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這個題目，是因為我家大孩子21歲那年，要從西班牙一個海邊城市度假返回。飛機是早上9點的。按此往前推，他必須於早上6點20離開所住公寓，去長途汽車站，乘7點的大巴，8點到機場。我當日6點即起床，發他手機短信，告訴他離開公寓前的注意事項。我寫了四條短信，總共35個詞，他隻回了兩個“oui”（yes）。6點10分以後，再無消息。我和老婆便很著急，生怕他誤了車，誤了飛機。焦急中，我想起了1971年，我第一次獨自旅行，說給老婆聽，結論是，我16歲就能獨自旅行，在長途車站的條凳上過夜，他現在一個21歲大小夥子，用不著為他擔心。
我16歲那次獨自旅行，是初二的暑假，到我二哥處玩。他是文革前入學的老五屆大學生的最後一屆，70屆，畢業分配到安徽省郎溪縣農機廠。我去的行程，是從馬鞍山坐火車到蕪湖，在長途汽車站呆一夜，乘第二天早上的長途汽車，開大半天，途經宣城，下午到郎溪縣。那時當然沒有手機，也不知道找公用電話打電話。我父母親要等至少一星期，收到二哥或我的來信，才能知道我是否安全到達。這期間，我要是有個三長兩短，他們根本不可能知曉，更無從幫助我，告訴我怎麽辦。難道那時的父母，就不擔心出門旅行的孩子嗎？當然不是。是沒辦法。哪像現在？可父母以隨時隨地，即時知道出門旅行的孩子的行蹤，一、二個小時沒消息，便要擔心。
那次去，在我二哥那裏住了一個月。回來換了路線，先坐長途車到南京，再乘火車回到馬鞍山。這樣的旅行，比我家大孩子汽車+飛機+火車的旅行，要複雜。因為南京長途汽車站與中華門火車站離得老遠，而且也不知道火車鍾點。必須臨時起意，臨場發揮，鼻子下麵就是路。然而，我還是安全地去，安全地回了家。我對老婆說完了我的那次旅行，感慨道：那時的社會秩序真是良好，半大的孩子獨自旅行，沒什麽危險，哪裏像現在，到處是騙子、小偷，還有恐怖分子，防不勝防。
還有一件事，也須說一下。那次旅行回來，我順了二哥同寢室同伴的一本書，《李希凡（1927-2018）文學評論選》，帶回馬鞍山，仔細琢磨。因為我實在太喜歡那書，在二哥那兒的一個月裏，看了幾遍都看不夠：我決心要像李希凡那樣寫批判文章。
（李希凡，1975）
後來，二哥寫信來問，東窗事發，我媽問我，隻好稟實招來，到郵局把書寄了回去。很多年裏，我以此為恥，一想起就羞愧，盡管我知道君子竊書不算偷。那天早上，跟老婆說完此事，心裏好像忽然卸下了包袱，不覺可恥了，反倒生出些許自豪：原來，我60歲上的寫作，基礎是在我16歲時的旅行途中，在安徽省郎溪縣農機廠我二哥的宿舍裏，打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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