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的核心
災難重重的庚子年終於過去。但這一年中，中美關係的激烈動蕩；使得其博弈成為國際政治的中心；也成為海外華人關注的焦點。那麽這種博弈的核心是什麽！有戰略家稱是爭奪金融控製權；也有戰略家稱是爭奪科技主導權；還有戰略家稱是爭奪製度價值權。但作者認為這些戰略都僅僅是“術”的視野；而不是“道”的境界。因為它無法解釋美國在這三個領域具有高度優勢下被中國追上。恐怕美國精英對此仍然一頭霧水。因此，認清這種博弈的核心是製定任何戰略的先決條件。人們需要從哲學整體的角度來看問題；而不是停留於局部利益的得失，以及意識形態的糾結。中國有句老話，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讓我們以哲學整體視野，從社會基本矛盾出發，來探討那些被意識形態紛爭所掩蓋的深層社會問題。
社會基本矛盾及其當代特征
在人類社會基本矛盾上，傳統哲學認為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這個理論抽象本身並沒問題。然而，問題產生於哲學界武斷地將這對矛盾的作用歸結為單向性。即：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例如，小農經濟決定了封建社會，工業經濟決定了現代社會等等。從哲理上講，如果一個矛盾僅存在著單向決定性，而沒有相互決定性的話；那它就不是真正的對立統一矛盾。在工業化早期，生產體係相對簡單；因此體係結構的問題往往被忽略； 所以工業化產生的利益問題得到更大注重。那時的哲學家們認為，如果產品沒有為大多數勞動者所得，就會產生財富兩極分化；那麽經濟問題就成為政治問題。對此矛盾的政治解讀，產生了工業化必須是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的對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裏，資本主義訴求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而社會主義訴求導致了的無產階級革命。正因為這兩者都包含著某種極端，曆史使得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向自己對立麵轉化。資本主義社會引入某些社會主義元素；而社會主義社會拋棄了計劃經濟，引入市場經濟。在這種趨勢下，雖然兩極分化仍然尖銳，但它的對抗性比工業化早期大大削弱。隨著技術進步與經濟的全球滲透，社會體係呈現出複雜與非線性的特征。社會的基本矛盾不再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那麽簡單。時代與社會體係的質變，使得體係結構問題漸漸地浮現在人們麵前。如果擺脫政治利益的意識形態束縛，以解構的方法；我們會發現當代的社會基本矛盾是：【體係可持續所訴求的效率】與【體係的可整合與優化的機能】之間的矛盾。也可以說，從哲學的整體論與動態穩定論角度，這個矛盾綜合了前兩矛盾。用一句哲理的話來總結，“工業化本質從早期的技術化轉變成當今的組織化與係統化”；如同讓將來的AI子係統相互合作，而不是“自作主張”，相互博弈。如果社會能處理好【體係可持續所訴求的效率】與【體係的可整合與優化的機能】之間的矛盾，那麽財富兩極分化就會相應地改善。複雜體係與全球化的趨勢決定了，體係的整合與優化（integration and optimization）漸漸成為增強實力的關鍵。在這個社會基本矛盾上，我們已經看到，以前認為的生產力與經濟基礎不再成為決定性因素，而生產關係與上層建築正在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如何協調這對矛盾才是治國精英在思考政治問題前，首先應當考慮的哲學問題。它不僅是國家戰略規劃的立足點，也同時是國策製定的出發點。進一步分析人們發現，良性協調這對矛盾，體係必須具有長遠的眼光，持續而不自相矛盾的政策，團結與引導公民的能力，以及民眾承受短期利益損失的胸懷。因此，這些協調都不是市場與資本的功能；更不是企業的強項。麵對這樣的現實，企業家的作用在減弱，而國家的作用在增強。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中美兩國如何處理這基本矛盾。
中美兩國的政治經濟理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本質上類似凱恩斯主義，即有國家協調的市場經濟。它也可以說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即以國有企業為骨幹，私有企業為主體的市場經濟。這體係的形成產生於為解決經濟轉型時出現問題的過程中。它強調了以解決具體問題的改革來推動體製轉型，並保持其可持續性。如此的經濟實用主義，經過幾十年最後形成目前的體係。國家宏觀政策在此始終起了主導作用；最終造成了經濟模式與體製的大幅調整。這個改革過程恰恰暗合了平衡協調【體係可持續所訴求的效率】與【體係的可整合與優化的機能】矛盾的訴求。到此我們似乎明白為什麽中國在金融控製，科技主導，製度價值三方麵都遠落後美國的情況下，仍然還能在經濟實力上趕上。也就是說，在幾十年中，中國通過各種改革措施，整合並優化了各類生產要素，整合並優化各子係統之間的關係，而且在國家與市場的關係中收獲經驗與教訓。這其中，不僅良性地改變了國家經濟製度，而且建立了完善的，高效率的工業體係。妥善地處理好了【體係可持續所訴求的效率】與【體係的可整合與優化的機能】矛盾。中國以後的發展顯然取決於是否能繼續在這條道路上不斷修正錯誤，而不走向激進與極端。
美國采用的是新自由主義；它反對國家政府對經濟的幹預，強調自由市場的重要性。新自由主義反對社會主義，推崇自由資本主義。它認為社會主義會妨礙個人自由。但在此理論之外，美國也有相當部分的國家資本主義；原因是完全拒絕國家資本主義是一種自由的空想。私有資本總是逐利的，國家資本才可能是公益的。所有發達的工業化國家，都在這兩者上形成某種互補。美國的醫保社保就是國家資本主義；軍工企業類似中國國企。而國債卻是典型的國家資本主義。但是，中美兩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有著本質的差別。簡單講，就是主動與被動的差別。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是主導體係整合與優化的力量；而美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是應付危機的措施。當民主爭利達不成妥協時，過頭部分就以國家債務來承擔；當資本主義經濟產生危機時，更隻能以國家債務來救贖。而在其他方麵，國家在經濟的主導作用非常微弱；完全由市場自由決定。市場自由的機製能調節供需平衡。但通過自由資本主義來實現市場自由，常常與期望相反。因為資本的炒作與投機行為經常背離自然的供需關係。這樣的結構在工業化初期也許勉強。但在與中國這樣對手的競爭下，立刻顯示出戰略短板。高成本與低效率使得美國工業產品無法與中國進行長期競爭。於是，他們走向了唯意識形態，認為中國不是市場經濟。實際上，中美兩國都是市場經濟，隻不過中國用國家資本協調市場平衡與提高生產效率；並優化體係結構中緩和財富兩極分化。而美國用國家資本救助企業危機與社會保障。這種國家資本的差別造成了這樣的現實，即，如此龐大的美國國家資本主義僅起到事倍功半的作用；並且還負債累累。怪不得，法國總統馬卡龍說，西方應當正視對資本的監管。麵對西方熱衷的新自由主義，他不得不感歎：西方文明主導曆史的時代已經過去。人們也許會想，既然國有企業競爭力強大，美國為什麽不搞自己的國家隊？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但從根本上說，中國模式根植於自身文化。美國即使想學也很難。這不是製度問題，而是文化問題。現在讓我們深入探討其根源。
西方政經理論的文化背景
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建立在西方哲學界對人本性的解讀之上。本性是哲學詞匯，指事物不可改變的固有屬性。文藝複興後的一些西方哲學家們都表達過對人本性的負麵解讀；叔本華就是一個例子。有些這方麵論訴甚至是從宗教體係中，以政治方式衍生出來。這些觀點認為，人性本質是惡的；並且無法通過自身努力而改變。因此在製度上，社會隻能是小政府；而大政府一定會做惡；所以國家沒有超越個人權利之上的權利。這樣的小政府有利於權力製約，還能防止其幹預市場與人權；以致最後幹預自由。為說明問題，作者以美國精英的論訴來展開探討。美國有個非常有名的牧師叫 Reinhold Niebuhr。他不僅是宗教人士，而且是政治評論家；曾經獲得總統自由勳章。他的傳世名言 - “人能接受正義，民主成為可能；人會偏離正義，民主成為必要”受到社會廣泛關注。但他同時又認為社會本身是不可能有道德的；社會僅是累積的個人利己主義，沒有一個群體的行動是出於純粹的無私行為。並且社會隻會將人內在的“罪”引發出來，進而喪失個體道德。這種對人性的解讀漸漸成為美國甚至西方的主流。它導致社會思潮有偏向極右翼的傾向。民眾對政府充滿不信任；使得其政治體係隻有製約，沒有協作。他們以反共的名義來否定任何帶有集體性的價值理念。這樣的政治倫理決定了美國的政治與文化現實中缺乏道德理性。道德不僅僅是私德，它更是一種哲學視野。著眼於整體謂之道，良性互動謂之德。美國的文化現實，使得調節【體係可持續所訴求的效率】與【體係的可整合與優化的機能】矛盾的平衡就很困難。而且，國家很難在製度層麵進行改革來解決不平衡的問題。它看起來像宿命；那麽它最終會走向何方？讓我們從曆史的經驗中尋找啟示。
形成文化底蘊的曆史根源
曆史始終是現實的一麵鏡子。人類文明到今天，存在著兩類現代國家；即民族國家與文明國家。民族國家是指由單一種族組成的國家；例如日本與以色列。這樣的國家雖然先進，但它們無法將自身文明複製到其他種族；更不可能複製到多種族混合的國家。因為此類文明依賴於本民族的文化傳統。而文明國家是指由許多不同種族構成的國家。到目前為止，世界存在兩個半文明國家；其他都消失在曆史的長河中。這兩個半文明國家就是中國，美國與歐盟。歐盟隻能算半個；因為歐盟還沒形成真正的國家盡管它有潛力。人們也許會問？漢族占91.5%的中國為什麽是文明國家而不是民族國家呢？其實漢族在中國曆史上由多民族綜合形成的。例如：匈奴，西夏，契丹，蒙古，女真，等等其他民族都先後融入廣義的漢族。文明國家的特征是通過文明價值觀將不同種族融入國家實體；而不是依賴於種族傳統來維係。因此，在文明層次上，文明國家要高於民族國家。現成的兩個半文明國家中，隻有中國擁有悠久的曆史。兩千多年中，中國已經形成自身的文明價值；即，傳統文化的道德。或者說，道與德。正是這個文明價值觀造就了中國作為文明體係在曆史上延續下來。雖然國家有時衰弱，有時分裂；但道德總使得分裂回歸統一。相反，美國與歐盟的曆史就相當短；美國才兩百多年，而歐盟形成才幾十年。它們的情況就簡單的多。美國的前兩百年的人口，以及歐盟的人口基本上是由高加索人組成。因為文化傳統接近；那時美國與歐盟像文明國家，但不完全是文明國家。隻是在近幾十年中的全球化中，非高加索人大量湧入美國與歐盟。這才使得它們具有真正文明國家的特征。但問題也產生於這樣的人口結構改變。這全球化趨勢給美國與歐盟帶來了許多社會問題與文化困惑。正因為西方文化底蘊中缺乏強調社會整體的道德，多民族包容不得不落在個體權利膨脹的新自由主義上；政治正確在這種場合應運而生。可是，沒有道德支撐的政治正確在現實生活中非常虛偽，它不可能不引起民眾的反感。於是我們看到了近幾年的逆全球化潮流。在美國出現了特朗普主義；而英國不願意失去自己民族Identity 而退出歐盟。當我們將特朗普從特朗普主義剝離開來；這思潮的本質就顯露出來。它隻不過是對移民趨勢的恐懼，和對恢複白人保守傳統的渴望。探討到處，我們看到美國及西方正站在十字路口。即，以什麽樣的價值觀來整合國家，以及走向文明國家還是民族國家。曆史告訴我們，僅僅建立在勢力之上，而不是道德之上的文明國家都沒有長久的可持續性；羅馬帝國就是一個例子。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它們都麵對著相同的社會基本矛盾。而協調這基本矛盾的根本是背後的文明價值。如果文明價值是大海，那麽製度與政策隻是海麵上的浪花。如何調節製度與政策使得社會基本矛盾不走向極端；才是今天中美博弈的核心。一句話，中美真正的敵人不是對方，而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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