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川網友幾天前貼過一篇文章，題為《我們為什麽還沒有變成精神病》。文中列舉了弗洛伊德的女兒，安娜·弗洛伊德總結出的12種心理防衛機製。這些機製都帶有自我欺騙性，目的在於掩飾和偽裝主體所受過的心理打擊、主體刻骨銘心的痛苦的心理記憶，等等。
文中所說第三種防衛機製 --- 攻擊性防衛機製之一，就是“投射（projection）”。
什麽是“投射”？投射就是把自身的心理創傷、心理障礙等等，都推到別人身上，是為其自我欺騙性，或者自我安慰性所在。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穢語症（Coprolalia），就是一種典型的投射防衛。其根本機製，是把自己（往往是幼年）的生活環境，以及在此環境中受過的創傷，都“轉移”到他人身上，以期達到對自己的精神和心理安慰。也就是說，“受害的不是我，而是你們”。如果要舉一個更簡單、也更具體的例子，二才同學經常把排泄物、排泄器官和生殖器官“強送”給這裏的網友，就是一種投射。
當然，當然二才同學投射又不限於此。不妨以二才同學引以為傲的“插頭人”“畫作”為例：
雖然這“畫”和“藝術”相關函數為零（如上次所說，稱之為“智障人作品”都是對智障者之不敬），但是它確實顯示了導致二才同學進行投射防衛的另一心理障礙。
插頭的作用是什麽？是連接源頭，“充”信息用的。換言之，把其他人生產的信息據為己有。這正是二才同學另一特色，copy & paste，換言之，偷竊抄襲。
比如上次說起過的兩本書，一本導遊（《巴黎文學散步地圖》），一本傳記（《加斯東·伽利瑪》）。下麵幾段中黑體字都是被偷竊並據為己有過的：
伏爾泰
一七七八年二月，伏爾泰為了出席他創作的悲劇《伊雷娜》的首次公演回到闊別二十八年的巴黎。消息傳來，舉城轟動。 然而當時已八十四歲高齡的伏爾泰因過於激動，再加上排尿疼痛而被迫臥床。到了二月二十八日，即伏爾泰過世前四個月，他在給秘書瓦聶爾的信中寫道：“我至死敬仰上帝，愛我的朋友，不恨我的敵人，厭惡迷信。”
他的身體每況愈下。事實上，這位充滿理性的諷刺作家死時極不安寧。在他病榻前照顧的護士就說：“就算給我全世界的金子，我再也不要照顧臨終在病榻上沒有信仰的人。” 臨終時， 有牧師請伏爾泰與撒旦斷絕關係。伏爾泰不改他一貫的辛辣諷刺風格，說道：“這個嘛……我的好兄弟，我可沒時間再樹敵了。”
一七七八年五月十二日，伏爾泰咯血不止，體溫急劇上升，還伴隨著劇烈疼痛。友人維烈特侯爵差人向藥劑師要了瓶藥水，伏爾泰喝下後還是沒作用。於是伏爾泰派人向黎塞留公爵要鴉片酊來，雖然他的家人認為這時候服用鴉片無異於毒藥穿腸，但伏爾泰執意要這麽做。
從一七五六年起便擔任他秘書的瓦聶爾在《憶伏爾泰》一書中寫道：
“我們讓他吞了一大口這種鴉片，瓶子就碎了。我始終搞不清楚為什麽會這樣，我隻知道他們全都到臥房去確定病人有沒有全部喝下去：維烈特侯爵看到伏爾泰先生一個人在房間把整瓶都喝光了。聖朱利安夫人說維烈特先生沒衝上去阻止他全喝光，真是大錯特錯。”
一七七八年五月三十日晚上十一點十五分，伏爾泰離開人世，享年八十四歲。法國大革命後，一七九一年七月十一日，其骨灰移靈至先賢祠。正式安葬於先賢祠的前一天，還先在伏爾泰曾兩度入獄的巴士底獄廢墟上停靈一天。
靈柩右麵刻著：“詩人、曆史學家、哲學家。他拓展了人類精神，並使之懂得它應當是自由的。”伏爾泰的心髒另外存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的石膏盒裏，盒子上刻著：“這裏是我的心髒，但到處是我的精神。”
盧梭
盧梭晚景淒涼，離群索居。由於出版《愛彌兒》，被當局視為異端邪說，社會大眾更把他當成洪水猛獸。最高法院還判決將已出版的《愛彌兒》全數燒毀，並立即通緝盧梭。再加上人際關係不佳，令盧梭瀕臨瘋狂。
盧梭的確曾被狗咬到，那是一七七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他在梅尼爾莫當的柵欄門前被一隻大丹狗撲倒在地，雖然傷勢嚴重到失去知覺，但還不至於到喪命的地步。經過這次狗咬人事件後，盧梭有了另一番新體認。當他恢複神智時，甚感欣喜：
“我看到天空、幾顆星星，還有點綠意。清醒後的第一個感覺，這真是個甜美的時刻（略）。我在這個時刻重生了，而且我覺得自己好像以所有這些我看到的事物，填滿了我這微不足道的存在。”
但這次事件最主要還是讓盧梭認清了一個 “殘酷” 的事實，那就是大家迫不及待地到處宣傳他被狗咬死的消息。十八世紀很有名的《阿維儂信報》就刊載著：“這一切都證明了民眾絕對會追根究底，就連咬死盧梭的那隻狗的名字都會被挖出來。” 死對頭伏爾泰更是火上澆油地說：“讓- 雅克死了活該。” 這讓盧梭感受到他深陷於 “眾人惡意” 製造出的 “晦暗幽冥” 而無法自拔。他們全都是策劃陰謀的共犯，而他，讓- 雅克·盧梭則是受害者……
受到世人唾棄的盧梭，在法國大革命時終於得以平反。一七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國民公會通過決議，給大革命的象征盧梭設立雕像，還用金色題字—“自由的奠基人”。這位偉大哲學家的骨灰終於在去世六年後，於一七九四年十月十一日風風光光地被移奉在先賢祠供後世瞻仰……恨隻恨，後來他的死對頭伏爾泰大師也搬了進來，就住在他的對麵。
普魯斯特
到了某個歲數，親朋好友的死是唯一能讓我們感到活著真好的方式。—普魯斯特
多愁善感、觀察入微的普魯斯特天生體質虛弱，九歲時鬧的一場氣喘幾乎奪走了他的小命。他對很多東西都過敏，灰塵、香水、煙、花、花粉、潮濕、寒冷，甚至連情緒波動都可能引發氣喘。
一八八二年到一九00年間，他的氣喘病就發作過好幾次，而且多半是心理因素。他的氣喘病在夜裏比較不嚴重，養成了他晨昏顛倒的生活習慣。從一九一三年起就擔任他管家的塞萊斯特·阿爾巴雷在《普魯斯特先生》一書中就提到，她首先得適應普魯斯特白天休息、晚上寫作的習慣。
不僅如此，普魯斯特很少下床，每天都睡到約下午四點才醒。這時塞萊斯特就得先端上牛奶咖啡及可頌麵包到他床頭（這是他 “唯二” 吃的東西），同時送上熱水袋，開始煙熏療法。
普魯斯特如果有約會的話會出門稍稍拜會一下，不然就在家寫信、打電話以及聊天。冬天睡覺時他會穿上好幾層衣服，把自己包得緊緊的，甚至就連夏天睡覺時也穿戴毛衣、圍巾、長襪、手套和睡帽。他對自己的氣喘很神經質，洗個澡也要換二十來條毛巾，不讓身體接觸到濕毛巾。
到了一九一二年，他幾乎整天都待在床上，靠著興奮劑與鎮定劑維持生活。一九二二年，他開始出現尿毒症、眩暈、說話困難等症狀，還染上了支氣管炎，因為沒有好好醫治，支氣管炎惡化成肺炎，終告不治。
（《巴黎文學散步地圖》，繆詠華 著，貓頭鷹出版社， 2012年6月）
1919 年 12 月 11 日，正是普魯斯特去世前三年，他憑借《追憶似水年華》第二卷《在少女們身旁》獲得龔古爾文學獎（法國久負盛名的文學大獎，於 1903 年設立）。在經曆了退稿、戰爭等諸多因素未能發表或未受重視的各種波折後，普魯斯特卻對於這次獲獎顯得極為平淡。在其女管家塞萊斯特告知其獲獎後：“先生，我有一個重大的消息想要告訴您——您獲得了龔古爾文學獎！”
普魯斯特躺在床上，淡淡地回曰：“好的。”但他還是閱讀了《評論報》上的幾行內容：“……來自九泉之下的才華……一個決絕的隱居者失眠時縮所寫下的文字……”
一瞬間，希望向他道賀的人層出不窮。其中包括法國著名出版家加斯東·伽利瑪，他所創建的伽利瑪出版社占據了法國文學界的半壁江山，甚至成為法國文學的代名詞。
加斯東·伽利瑪惱怒地諷刺道：“因為我，人們都會知道這個無比榮耀的名字，而這個人卻不願意見我。”
最終，普魯斯特隻見伽利瑪一人，對於伽利瑪提議舉辦慶功宴的事情，普魯斯特答曰：“親愛的加斯東先生，這太可笑了。”
（《加斯東·伽利瑪》，皮埃爾·阿蘇裏 著， 胡小躍 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10月）
偷別人文字是一種自卑的表現，一件不光彩的事。二才同學從此留下羞恥的痛苦的記憶（不排除有一點“超自我”的作用）。所以他急於把自己“插頭人”形像轉移到他人身上。這和他屢次的“強送”，顯然屬於同一機製。
而且，民間智慧說一次小偷，終身作賊，果然不錯：插頭人的概念也是二才剽竊而來：
這是N十年前就玩剩了的形像。第一位天才已不可考，第二位庸才估計不好意思顯擺。庸才之後，再有玩此形像甚至引為自豪者，雖然不排除仍有熱粉或一見如故，即刻知音，或一見拜倒，驚為神品，但終究都已是庸才下輩。
PS. 至於“畫”中二才同學同樣屢次引以為自豪的資深“磨鏡”史 --- “磨鏡”曆來有多種含義，有字麵上的，也有象征性的。在這裏特定前提下，不妨理解為二才同學對他投射心理的“坦誠”，也就是我上次說的他“下意識裏一絲殘存的真誠的衝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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