，下鄉的時候我們總是一起沉浸在拍攝的樂趣之中。我們常在戈壁的黃昏為等候晚霞燦爛的一刻而長久地忍受寒風的凜冽，也常為一個精彩的畫麵而奔跑得筋疲力盡。為了獲得更好的效果，賀誠化了近3000多元人民幣（在當時是一個不小的數目）買了一台MINOLTA.XD7型相機。他也拍出了不少堪稱經典的照片，參加了幾次攝影展並獲過獎。而我則是得失隨緣，心無增減。因此和他相比也就缺少那麽一種認真的勁頭。
賀誠的妻子叫劉曉燕。是一個活潑愛笑的女孩，在醫院的病案室工作。賀誠和他妻子的父母原來都是上世紀50或60年代進西藏工作的漢族幹部，後來調回內地，所以他們都是第二代在西藏工作的漢族了。他們夫妻倆有一個小女孩，但從小就在重慶賀誠的父母家，所以我從未見過，這也使得他們在拉薩的生活相對輕鬆一些，加之二人都年輕好動，日子自然也還瀟灑自如。劉曉燕和賀誠一樣都愛好跳交誼舞，所以她也常和大家一起參加各種聚會。和大家在一起時劉曉燕顯得外向而能幹，常幫助我們處理一些生活上的瑣事，我包餃子的手藝就是她傳授的。有的時候既使賀誠不在家，我們也會跑去找劉曉燕蹭頓飯或是和她聊天，久而久之她也成為我們朋友中的一員。
也許是在西藏的日子久了，入鄉隨俗賀誠也就有了喜好喝酒的習性，酒量在我們之中自然也是數得上頭幾名。他在喝酒時一反往日的溫和而顯得豪情萬丈，而且從不麵紅耳赤，也很少看到他爛醉如泥的時候，喝多了最多是一吐了之，頗有黃河之水天上來的氣概。所以我們下鄉時凡是有酒的應酬多是由他奮勇抵擋，我等則隔岸觀火樂得在一邊輕鬆。不過為了喝酒他的夫人劉曉燕並未少勸導和指責他，倆人為此經常發生不愉快的爭吵。
賀誠比我早幾個月離開西藏，為了照顧他年幼的女兒，他想盡辦法終於調到了重慶市中級法院工作。隻是由於當時中國的人事製度，他的夫人無法和他一起回到重慶，還留在西藏，因而他們夫妻隻有過著天各一方的分居生活。
我離開西藏後曾到重慶和他見過兩次麵。在冬天的嘉陵江邊的一條被牛毛細雨浸潤得發著幽然青光的石板小街上，我倆在寒氣逼人的江風中坐在熱騰騰的火鍋前慢斟細酌，回味和感歎著在西藏的那段生活和那裏的人和事。那時他的夫人還在西藏，他仍然一個人和女兒相依為命。幾年不見他仍有西藏那種豪氣和爽朗，生活中的重負也許都被他壓在了自己的心底。
賀誠和我同屬一代人，都成長於疆域人民還在但精神的神殿已然墮落坍塌的時代。這一代人與他們久經劫難的家園一同經受著在曆史的命運中掙紮的過程，因此他們有著前人與後人都無法經曆的獨特的追求、喜悅、痛楚和有時無法言說的種種生命的體驗。時至今日他們中的大多數都處於邊緣化的縫隙之中，但和我或賀誠一樣都還保持著對於已經湮滅的故國的追思。我還記得我倆在重慶冬天的那條石板小街上借酒生情發出的一聲長歎，一聲長歎在寒風中餘音繞梁。我不知道賀誠今天是否還像在西藏那樣，抱著自己的照相機不辭辛勞去地發現那些還能激動人心的畫麵？是否還像我一樣時時翻看那些當年西藏的照片？不過我知道無論如何西藏已經注入了他的生命並成為了一種良知與感情。
簡單的羅布
羅布是我們法院的專職汽車司機。那時車輛和駕駛員都由主管後勤事務的院辦公室管轄，隻是我大多數下鄉都是羅布開車，我們自然也就成為朋友。
羅布的全名是羅布旺階，藏語的意思是“永遠的寶貝”，當然這是他的解釋。不過這解釋也倒名符其實，因為他總是給大家帶來無窮無盡的歡樂，的確是一個難得的寶貝。
羅布自小在阿裏長大。他的父親原是阿裏公安處的處長，這也使得他在那種邊遠的環境裏很少有受教育的機會，對於藏文和漢文他都基本不認識。因而他15歲就在阿裏地區的汽車運輸總站做了一名司機，在藏北的戈壁荒漠中來往。後來他的父親調到拉薩任西藏自治區檢察院的檢察長，他也就隨著來到了拉薩。
正因為羅布對藏北的熟悉，所以院裏大凡到藏北的差事都交由他去，他自然也願意。他下鄉時總是帶著兩件他認為是寶貝的東西：第一件是藏北牧民的那種厚厚的皮袍，這是非常實用的東西，白天冷時穿上比我們發的皮大衣管用得多，晚上把腰帶一鬆，皮袍可一直蓋住腳底，完全就是一個極不錯的皮睡袋。我們在杜佳裏的時候，夜裏下起了暴風雪，我們住的房子年久失修，除屋頂有個大洞，雪片飄然而下，牆壁也四麵透風。大家把頭縮進被子仍在發抖，難以入睡，隻有羅布在他的皮袍庇護之下鼾聲如雷，惹得眾人羨慕不已。第二件是一個隨身帶的裝糌粑的羊皮口袋，除了做裝口糧的容器，往裏灌些酥油茶水隔著皮子就可以揉抓糌粑，又做口袋又做碗，一物兩用。剛開始大家對他的這玩藝不以為然，後來便感到了它的用處，因為在戈壁上無法保證按時或定點能吃到飯，或者有時為趕路而不想做飯時羅布的羊皮口袋就成了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案。當然那是在一個沒有任何方便食品和瓶裝礦泉水的年代，如果在今天，他的羊皮口袋一定會被時尚的青年們嗤之以鼻的。
羅布在下鄉的路途中一般不喜歡像其它人那樣按點按頓地做飯，他喜歡在肚子餓了的時候去找一家牧民或農民，花幾元錢打壺酥油茶，然後簡單吃些糌粑，有時順便蹭點牛羊肉、酸奶之類。當然如果是碰到好客的拿出青稞酒的話，那時間可就無法預料了，不過這時羅布並不會著急，按他的理論就是：不用急，今天到不了明天會到，明天到不了後天會到。
在拉薩生活了許久的羅布仍然保留著在戈壁中養成的豪放不羈，在枯燥的旅途中他會給大家帶來很多的歡樂。記得當我們從阿裏獅泉河鎮去普蘭的途中，一路車少人稀，羅布吹噓說沿路常能撿到各種車上掉下來的東西，要大家好生注意。話音剛落他一腳急刹車，說他看到地上有一包紅糖，像是貨車上掉下的。結果下車一看原來是堆牛糞，大家一陣哄堂大笑。後來在眾人的打趣中又停了幾次車，羅布終於撿到了一塊車上掉下的牌照，算是證明了他此言不虛。
當然，在旅途中他常常與我談起在阿裏他的青春、愛情、欲望、歡笑、苦惱乃至艱辛。有一次他和我說起當年他所在的車隊一輛車在阿裏到新疆的路上翻車，他們救援回來時他就和那翻車死去的司機坐在貨車的車廂裏。為了不讓死者在顛簸中來回滾動，他不得不在路途中一直把死者的雙腳緊緊地抱在懷中。也許年幼時就如此近距離地目睹死亡使得他對生命中自由的真實更加看重而對那些虛偽的所謂規則不屑一顧，他會在高興的時候停下車來在戈壁上大跳迪斯科，不得不趕路的時候他也會隨音樂的節奏把換擋、踩離合器和油門甚至轉動方向盤的動作全都變成迪斯科的舞蹈動作，使不了解他的人看了心驚膽戰。不過我倒能理解他的這種散漫的秉性，下鄉時每到一地，我基本都是讓他把車子交給我們，然後他就可以自在地去尋故訪友，有時數日不歸。記得那次到阿裏，我知道他在此地朋友極多，因此第二天就讓他自由行動。為此我在地區中級法院借了一輛摩托車給他，隻見羅布跨上摩托車，一陣轟鳴，前輪高高離地絕塵而去。自此三日不見蹤影，第四日有人打電話叫我們到醫院的職工宿舍，到那一看羅布酩酊大醉，躺在床上不省人事，一旁有個藏族女孩看著他束手無策。原來羅布與這女孩相識，羅布在她這兒喝得大醉，她無奈之下隻有通知我們。此時我們隻能苦笑著不停道歉，趕快把羅布扛上車送回賓館。
但有時羅布對於生命似乎有著自己的理解。也是在阿裏的時候，當我們快到獅泉河鎮之前在河邊洗車，不遠處坐著一個孤獨的行人。這時一隻狗跑來悄悄叼走了這行人的一張羊皮，這人追趕不及但看到我們有槍便上來用藏話向羅布求援。羅布滿口答應，提起衝鋒槍一個跪姿瞄準，槍響狗倒，那人揀了羊皮千恩萬謝地走了，羅布也洋洋自得了一番。到了獅泉河鎮吃完晚飯，羅布就莫名其妙發起了高燒，昏迷不醒，大家把他送到醫院輸液。我和賀誠坐在床邊守到天亮，而羅布醒來後看著我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太後悔昨天打了那隻狗，我不打，我也就不會發燒了。其實我從未見過羅布到寺院裏去朝拜，也未曾聽他談過對宗教的信仰，但我卻發現在生活中羅布仍然有著對神靈本能的敬畏和對生命諸多的禁忌。也許這本來就是藏民族精神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部份，這種精神的想象能使得他們中的任何一個個體即使在荒無人煙的戈壁和雪山上無所著落時，仍不至於感到孑然一身。
和西藏的大多數司機一樣，羅布也有著無酒不開車的習慣，因此每次下鄉的時候我們都要弄上一箱啤酒放在車上供他享用。他即使喝得爛醉但隻要坐在方向盤後就自然可以把車開的很好。那次我們從杜佳裏返回的時候，他和我們的益桑副院長大喝了一通，醉醺醺地開著車一路狂奔，我開著另一輛車提心掉膽地在後麵追趕。隻見他左腳吊在車外晃蕩（車門未關），右腳踩住油門不放，直到他內急難耐下車在寒風呼嘯的雪野裏大大方便了一陣才逐漸恢複常態。還有一次是我們離開阿裏前，阿裏中級法院邀請我們逛林卡以示歡送。酒從上午喝到傍晚，所有的人都已是昏昏然。返回時羅布的車上擠了7 個人，每人手中都拿著一瓶酒，一路邊喝邊唱。車子歪歪扭扭終於回到我們住的阿裏飯店，我扶著羅布走進大堂，羅布回頭問道：我們是怎麽回來的？我說是你開車回來的，他又說：那我的車呢？我答停在外麵。這時羅布稱他要方便，要我先走，回到房間好一會不見他回來，我又返身去找，原來羅布從衛生間出來弄不清楚自己住那個房間，所以還在走廊裏跌跌撞撞的四下尋找。我帶他回來他一頭跌到床上，隻聽一聲巨響，床板被他沉重的身軀壓斷，羅布躺在地上睜眼茫然地看看我們緊接著又合眼睡去，而大家先是愕然，然後便相視大笑。
我講述羅布的這些事並不是要說明他是一個沒心沒肺的人，羅布實際上是一個很有責任心的人。他很愛護他的車子，每次下鄉前他都會把車子維修到最佳狀態，以保證大家的安全。他有一個年青漂亮的妻子和一個年幼可愛的兒子，離家時間一長他就會豪不掩飾地思念她們，有時甚至是歸心似箭。盡管所受的教育不多，但羅布決不是一個魯鈍的人，他對這個世界上的所有新事物都有著濃厚的興趣，他常要我講述外麵那些他聞所未聞的事情，特別是關於其它民族的問題，他會和我們一起討論，精彩之處他就會哈哈大笑，其神情就像一個天真的孩子。
盡管羅布的父親位居中共的高級官員之列，但羅布身上卻沒有半點紈絝子弟的影子而顯得十分的平民化。他從不和那些高官的子女們來往，除了我們這些朋友之外，他喜歡交往的多是農人牧民販夫走卒。這也不是他有意而為之，因為在他的思想裏從來沒有任何關於政治或民族主義的意識，隻是由於他年幼時艱苦的生活經曆和他那追求生命最真實體驗的天性使然。
羅布其實很簡單，他隻不過是戈壁荒漠中一個率性而行的快樂而自由的精靈，如此而已。（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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