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中我們應該如何指責一個具體的研究人員

在疫情中我們應該如何指責一個具體的研究人員

 

1.

我認為在今天世界的國家體係中,對待國家間關係要講究有備無患,盡最大善意,但要做最壞準備。這不是個好辦法,是一個無奈的選擇。幸好在現代文明的國家內,我們可以做到對公民講究疑罪從無,司法定罪。如今麵對如此重大災難,即便是最小可能,我們也應該把人為病毒攻擊當成真實的威脅加以防範。但是,對於某個研究所病毒泄漏、某個研究人員導致這場災難的猜測,除非有非常確鑿的證據,我們不能認為這是真實的。然後,在我們的社會中屢屢遇到重大事件,一旦有人懷疑指責某人,公眾立刻把懷疑、猜測當成事實,群起攻之,口誅筆伐。這是群眾的一種古老的非理性行為,我們都應該注意克服。

尤其考慮到現在當事人一定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我們的批評指責應該溫和一些。現在沒有任何真憑實據能支持這些的懷疑。並且,現在的懷疑都是本身相當值得懷疑的揣測。

應該意識到今天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專業化的時代。很多問題需要充分和真實的信息,更重要的是需要專業知識和技能,才能得出正確、可信的結論。

 

2.

對於武漢所和所內具體研究人員,我們當然有權懷疑、質疑,有權呼籲政府調查,揭示真相。理性的懷疑是有意義的。通過這次質疑我們發現了一個同樣嚴重的問題。即某研究人員多年以來一直在進行一項奇怪的,高度威脅公眾安全和國家安全的,沒有什麽醫學意義的研究。

請注意,這個質疑是基於已發表的論文,和之後的繼發事件。這些已經不是簡單的猜測。這件事情我認為國家應該嚴肅追查,不能應為與疫情無關就漠視。如果屬實,這同樣是重大安全隱患。

據網友介紹,該研究人員的研究論文發表在一流學術期刊,並隨後遭到國際學者質疑,例如太空風網友介紹:“問題是美國病毒學家已經在質疑聲中和斷撥經費的前提下早在幾年前就停止參與,倒是武漢研究所既有病毒又在繼續研究。”那麽,我們的病毒專家一定知道這個消息,也應該知道這樣的消息。他們是否向國家社會發出質疑和警告?如果沒有,這是不是我們的病理學界的社會良知的缺失呢?

病毒攻擊另一個可能發生的情況就是恐怖襲擊。如果一個實驗室隨便研製可以作為病毒武器的重組病毒,那麽完全可能因為某個實驗人員的個人問題,被用來對社會攻擊,並且完全可能一個人製造同樣甚至更嚴重的災難。同時,意外泄漏也是可能的。尤其如果這個病毒被改造成新病毒,那麽可能具有更強的傳播能力,而且也無法有效確診。這些都不是過度的擔心,而是病毒研究的特殊性。

總之,所有病毒研究國家都要嚴格限定和監控,而且所有病毒科研人員都有義務保證自己和同事的工作不危及社會。像國外科學家發現一項研究具有潛在威脅,立即撰文質疑,施加壓力終止研究,值得我們學習。這是科學家職業道德和社會良知的體現。

所以,盡管這次疫情的具體原因現在還不能確定,但是已經可以看出國家和軍方的安全意識的嚴重缺失,官員的瀆職,社會言論自由被權力剝奪。同時,也應該反思我們的病理學家們的社會良知的缺失。薩斯當年給中國造成巨大災難,但現在也有網友指出,我們也已經發生過薩斯病毒的泄漏事件,這些都說明我們對於病毒的研究的安全意識和監管存在許多嚴重的問題。這些不能因為與這次疫情無關而被忽略。

 


20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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