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講一個微信上流傳的笑話：爸爸對兒子說：你再不聽話就把你扔到垃圾桶裏，重新再撿一個。兒子答：你再撿一個也是不聽話的，那是別人爸爸扔掉的。
“你再不聽話……”，這下麵可以有很多選項，打斷你的腿啦，扔出去喂狼啦等等。可是有哪個父母真這麽做嗎？恐怕沒有。這句中國父母口頭禪其實是怒其不爭哀其不幸的抱怨，是恨鐵不成鋼的無奈。同樣，我相信劉曉波絕不會真的無知到認為當今世界上會有哪個國家對中國進行“三百年殖民”，劉曉波曾解釋，單把這句話挑出來是斷章取義。他說：“三百年殖民地”這句話的本意“不過是我至今無改的信念的極端表達而已，即，中國的現代化需要經過長期的西化過程方能實現。”
如果完整的看1988年的那段對話，三百年殖民是順著一係列的話題延續下來的，從對教育製度的批判，到對西方漢學的批判，對“河殤”的批判，進而對馬克思主義和傳統文化的反思，最後談到香港，劉曉波才說：“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麽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1988年的香港比之當時的大陸，情形是不言而喻的。
政治不正確的說，一件事，沒有絕對的好與壞，在一定的曆史時期，一定的環境下，殖民未必就是一件十惡不赦的事。香港成為殖民地的一百年，沒有發生過流血革命，沒有發生過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化大革命，也沒有發生過“二二八”慘案，相反，這一百年裏，人民安居樂業，勤奮工作，把一個小漁村建設成一個開放、自由、法製、繁榮的“東方明珠”，成為亞洲乃至世界最自由、最富有的地區之一（至少到1988年）。同時香港也保留著相對完整的中國傳統文化。香港人民到今天也沒有抱怨過殖民吧？
再做一個不恰當的假設，當年大英帝國把大清打得滿地找牙的時候，如果維多利亞女王的胃口再大一點，大清割讓的不僅僅是香港，而是整個中國，那麽後來中國人的生活會怎麽樣呢？是人人都變成了饑寒交迫的奴隸，還是人人都變成了香港人？不知道，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中國曆史大概沒有毛爺爺什麽事了。
或許有人會說，劉曉波在宣揚全盤西化，此路不通。是的，一個有著5000年文化傳統的國家怎麽可能全盤西化。還是看看劉曉波怎麽定義“西化”——“ 全盤西化就是人化、現代化……我把西化叫做國際化、世界化。”
西化，一點不可怕，我們今天大力提倡的現代化，說到底就是西方化。“四個現代化”不就是在工業農業國防科技全麵的西化嗎？怎麽一論到“人的現代化”就那麽戰戰兢兢如臨大敵？可是看看今天的中國，從立國之本的馬列主義，到一係列的製度，法律，還有我們的學校，醫院哪一個不是西化的產物呢？走在中國大街上，睜眼閉眼到處都是國際化、世界化。不少城市都在努力讓自己和國際接軌，成為“國際化大都市”。甚至連我們的文字，都到處充斥著GDP，APEC, NBA，CEO, MBA……。今天，一個國家如果不走國際化不走世界化那就是朝鮮和古巴，即便是這兩個國家，也在一點點打開國門，擁抱世界。“西化“並不是妖魔鬼怪。
很多時候，我們都在用自己的價值體係來批評別人的片言隻語，割裂的看，劉曉波還感謝文革呢，其實他是這麽說的：“我非常感謝文化大革命。那時我是一個孩子，我可以想幹什麽便幹什麽。父母都去幹革命。學校都停課了，我可以暫時擺脫教育程序，去幹我想幹的事，去玩，去打仗，我過得很愉快。”劉曉波真的讚賞文革嗎？顯然不是。同樣，我本人也說過文革在一定意義上對中國曆史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結果成了茶軒的過街老鼠……。記得當時有位平日裏倡導學術自由的朋友對我說，文革不是一個學術問題，沒有討論的餘地。
回到劉曉波，當年33歲的劉曉波不過是一個普通知識分子，我們自己回想一下自己的33歲，對這個國家，對這個民族有什麽真知灼見？劉曉波不是國家領導人，我們何必苛求他的每一句話盡善盡美。倒是我們的偉大領袖說過：“中國不怕核戰爭，準備死三億人！”總設計師也說過：“殺兩萬人，換二十年和平發展。”他倆說這話的時候都是七八十歲的所謂智者了，咋不去追究其領導責任呢？當然，我寧願相信一心為人民服務的毛爺爺不會真拿三億人做賭注，“人民的兒子”鄧大人也不會真的殺兩萬他的衣食父母。
畢竟，33歲的愣頭青早已蛻變成“我沒有敵人”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了，30多年前的“三百年殖民”對於評價劉曉波無足輕重，曆史會記住一位為了自己的信念把牢底坐穿的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