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在古巴
作者： 羅伯特·曼寧（美）
【在1965年8月版的《大西洋月刊》上，執行主編羅伯特·曼寧回顧了1954年他對諾貝爾獎獲得者海明威的訪問。】
在哈瓦那海港的船塢，時間的流逝侵蝕著一條倔強的廢船。船上發動機和昂貴的釣具早已不在，但船尾“皮拉號”褪了色的字母仍然可見。瑪麗·海明威說：“皮拉號不該由別人去駕駛。”她曾希望將“皮拉號”拖到海上，深深地沉沒在科希馬爾港灣——那個獨自在墨西哥灣流中捕魚，八十四天一無所獲的老人遭受最後一擊的地方。然而古巴政府繁瑣的手續導致皮拉號隻能在加勒比太陽下腐損。
距離哈瓦那十英裏的聖佛朗西斯科·德帕拉村是海明威生活了多年，他稱之為“瞭望山莊”的家外之家。山莊有一幢石灰岩別墅、十三英畝的香蕉樹、熱帶灌木和休閑花園，景觀與1960年他與妻子離開這裏回到美國時相差無幾。如今，古巴政府已將其開放成博物館。在博物館工作的古巴人依然生活在那裏，照料“爸爸”的山莊和別墅。他們指給遊客“爸爸”的遊泳池、他寫作的臥室、還有那座白色的塔樓。“爸爸”曾在那兒寫作或居高臨下地凝視延展開去的哈瓦那。
我們這一代曾幾何人沒有被作家海明威而感動，沒有為傳奇製造者海明威而著迷？阿奇博爾德·麥克利什這樣描述他：“二十歲之前退伍；二十五歲走紅；三十歲成為大師。”在人行道酒吧餐桌旁任心情被染成酒色、在左岸夜總會夜晚的喧囂中沉湎；在雨中獨自行走回家的路；在西班牙的陽光下談論死亡及其場景；在坦噶尼喀綠色的山中涉獵；在威尼斯沼澤地打鴨子；參與並書寫兩場世界大戰；在基韋斯特和哈瓦那戀愛、飲酒、釣魚。或大搖大擺地走進紐約圖茨·紹爾餐館；或登上《生活》雜誌的封麵；或接受《紐約客》的莉蓮·羅斯采訪時講沒有動詞的喬克托語。
待我終於有機會見到海明威時，他已達到聲譽的巔峰——剛剛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而他也在進入生命的黃昏。他五十五歲，但顯得老的多。他在養傷——腎破裂，頭骨破裂、兩處脊椎壓縮性骨折和一處脊椎破裂以及嚴重燒傷。這些都是前一個冬天，他的飛機在烏幹達叢林中墜毀時受的傷。這些傷加上他頭部有六個傷痕、身體裏有200多彈片疤痕、一個完全勞損的膝蓋骨、腳手和腹股溝的舊傷使他放慢了節奏。輕鬆舒適的古巴別墅已經變得比他所擁有的任何地方更是家，開皮拉號出海成了他去國外冒險的替代。
在聖佛朗西斯科·德帕拉和紐約之間的電話中，海明威同意了接受有關他獲得諾貝爾獎的訪談。其實，開始他有些抵觸。這是因為我那時兼職的雜誌社新近發表了一篇關於威廉·福克納的滲透性文章。“你們把他劈砍得體無完膚，”海明威說。“哪裏，那篇文章寫得很好，”我回答。“如果福克納跟筆家見過麵，會更好一些。”
“你這借口不怎麽樣，”海明威說。然後他卻自己想出一個借口——訪客的到來是個開皮拉號出海釣魚的機會——他被強製空閑在家太久了。“帶件厚毛衣，咱們把船開出去，”他說。“我就跟瑪麗說，你到這兒來準備把我剁成肉泥喂威廉·福克納。”
一位在海明威的山莊長大名叫勒內的英俊年輕的古巴人全方位為他服務——勤雜、司機、管家樣樣都幹。他到哈瓦那機場接我，幫我取了行李。行李裏有一批最新留聲機唱片。外加最後一分鍾，瑪琳·黛德麗聽說有人要去古巴去看她的老朋友，托我給他帶的一張她最近發布的唱片，叫做“搖、晃、滾”，這張唱片有可能被模糊地認為是時下流行的搖滾樂在進化過程中的爪哇文物。海明威調侃地說：“典型的德國佬音樂。”於他，情緒比音樂本身更吸引人。
盡管看到過關於海明威是個高個子大塊頭的描述和照片心裏有所準備，但見到他本人時的第一個印象仍然是他的個頭。他光著腳和腿，隻穿了一條寬鬆的卡其布短褲和一件格子運動衫，上衣的下擺隨意地從褲腰間翻出來。他戴著一副圓形的銀邊眼鏡，稍稍眯起眼睛，透過他修剪齊整的白胡子給了我一個試探性的微笑，那種瞬間即可變成嘲笑或憤怒的笑。閑賦在家使他的腹部隆起，他那時候的體重怎麽也得有100公斤左右。他寬闊魁梧的肩膀框架依然壯實有力，二頭肌和腿肚子像美式足球後衛的那樣強健。
“喝酒嗎，你？”海明威問。我的欣然答複讓他開心，微笑變成開懷大笑。他叫勒內調馬提尼酒，對我說：“謝天謝地你是個喝酒的人。答應你來這兒以後我一直在擔心。前段時間有個不喝酒的攝影師在這兒待了三天，他是我見過的最殘忍的人，全世界最殘忍的人。他讓我們一連氣在太陽底下站好幾個小時，他還竟然不喝酒。”他小心翼翼地在一張大椅子上坐下。椅子的背麵、側麵和底部都用大本的畫冊墊著，以支撐他受傷的腰背。
海明威抿著酒，說：“好，你要是聽見我說話隻用單音節的字或沒有動詞句子，你得告訴我，因為我從來不那麽說話。她（指莉蓮·羅斯）告訴我說，她想寫一篇頌揚海明威的文章。那是我同意在紐約見她的時候她說的。”他大笑起來。“我認識她好長時間了，她寫第一篇關於西德尼·富蘭克林的重作的時候我幫過她。”
“今天晚上就開始訪談吧，”海明威說。“因為我晚上從來不工作。夜間思考和日間思考區別很大。晚上的想法通常是沒有價值的。反正我晚上做的工作白天總得重做。所以咱們聊天吧。說話的時候，隻是說說而已，可是一旦寫，我就必須出好產品。”
客廳大約15米長，天花板很高，白熠熠的牆壁襯托出海明威少而精的美術作品——包括一幅米羅，兩幅胡裏·格裏斯，一幅克利，一幅布拉克（之後被盜）和五幅安德烈·馬森，以及從非洲狩獵之旅帶回的戰利品——獸頭。在另一個房間，靠近鋪著大塊瓷磚地的餐廳入口，掛著一張油畫，畫中三十多歲的海明威穿著一件飄逸開領白襯衫。海明威說：“這是張老畫像。瓦爾多·皮爾斯畫的我，命名為“年輕的巴爾紮克”。瑪麗喜歡，就掛這兒了。”
他揉了揉緊密卷曲的白胡子，解釋說，如果不蓄須，在太陽底下呆的時間長了，他會有皮膚過敏。“不過聖誕節的時候，我會把這勞什子剪掉，免得跟聖誕老人爭寵。”他說，“要是我躲上倆禮拜不見太陽，也許就可以不蓄須了。但願如此吧。”
客廳的一個大角落裏立著一個差不多2米高的架子，裏麵是數十種來自美國、倫敦和巴黎的報刊雜誌。另外，窗台和桌子上堆放著一摞一摞的書籍，然後形成一條線路通向隔壁的兩個大房間。一間是9x6平米的圖書館，從地板頂到天花板的書架因塞滿了書籍而微微下垂。另一間是海明威大而擁擠的臥室兼書房，不同階段需要關注或疏忽的信函比比皆是。有摞得整整齊齊的信件和貼好郵票的回複；有幾個大紙箱裝著滿得冒頂的打開過的信件，大概是讀過了，有待歸檔；還有兩個文件櫃，其中的奧秘可能隻有那些需要時海明威夫婦會從哈瓦那雇來連續工作一兩天的兼職速記員最了解。還有一張偌大的獅子皮，在它張開的嘴裏，有大約6個信件和一對馬尼拉紙信封。海明威解釋說：“這裏麵都是急件。”
別墅裏可謂書滿為患。瑪麗·海明威的臥室裏有差不多400冊，包括二十本食譜；大客廳裏500多冊，大多是小說，曆史和音樂；鋪著優雅瓷磚被稱為威尼斯式房間裏300多冊，大部分是法國的曆史和小說；圖書館高大的書架上近2000冊，仔細分類為曆史、軍事、傳記、地理、自然史、小說以及大量地圖；海明威的臥室裏900冊，主要是軍事手冊和教科書、西班牙文曆史和地理學以及體育運動書籍。他還在瞭望塔裏備有400冊，其中包括他自己作品的外文版；山莊的客房裏也書籍泛濫，書架上大約有700冊、桌上也堆滿了書。所有這些書籍，包括海明威的許多同時代人的親筆簽名作品，都被卡斯特羅政權扣留在別墅，海明威夫人隻得以取走一些繪畫和個人物品。
廚房傳來預備晚餐的聲響和氣味。勒內從酒窖裏取出兩瓶上好的波爾多酒——酒窖隨時從法國和意大利補充好酒。夜晚的聲息蕩漾在溫暖的熱帶戶外。遠處有狗叫。別墅附近，貓頭鷹開始一頓一頓地尖叫。“煩人的貓頭鷹，”海明威說。 “整晚地這麽叫。他住在這兒比我們時間還長。”
“我很推崇寫作，”他突然說。“對作者則不然，除非是作為寫作必用的工具。當一個作家有意識地退出生活，或由於某些缺點被強迫退出生活，他作品就會有萎縮的趨向，就像人的肢體不用就會萎縮一樣。
“我不是主張大家都去過艱苦的生活，也不是說聽從磨難的使喚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任何幸運或不幸成為運動員的人都必須保持最佳身體狀態。人的身心緊密協調，身體的肥胖會導致心靈的肥胖，我甚至想說，它會導致靈魂的肥胖。可惜我對靈魂這東西一無所知。”他停下來，沉思著，好像在琢磨他自己周身的疼痛，肚子漸大，血壓太高還有長久不用的肌肉。“話說又回來，每個人都得經曆肥胖或消瘦這個過程，我猜想兩個一樣糟糕。”
他一直在讀醫書，書上說適用於一個人的飲食習慣或治療方案不一定適用於另一個人。“這些東西，其實，好多年前那些做諺語的人就知道了。但是現代醫學發現有的人比其他人需要更多的運動；有的人比其他人更受酒精的影響；有些人比其他人能夠以多種方式對付更多的磨難。
“以普裏莫·卡爾內來為例，現在他倒是還行，可是過去他的身軀太過高大，可笨拙得夠慘的。比方說，湯姆·沃爾夫，大炮筒子，此君無論如何管不住他的所思所言。還有斯科特·菲茨傑拉德一點酒量也沒有。”他指著沙發，說，“要是斯科特現在在這兒跟咱們一起喝酒，瑪麗叫吃晚飯，斯科特倒是能站起來，但是可能馬上就攤在地上。酒精對他就是毒藥。因為這些弱點，他們便得到同情和青睞，這是那些沒有這類缺陷的人得不到的。”
當然了，海明威成年後很大部分時候是個頂級酒徒但並不醉酒。但他在這方麵不像傳說中那麽隨心所欲，他實際上很自律。工作緊張的時候，除了吃飯時喝一兩杯葡萄酒外，通常滴酒不沾。他黎明時分起身，到早上十點或十一點鍾就完成了整整一天的寫作。其他人還剛剛開始一天的工作的時候他已經可以開始放鬆了。
跟他早年寫作時一樣，海明威晚年寫作進展極其緩慢。大多數時候，他是用手寫，一般是站在臥室的書櫃跟前。有時候也用打字機（“以求跟上對話的速度”）。多年來，他仔細記錄每天的工作進展。除了偶爾需要處理與寫作無關的事宜，他每天寫大約400到700字。瑪麗·海明威記得他很少有超過1000字的時候。他從未認為寫作是件即快又輕鬆的事。他說，“我總是感到疼痛。”
海明威對年輕作家和某些老作家抱有濃厚興趣並慷慨相助，但他在《流動的盛宴》（寫於1957-1959年，1961年春季的完成）一書流露出一種對他同時代文學家的聲譽異常且頗不體麵的嘲貶。格特魯德·斯泰因、舍伍德·安德森、T. S. 艾略特，更別說菲茨傑拉德、沃爾夫、福特·馬多克斯·福特、詹姆斯·古德·科森斯和其他一些人。隻要提起這些人的名字他總得有那麽一兩句帶刺的話。至於批評家，他說，“我總覺得現在寫作與評論之間有一種抗衡，而不是互相幫助。當下的作家真不能從評論家那裏學到什麽。評論家應該去對付過世了的作家。活著的作家倒是可以從死去了的作家那學到很多東西。”
海明威認為，小說的虛構應該在建於有認知的基礎之上。“有認知的虛構意味著你的作品是真實的。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個內在的自動垃圾探測器，還得準備一個手把鑽頭，以防機器發生故障。要想寫作，你必須找到那些於你有害的因素。快速地了解有害的，然後你再去學什麽對你有好處。”
什麽是有害因素？“咱們拿疾病打比方吧。疾病對人來說都是不好的，當然了，我出生在發明抗生素之前，......拿《大天空》[A.B. 格裏裏所著]來說吧，從好幾個角度來看這都是一本很好書。尤其是對疾病的描寫，他描寫性病是有史以來寫得最好的。”海明威笑了。
“再說創作吧。寫《老人與海》的時候，我知道我要寫的兩三個情節，可是我並不知道整個故事。”他猶豫了一下，手稍微動了動用以填補話語的間隙。“在那條大魚嗅到餌料的時候，我甚至還不知道它會不會咬鉤。但我必須得寫下去，在我的知識範疇內虛構故事情節。你得拒絕所有假的和不完全真實的東西。寫《喪鍾為誰而鳴》和《永別了，武器》我都不確定故事會怎麽發展，都是虛構的。”
1953年出版的菲利普·楊的《歐內斯特·海明威傳》將海明威的靈感或“虛構”在很大程度上歸結於他在少年時代經曆了殘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你要是沒看過那本書，甭勞神,”海明威主動說。“要是有人說你生活中所做的一切都是因為某些痛苦的經曆造成的，你會怎麽想？知道嗎，楊有他自己的理論，就像一張普洛克路斯忒斯床，他必須把我修理得能適合於那張床。”
晚餐時，海明威繼續談論寫作風格和技巧。他認為太多的當代作家因運用比喻成癮而自敗。“把事先想好的比喻硬塞到作品裏是寫不出好作品的。”他揮了手裏的法國麵包。“就跟葡萄幹麵包裏的葡萄幹一樣，葡萄幹麵包還行，可是白麵包更好。
他提到他的老漁夫聖地亞哥。大意是：聖地亞哥並不孤獨，他有他的朋友和敵人——海洋和海裏的生物，其中有他的所愛和所恨。他熱愛大海，但是大海卻像是個誘人的妓女。這些，書裏都描述得一清二楚。他試圖把故事中的一切展現得真實：小男孩、海洋、馬林和鯊魚——希望每個角色都包含多種意味。這樣一來，故事的一部分就變成了比喻，但並不是事先就都設計好塞到故事裏的。
是夜，山莊的主與客都在貓頭鷹煩人的叫聲睡去。翌日黎明，我被熱帶鳥鳴喚醒，這天陽光明媚。這是海明威在非洲飛機墜毀以前首次開皮拉號垂釣之旅。六點三十分，他已經弓著身子開始讀《紐約時報》了，穿著昨天那條短褲和運動衫，赤著腳。他和瑪麗每天要讀六種不同的報刊。留聲機放著斯卡拉蒂、貝多芬、奧斯卡·彼得森和翻製的路易斯·阿姆斯特朗1928年的歌曲。
海明威時不時地往嘴裏放片藥。他說：“自從飛機墜毀，我吃的藥太多了，要不隔開點吃，它們非得打起來不可。”
在我們用早餐的同時，一位名叫格雷戈裏奧花發加那利島民忙著準備將在海上度過一整天的船。他是皮拉號的大副、廚師、看守和調酒師。九點來鍾，他的年輕的侄子幫著他給船加好了油，備了啤酒、威士忌酒、葡萄酒和一瓶龍舌蘭酒、新鮮的青檬和海鮮午餐食品。駛出哈瓦那港的時候，格雷戈裏奧掌舵、年輕人準備好深海釣魚竿，卷軸和新鮮的餌魚。海明威向我介紹當地的地標，並愉快地向周圍出海的船隻招手致意。那些船上的人們也會向他揮臂，偶爾有人會向“爸爸”問好。他興奮地嗅著海洋的氣息，探身窺視前方墨西哥灣流的黑線。他說，“看鳥就知道魚群是不是浮上來了。”
瑪麗·海明威不能來，她得留在家和進城辦事。因為許久沒有出海釣魚的快樂，她同意讓海明威出海，但由於海明威的健康，她叫海明威承諾早些回港。他向她保證會悠著勁並早早歸來，打個盹，然後她一起去參加他們讚助的藝術展覽。因此，他想快些到達捕釣佳域。格雷戈裏奧開足馬力把船駛到科希馬爾的灣流。船上敞篷客艙有兩張墊了襯墊的床，海明威在其中一張躺下放鬆。
“這片海真好，我太需要它了。”他指向大海。“海洋是最後一個自由的地方。連非洲都快完蛋了，戰爭不斷，得打很長很長時間。”
皮拉號上安裝了四根魚竿，兩根裝在高得像天線的支架上，兩根在船尾的座位旁邊。海明威指揮格雷戈裏奧和年輕人將兩條活魚穿在魚鉤上，另外兩根竿用的是人造誘餌。一隻軍艦鳥懶洋洋地在海麵滑翔表明了那裏有魚群跡象。一小時之內，皮拉號便有了收獲，兩條金槍魚搖動了舷外支架上的魚竿。回港以前，一群群的金槍魚和海豚先後來到，既給我們時間捕釣，也給我們時間在加勒比陽光下愉快地喝酒、閑聊、談話。這是好幾個月以來最好的釣魚日之一。
海明威情緒多變，時而鬱鬱時而卻又像個孩子似地為一條金槍魚咬鉤或是鉤住一條金藍色的海豚而大呼小叫。有時候，他仿佛無視身上的傷痛，用手臂將自己撐起來，在飛橋甲板上開一會兒皮拉號。談話中，海明威很少講到當下，隻字未提未來，主要說的是以前的事情。
他想起當年斯克裏布納給他寄去的《喪鍾為誰敲響》的長條校樣。“我記得，我九十個小時沒離開酒店房間，看完以後，我覺得字體太小了，沒人會買字體這麽小的書。其實是我把眼睛看壞了。手稿改了又改還是不滿意。我跟馬克斯·帕金斯說字體太小，他說要是書出來以後我還覺得太小，他就全部重印。那得多貴呀。你知道，他是一個很好的人，但是馬克斯一點兒沒錯，字體並不小。
“你有沒有回頭再去看你自己寫的東西？”
“有時候我會的，”他說。“心情不好的時候回頭看看自己挺會寫的是件很受用的事。”
“你有沒有感覺你寫過的書要是重新寫你會寫得不一樣？”
“還沒有。
他說，紐約“是一個非常違背人性的地方，我以前就不愛住那兒，現在連去那兒玩都沒興趣。馬克斯死了，格蘭尼·賴斯也死了。他是一個很棒的人，過去我們老愛上布朗克斯動物園去看動物。”
他說基韋斯特三十年代前期很不錯。“那兒有個拳擊手，他有一隻眼睛毀了，但他還是個很厲害的拳擊手。他決定再次出山，叫我幫他作營銷。他還叫我每周比賽給他當裁判。我告訴他，“我不幹。”他不應該再上拳擊台了。一旦對方知道他有一隻壞眼睛就會把他另一眼也捅瞎，然後打他個落花流水。
“那家夥說，‘別處來的拳擊手不知道我的眼睛不好，此地的拳擊手不敢捅我眼睛。’”
“所以我終於同意給他當裁判。你要知道這是在黑人區。他們當真就這麽介紹我：‘今晚的裁判是聞名世界的百萬富翁、運動家和花花公子歐內斯特·海明威先生！’”海明威咯咯地笑著說。“花花公子是他們認為可以給予一個男人的最高的桂冠。”他又笑起來。“我都有過這樣的喝彩了，諾貝爾文學獎還怎麽可能感動我？”
站在飛橋上的格雷戈裏奧時常發出興奮喊叫，打斷談話。“有魚！‘爸爸’，有魚！”支架上的釣魚線猛地向下一沉，卷軸開始嗡嗡地叫起來。“你去搖那個吧，”海明威會說。但經常是兩根竿上同時咬鉤，這時候，他跳過去搖一根竿，我則去搖另一根。
雖然他數百次地將魚搖出海麵，但是，每次看到一條顫抖的金槍魚或是一隻在天空襯托下的海豚的斜影，他仍然欣喜若狂。“啊，好美！多漂亮的魚。好了，輕點搖，慢點，慢點，放鬆，放鬆。悠著點，就這樣。慢慢地往上抬。好，現在加快速度。輕點！輕點！別太使勁，你會把它的嘴弄壞的。嘴壞了，鉤子就掉了。”
等這一撥魚群過去了，他會搜索海景尋找下一個好漁區。有一次，一個木箱漂浮在離我們的船不遠的地方，他叫格雷戈裏奧開過去，說：“咱們就在這兒。”他解釋說，蝦喜歡在漂浮的垃圾和海藻下躲避太陽，還有漂浮的海藻，海豚常被這種食物儲存庫吸引。就在艉杆的誘餌經過那木箱的一瞬，一隻海豚被撞上並鉤住。我們把垂釣海豚的重型玻璃魚竿插在圍繞在臀部的皮革條支架中把海豚搖上來。
他形容釣魚就像是形容寫一個英文句子。“如何去做這件事並不是一個憑空而來的概念，而隻是完成應該做的事情。眼下是要把魚釣上來。把這件事做得漂亮或完美隻是附帶的。”
海明威隻寫過《第五縱隊》一個劇本。為什麽沒寫其它的？
他說：“劇本這東西，拍戲的時候，你得在那兒看著，因為為了迎合商業需要，他們老想把劇本改來改去的。我不愛待這麽久，寫完我就想回家洗澡。”
他隨手拿起一本詹姆斯·喬伊斯，幾乎是不經意地。“喬伊斯有次跟我說，他怕他的寫作太中產了，他覺得也許他應該跟我似地出去走走，看看世界。他被束縛得很厲害：你知道，太太、工作、還有他的眼病。他太太說，是，這兒太舒服了。‘吉姆可以找個狩獵場去打獅子。’上狩獵場打獅子，簡直是信口開河！”
“我們下飯館或去酒吧喝酒，喬伊斯不是跟人爭論就是打架。他連對方是誰都看不清楚。所以他老說，“去，海明威！你把他給收拾了！ “海明威停了一下。“現實中，名人並不都像書裏寫的那樣。”
海明威對T. S. 艾略特不很推崇。他讚賞當時仍然被關在華盛頓的聖伊麗莎白精神病院的埃茲拉·龐德。“埃茲拉是個偉大的詩人，盡管他做了錯事，他已經被懲罰得夠厲害了。我認為應該讓他到意大利去，在那兒寫詩。在那兒，人們愛戴和理解他。他對艾略特是有恩德的。我參加過龐德和納塔莉亞·巴尼成立的一個團體，為了幫艾略特辭退他的銀行工作，沒有後顧之憂地寫詩。這個團體的名字就叫風雅才子。我記得，由於其他一些人讚助，艾略特確實擺脫了他的工作，給一個評論當編輯還自由自在地寫詩歌。那個團體是龐德對所有藝術形式的慷慨和關注的典型例子，即便對他自己沒有什麽好處，亦或是他鼓勵的人的可能將是他的競爭者。
“艾略特是諾貝爾獎的獲勝者，可是我認為把這個獎給作為詩人的龐德也並不為過。龐德受到的懲罰當然是罪有應得，但我相信時機已到，該讓詩人們繼續寫詩。埃茲拉·龐德，不管他自己怎麽想，並不是個像但丁那樣偉大的詩人，但他，盡管有很多缺點，畢竟是個很了不起的詩人，”
黃昏來臨時，皮拉號轉向哈瓦那港，船長在飛橋上風度十足地掌舵。駕駛盤旁邊的桃花心木的欄杆的支盤上擺著剩下的龍舌蘭酒瓶和半個的青檬。海明威說：“這是避海蛇邪用的。”然後，他把酒瓶遞給我，為順利回港喝一口。
在碼頭，勒內報告說，那個畫廊的開幕式推遲了。海明威喜出望外。“現在我們可以放鬆啦。睡它一覺。出去玩了好一天，太累了。現在我們可以放心地睡一會兒。
海明威回到家時, 海明威的精神狀態減輕了太太對他運動過量的擔憂。她端上熱騰騰的牡蠣湯。海明威提前喝了睡前酒，帶著滿身愉快的疲憊在大扶手椅上坐下開始談論他最近讀過的書。他正在讀索爾·貝婁的《奧吉·馬奇曆險記》，但不喜歡這本書。他說，“工作的時候，為了分散注意力而讀書，所以總傾向於對他人的寫作判斷有誤。”他認為貝婁早期的那本《晃來晃去的人》寫得好得多。
給他印象最深刻的戰後作家之一是約翰·霍恩·伯恩斯。他寫了《畫廊》和另外兩本小說。之後，他在1953年過世，疑是自殺。“這家夥寫了一本好書，然後寫了一本關於貴族學校的臭書，然後就一槍把自己給解決了。”海明威思忖著，加了一個手勢，似乎是問，你怎麽解釋這種事情？他呆呆地凝著神，看上去很累，很傷感。
“你知道，”他說，“我父親就是用槍自殺的。
我們沉默著。我常聽人說海明威從來不跟人提起他父親自殺的事。
“你覺得有這樣做得很有勇氣嗎？”我問。
海明威咬著嘴唇搖了搖頭。“不，每個人都有權利自殺。但這裏麵有一定的自負和一定得無視他人。”他拿起一摞書，以此結束這個話題。“關燈之前，你可以瀏覽一下這幾本書。” P.H. 紐比的《撤退》、麥克斯·柏金斯的信件選集、弗雷德裏克·查普曼的《中性的叢林》和馬爾科姆·考利的《文學現狀》。
第二天早上七點，一群狗在山莊客房附近的院子裏狂吠不停。勒內已經到鎮上取了信件郵報回來。海明威穿著破爛的睡袍和舊拖鞋已經看了一半《泰晤士報》。
“昨天晚上你把考利的書看完了嗎？”他問。“寫得很好，我覺得。我從來沒意識到作家在生活上有那麽拮據，像馬爾科姆所說的那樣。”
他回想起早年在巴黎。“對我來說，那種處境並沒有那麽難。雖然不容易，但是我很開心。我有工作，能瞻養老婆孩子。我記得，每天早上去市場，給邦比買牛奶什麽的[他的第一個兒子約翰]。他媽媽得睡覺。”唯恐他的話聽上去帶有貶義，他補充說：“你知道的，這是優秀女性的特征。睡眠充足她們才是美好的。”
海明威在巴黎日常的另一部分是每天去體育館掙錢。他給拳擊手當陪練。薪水每小時兩美元。“那可是不老少錢。而且我沒怎麽被傷著。我給自己定了條規矩：不挑釁拳擊手，躲避挨拳。反正他們還有好多別的陪練。”
他從一遝十五封信裏拿起一個信封，打開。這是佛羅裏達州邁阿密的一個高中英語教師寫的。信中抱怨說她的學生很少閱讀優秀文學作品。他們依靠電影、電視和廣播的“知識”。為了引起他們的閱讀興趣，她寫道，她給他們講海明威的冒險，並鼓勵他們閱讀他的作品。她總結說，“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你也是十年級學生的老師。我覺得你若知道是會高興的。”可這封信使海明威感到沮喪：“如果孩子們不讀書，這是很糟糕的事。”
第二次垂釣比第一次收獲更豐。捕到的魚不如上次多，但是其中有兩條小馬林魚，一條大約八十磅，另外那條大約八十五磅。兩條同時咬鉤。海明威那條掌控有效。可第二條花費了本業餘垂釣人不少汗水和痛苦，既受到揶揄又得到祝賀。那天由於瑪麗·海明威在場，船上氣氛活躍。海明威的第四任太太是個陽光、大方、精力充沛的女性。她不但精心照顧海明威，能預料他的心情和需求，並且樂於充當一個慷慨女主人，婉轉地避開那些對海明威來說耗時的應酬和利用海明威的慷慨的要求。不僅如此，她分享他的愛好和廣泛的興趣——書籍、談話、旅遊、釣魚、射擊——這是海明威生活的核心。他們的婚姻顯然是他最後十五年生活及個人關係的中心。
海明威高興地看著那對馬林。“恢複正常捕釣了。”說著，他給了瑪麗一個擁抱。“值得慶祝，”瑪麗說。
“下一站佛羅裏提他，”海明威說。
佛羅裏提他之前是哈瓦那舒適低劣的沙龍之一。那裏的飯菜便宜可口，酒水充足。這時候業已時尚繁華，用紅絨裝飾得富麗堂皇，甚至用一條天鵝絨帶子將餐廳和酒吧隔開。其聲譽一部分原因不可否認的是因為在這裏常可見海明威的身影，甚至可以和“爸爸”海明威一起喝酒。“裝潢很糟，”海明威說，“但這兒有一如既往的好酒。”
佛羅裏提他在海明威的生活中起著特殊的作用。“我不在美國，”他解釋說，“並不意味著我與母語甚至美國分離。任何時候到佛羅裏提他來，我都會遇到從美國各地來的美國人。這兒比紐約離美國更近。你來這喝上一兩杯，就能看見到處來的人。我住在古巴，因為我喜歡古巴，但這並不意味著我不喜歡別的地方，而且因為我在這兒能安心寫作。我要是想到人堆裏去，隻要進城，就能看見空軍、海軍，那些我在過去戰爭中所了解的人。以前在基韋斯特，我能躲開人，但後來不行了，周圍的人越來越多，所以我跑到這兒來，躲在安泊斯姆都司酒店寫。”
佛羅裏提他的吧台櫃很擁擠，但幾個客人坐在長期以來被老板指定為“爸爸角”的座位移開。“‘爸爸’你好”聲四起，握手一圈停當，海明威要了三杯“爸爸雙料”。調酒師麻利地做好三大杯代基裏酒。按照佛羅裏提他的調酒法，酒裏用的是西柚汁而不是檸檬汁或青檬汁。那時候，“爸爸雙料”賣得很俏，價格1.25美元，便宜得很。
兩名美國航母的水手鼓起勇氣過來要求簽名。“我讀了你寫得所有的書，”其中一個說。
“你呢？”海明威問另一個。
“我不太看書，”年輕的水手說。
“那你現在開始看吧，”海明威說。
佛羅裏提他的老板走過來擁抱了海明威，說他們正在安裝一個現代男洗手間。海明威悲傷地回答，所有的好東西都成為過去了。“後麵有個老式茅房，”他說，“讓你想喊：全世界茅房聯合起來，除去鎖鏈，你沒有什麽可失去的。”
在後來的幾年裏，我有機會在古巴和紐約與海明威接觸，我們還通過信——瞭望山莊、或是西班牙、或是法國、或是秘魯。他和好萊塢團組一起去秘魯釣魚，製作《老人與海》的電影。他寄給我的秘魯明信片上寫著：“治愈我的腰的脊椎按摩師”，明信片的照片是他和一條他在布蘭科釣到的巨大的馬林。
紐約似乎沒什麽可吸引海明威的，他去紐約次數越來越少。以前，白天和晚上他都喜歡去圖斯疏雅斯飯店或餐廳21，他後來通常是情願跟幾個老朋友見見麵，然後在酒店套房用餐。他的身體沒有恢複到之前的健康。他的體重、血壓和節食方麵都不理想。他仍然在工作，《流動的盛宴》就是那時候的成品。（他還寫了什麽尚不清楚。海明威夫人、斯克裏布納出版公司連同海明威授權傳記作家卡洛斯·貝克和他的老朋友馬爾科姆·考利一起正在篩選一大堆手稿，其中有幾個短篇小說，幾首詩，一些小說的片段，以及至少一本完稿的關於海洋的長篇小說——陸，海，空三部曲的一部分。）
他對於世界、對於人、對於故土（這個詞可能應該雙關理解）的好奇從未泯滅。還有就是他樂於談論書籍和作家。
一次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做了一個為時一小時的特輯節目，其中有許多海明威的老相識，包括一些不再是朋友的人，回憶海明威。西德尼·富蘭克林的評論使他不悅。“我從來沒有和富蘭克林的鬥牛隊一起旅行過，”海明威說。“他完全是胡說八道。我是讚助過他一次，幫他在馬德裏鬥牛，那時候，沒有營銷商願意沾他，我給他出錢，為了讓他不至於把身上的鬥牛服都給當了。”節目中，馬克斯·伊斯門又講了一遍那次在斯克裏布納那兒他同海明威為海明威是否有胸毛的難忘的爭論。海明威說：“這人有點滑稽。就跟曾經有個演單人脫口秀的人說他如何如何對付費城傑克·奧布萊恩似的。起碼這次伊斯門讓了步，原來的版本是他在一個角落裏站在我的腦袋上，我發出刺耳的尖叫。”
海明威補充說：“這些其實都不重要。我從來沒背叛過任何人，也沒因為看見朋友或敵人吸毒而告發他們。
後來還有一次，一個神學院院長在《新共和國周刊》寫了一篇題為《齷齪之秘》的文章。文中列出他認為是“肮髒”的作家，海明威名列前茅。一家新聞雜誌轉載了這篇文章的一部分。海明威當時在西班牙，讀罷此文，作為對院長先生的反駁，他作了一個簡短幽默的講座，闡明“齷齪”一詞的真實含義，並且表明在軍事上和戲劇界這是個榮譽詞。海明威解釋說，在進行特別危險的任務或麵對死亡時，所有法國軍官相互道別時並不是說，再見啦，夥計，祝你好運，或類似的話。他說：“寫作中有時需要用過時的話或是髒話並不意味著我就是個肮髒的作家。”他確實給那個院長寫了一個髒字，但他並沒把那張字條寄給院長，隻不過出出氣罷了。
海明威夫婦1960年7月離開古巴，前往基韋斯特。從那裏，帶著裝滿一火車車廂的行李去了紐約，在一個小公寓裏住了一段時間。後來他們搬到海明威在愛達荷州的凱徹姆買下的新居，方便涉獵、垂釣、散步，這些都是這個出生在密西根州北部的男孩與生俱來的愛好。夏天，他去西班牙待了六周。在那兒，他跟隨他的朋友奧爾多涅斯與其對手多米奇寧單獨鬥牛巡回賽，並寫下《危險的夏天》。這是《生命》雜誌約稿的鬥牛篇。我的印象是他並不是很欣賞這兩位鬥牛士，但他沒有直說過。那之後，他一直顯得情緒憂鬱，盡管在凱徹姆他顯然一直在寫作，直到他對自己開槍的那天。
重讀海明威的筆記和信件，所見隻能說是一瞥，使我產生這樣一個想法：有可能認識他如此膚淺而且是他生命的晚期時段，使我更加難以理解他。
他的文風隻可嘲仿不可模仿。有時候，他的所行所言故意掩蓋他的瀟灑和慷慨，以及他為別人提供的許多享受和熱忱。他對待寫作上的批評和競爭會極端敏感到記仇，但他又會嘲笑自己（他穿上戰地記者製服時嘲弄自己的姓名）並且帶著毫不掩飾的自豪感相信他完成了四十五年前在巴黎小閣樓裏給自己定下的目標。
在他自己眼裏，海明威是一個藝術家。在讀者眼裏，海明威是一種體驗——一些雖小卻深刻的徘徊不肯離去的記憶：
在紐約，一個安靜的晚餐席間，一陣沉鬱之後，他突然帶著一絲驚訝說：“你知道，我認識的所有美麗的女人都在變老。”
在古巴，一個細雨朦朧的下午，他說：“如果我不是作家，那麽我想做一個畫家。”
在明尼蘇達州羅切斯特一家診所，醫生給他做了全身體檢。他報告說：“一切正常”血壓從250/125降至130/80，體重下降至175磅——對他的大骨骼來說偏低。他說，他的寫作進度已經比預定計劃晚了兩個多月。這本書應該是秋季出版發行，當時正是1961年的秋季。
最後還有一張聖誕賀卡，寫著：“咱們玩得很開心，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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