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一個曆史的必然性的來源，卻是最重要的，無處可逃的一個。迄今所有的曆史，原都是為了證明某種必然性而寫出來的。《聖經》是為了證明人類違背上帝就會滅亡；希德羅德想用“曆史事實”來進行道德規範教育；孔子改春秋是為了克己複禮。。。你以為曆史是專門等著你的處女，她卻一天不曾是過。泰勒就說過：“曆史不是事件的目錄，而是對事件的看法。”你讀到的曆史，其實盡是些看法。
曆史涉及千千萬萬人，每天都發生億億件事。但千年讀下來，也就幾個帝王將相，寥寥幾件大事。曆史上曾經發生過的，或叫做史實，不是曆史。史實像堆碼在倉庫裏的鉛字，曆史學家們按“意義”的需求挑些出來，排版成句編成文章。或者整個曆史是張完整的紙，經曆史學家拿著剪刀哢哢地猛剪，你才會看出花樣來。卻不是曆史自身的花樣，是靠去留選擇造成的。曆史既然是別人出力編寫的，那肯定是經過了作者的“消化道”的。越是完備的曆史，消化程度越深。至於那些簡史或曆史教科書，更是經過反複咀嚼，多次消化後的純粹“排泄物”。越經典越規範的曆史，加工程度越深，也離史實越遠。
為什麽如此說呢？因為曆史這門學科，規範性很強。寫什麽，不寫什麽，對具體事情怎麽寫怎麽看怎麽評論，都是有嚴格要求的，不可逾雷池。中國的第一部編年史《春秋》，就是通過篡改史實記錄出來的。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讚一辭。為啥？因為當時典範未立，弟子們一頭霧水不知道該咋整。後來釋《春秋》的公羊穀梁左傳三家打得頭破血流，也是在爭規範權。司馬遷也參與了這個鬥爭，他“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明顯地不是在爭史實，而是要發聲自己的看法觀點。
西方一個鳥樣。希德羅德的《曆史》中自己想說什麽就瞎編故事，還大言不慚說“我的責任是報道人們所說的一切，但我自己不一定就相信這些全是真實的。我的這項聲明適用於我的全部著作。”直到近代，黑格爾還忍不住抱怨：“中國人的曆史隻包含赤裸裸的、明確的事實，而對它們不加以任何意見和推論。”就和今天中國公知說美國隻包含赤裸裸的民主一個調調，我們對此隻有苦笑。所以，詹金斯哀歎：“我們永遠無法真正知道過去。”
專門的曆史創作是帶著強烈的目的性，而這些目的，從來就不是忠實地記錄事實。自從人們開始編寫曆史，就是為了實現特定的“有用”。這樣，以文字為基礎的《曆史》總是相似的，總是雷同的。曆史必須反反複複地證明作者的觀點。如果曆史進程是偶然的，那我寫曆史還有什麽意義呢？如果曆史材料不夠，就編造。中國曆史，往上溯編造了三代聖王史，都一個模式。希臘神話講了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的之前人類故事，同樣的循環。總之自從盤古開天地，或自從創世紀，到今天，曆史都在講同一個道理。。。
赫拉克利特說：“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似乎曆史可以，據說曆史總是在不斷地重複自己。這恐怕不僅是作者單方麵的努力，曆史讀者經過長期馴化，也落入這個套套。這些讀者們翻開曆史時，總在找他們熟悉的東西。如果作者寫的不是他們心中曆史應該有的樣子內容，就不買帳，不承認，要求退貨。越是所謂“熟讀曆史”的粉絲，越是認為自己知道曆史該是什麽樣子的。曆史的生產者，總要照顧產品的市場需求吧。
曆史有需求，是因為這種產品有功用。其中最大最冠冕堂皇的，就是“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如果今後要走的每一步都是新路，每一次都是麵臨全新問題，曆史不是重複的必然的，“借鑒作用”可就貶值到廢紙了。所以，曆史一定會被不斷改寫到無一處不妥妥貼切當前形勢和需要的樣式，讓你讀來字字珠璣，恍然大悟，雪中送炭，正中下懷。。。這才是名牌產品！
其實曆史是不能當作正常的鏡子使用的，它隻是枚“風月寶鑒”，你僅能看到你心中所想見到的。正如貝內德托說的“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對於這句話，科林武德曾經這樣評論：“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但並非在這個詞的通常意義上，即當代史意味著為期較近的過去曆史，而是在嚴格意義上，即人們實際上完成某種活動時對自己的活動的意識。因此，曆史就是活著的心靈的自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曆史學家些什麽不那麽重要，允許適當胡說八道。因為無論你寫什麽，讀者都能讀出自己想要的意思來。無論作者還是讀者，都是今人在替古人思考謀劃發言。即使是古人的原話，解釋和理解依然是按今天的思想和需要來的。
這供需雙方兩千年的互動，牢不可破。今天普通中國人都已經不需要曆史就可以知興替。無論翻開哪一朝代的曆史，讀來都一個效果：再一次很爽地證明了自己的“先見之明”。興亡，不就是牝雞司晨，彗星晝現，山崩地震麽。。。或者，亡國無不因皇帝不講仁義，荒淫怠政。親近小人，疏遠賢臣。窮兵黷武，勞民傷財。。。看這種曆史不會有真正的亡國原因，隻會知道亡國後如何快速徹底地讓最少的人承擔責任。皇帝是孤家寡人，所以合適平時當吉祥物，亡國作替罪羊。先不說皇帝是最不願亡國的那一位，中國這麽大，就一個養在深宮的皇帝。就算同時搞一千個皇帝，讓他們全天專門幹亡國之事，他們也沒那個能耐效果。
但如此建立起來的“曆史規律”已經深入人的潛意識，是今天活文化的一部分。典型地例子是毛澤東。他應該是從古到今的極端異類，可進入曆史中一樣被套路。他死後正在被落實的有：親近小人（林彪四人幫）；疏遠賢臣（周鄧）；據諫害忠良（彭德懷）；生活奢侈（吃紅燒肉）；荒淫無度（文工團跳舞）；擴建宮室（滴水洞招待所）；勞民傷財（大躍進），草菅人命（土改鎮反）；天降懲示（彗星地震）；等等。總之，隻要一一套上，他就跑不了是個昏君。樂此不疲地費這麽大勁粉飾個死人，怕是對這個“曆史必然性”到了迷信程度，覺得曆史也可以當紮小人巫祝用。隻要在史書文字上落實了這些亡國特征，反過來現實中他建的國就該亡了，實現改朝換代。
事情能發展到這個程度，是我們寫曆史讀曆史的典範造成的。越是博覽群史的，越相信有亙古不變的真理。卻不知這“亙古”恰是按“真理”造出來的。如果隻讀曆史教科書的話，更是滿眼都是必然性的光芒。其實必然性偶然性不是個好問題，但感謝曆史給了我這個八卦的機會。好在除了曆史書外，我們還有其它記錄、遺跡、文物等信息來源。這兩三千年發生的事情，尚看不出什麽規律或重複性。但這並不表明就能判斷曆史進程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人類曆史太短，根本不足以歸納。隻是我觀察到現有的必然性論證依據，大體不出上述幾個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