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為什麽統治世界 之四）
按照Morris的理論，在冰河紀結束後，為了適應地理氣候環境，人和資源的相互作用一環套一環，促生了文明的發展。
由於冰河紀的結束，大地複春物種重新豐富，於是遊獵民采集民的日子也隨之好了起來，從自然資源中攝取的能量可以充足甚至富餘，這個情況轉變對人類的直接影響，就是生育率提高，人口增多。人口的增多就給原有的資源帶來了壓力。於是就有了那些做得好的成功的遊獵采集民們，將一些收集到的富餘的穀物和圍獵得到的富餘的動物馴化，成為能夠種植飼養的品種，這就促發了農業的形成，一些遊獵采集民們變成了專門的農民。農業越做越好，農民的人口膨脹起來，有了人口聚集的村莊，於是新生活形式的壓力又施向了資源。為了生存，特別是當氣候不利於分散生存的人們時，他們就又開始變化，村莊升級成為了城鎮，然後城鎮又轉變成為國家。英文文明，civilization，這個詞的詞根就是來自拉丁的城鎮，civis 一詞。有了人口聚集的城鎮，有了文字，文明就開始了。一些城邦和國家，運行的特別成功，隨之而來的資源問題又迫使他們走向帝國。這些帝國，一開始時是以土地為基礎的，後來控製大草原，再後來控製了海洋。有些這樣的帝國，不斷地重複著這種循環模式，將壓力施向資源，最終把社會代入到了工業經濟。
所以，追求高端帝國（high end state）形態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經階段，這樣的追求在歐亞大陸的兩端都是一樣。隻不過有的地方不斷地成功，這樣的組織形式存在的時間長，有的地方有各種各樣的條件限製，使得這樣的組織結構鬆散更容易破碎，繼而產生新一代的高端帝國。在此，我的們也隻是在談論這樣的發展模式是一種曆史現象，並未對其做任何價值或者道德的評判。
成功的文明發展勢必走向高端帝國的形式，這樣的帝國中心被稱作是該區域文明的內核所在。而在這個文明區域的邊際地帶，那些不發達的地區，卻總是蘊藏著能夠日後顛覆帝國文明的落後優勢（the advantages of the backwardness)。一但這種邊緣地帶的落後地區憑借著的落後優勢逆襲得手後，就會有所謂的後來者居上的情況發生。這樣的事情，在曆史上發生的次數其實是很多的。比如說，古羅馬相對於得到古希臘精髓的馬其頓，秦國相對於接受過孔子禮教的中原六強，都是這樣。這樣的落後蠻族，有強勁的軍事組織手段且暴力野蠻，他們糟蹋文明屠殺生靈。可等血流幹了，帝國生成後，屬下的民眾可能生活得比以前更好（秦朝好像不是這樣，勞役太重，但很快接手的漢朝就讓事情好轉了起來）。於是，隨後的社會發展指數反而也能提升到空前的高度，羅馬帝國就是這樣。這種所謂的backwardness advantage現象其實也是一個悖論，它是嵌套在我們前邊所說的那個社會發展悖論之中，不斷地發作，破壞穩定成型的先進文明，但有時候又能推動文明的更新。
在歐亞大陸兩端各為漢朝和古羅馬的時代，北方遊牧民族的騷擾搶劫，是讓當時算是發達的帝國文明都很頭疼。皇帝們不可能總是出動大軍去橫掃這些遊寇，那真是叫用拳頭打跳蚤，社會成本太高。當時的古羅馬曆史學家這麽描述這幫凶蠻的遊寇：他們的外形仍然是人類，但很恐怖，他們的生活很粗躁，不用火也不烹煮食物；他們依賴草根和半生的肉生存。肉隻是稍稍放在大腿和馬背之間溫一下。這樣的部族，文明的農業社會拿他們真沒什麽好辦法，短期多是計謀取勝，長期則更多是靠懷柔政策。
說起來宋徽宗父子也不是這世上唯一遭受落後文明俘獲欺辱的帝王。公元251年，從北方波羅的海衝殺過來的蠻橫的哥特人，打敗了羅馬帝國的軍隊，殺了一個羅馬皇帝。259年，羅馬皇帝Valerian被波斯人俘獲，投入籠子受盡折磨，最後被剝皮掛在城牆上。那時候，在西方文明圈裏，羅馬帝國是最為發達富有的文明，但也經常遭受欺負。按照我們前麵介紹過的Morris發明的測算標準，在公元一世紀的時候，羅馬帝國的社會發展指數達到了43 （相比於2000年西方的指數1000），這是一個農業帝國難以突破的社會發展天花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