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1990年夏天，是我在香港最忙碌的一年，寫專欄、作編輯、香港電臺國語主持，在家還有鋼琴學生，一身四職，可以説幾乎沒有休息時間，變換工作就算是我的休息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偶然發覺腹部不明原因地增大，去拍了超聲波，醫生見狀臉色驟變，原來腹中生了兩個瘤，其形狀之大，陡然充斥了整個熒光屏。
醫生令我馬上住院接受手術治療，俗語“得閑死，唔得閑病”，我花了三天時間，先寫好一週的稿子，再找人替代編輯的工作，然後還要找一位講國語的朋友替我主持節目，最後推掉所有的鋼琴學生，這才走進醫院。術後，醫生取出兩個西柚般大小的朱古力瘤，留在我肚皮上一尺長的刀痕。第三天可以坐起來的那天，將吃飯的小桌拉到身邊，寫稿，感嘆如此聰明的人類，竟對自身發生的異狀或病痛毫無知覺。
30年後的這個夏天，循例去做乳房檢查，卻被發現有一個很小的不明之物，由於小得幾乎難以捕捉，醫院通知我再去確認，最後在超聲波掃描下，終於捕捉到了這個衹有一枚綠豆大小（5mm）的不明物，爲了進一步確診，幾天後安排做活檢。次日，護士打電話來，說我需要見醫生，此時的我心裏已經明白: 這枚綠豆來者不善。
果真，當醫生告訴我活檢結果爲惡性的時候，本人完全波瀾不驚，鎮定地接受了這一事實。接下去醫生爲我轉介外科醫生，三個星期後手術。那天一早入院，做各種檢查及監測，大部分時間是等待，手術約一個小時便結束，傍晚即可出院。説來也奇怪，除了胸前貼的紗布提醒我剛做完手術，自始至終全然沒有任何不適感，包括疼痛、疲憊等。手術醫生幾天後約見我，麵帶喜色：手術非常成功，而且腋下淋巴也沒有轉移跡象。
30年後再次證實了我當年的感慨： 如此聰明之人類，對身體裏發生的異狀，竟可以毫無知覺。如果沒有BC省每兩年的女性乳房檢查，如果沒有高科技精密儀器的捕捉，這枚綠豆就將會發展成一枚定時炸彈，到那時恐怕一切晚矣。
手術之後一個月，再次見醫生，此次乃癌症專科醫生，是位女醫生，年輕、聰敏而不失美麗，她告訴我有四種選擇：其一，服降低女性荷爾蒙藥物，需連續五年之久；其二，放射治療；其三，既服藥又做放療；其四，什麽都不選擇，因我已接受手術治療。女醫生讓我想好了再告訴她。於是，回家思考再三，又谘詢了一名專門研究乳腺癌的教授，最後決定接受放射治療。
再次見到這位女醫生，告訴她我的選擇之後，我被告知需做16次的放療，除周末休息外，每天都要去醫院做。我正發愁這每天一個小時的路程，加上醫院前麵“車”滿爲患的停車場如何泊車，她及時遞給我一曡服務條款，當然還有治療須知，上麵解答了我幾乎所有的問題，令我馬上意識到此間醫院，應該多年以來已對來治療的病人，有了妥善和有序的安排。他們不僅提供專科醫生的熱綫電話，如果病人有心理問題，他們還會安排心理醫生，甚至病人若因治療而不能工作，發生財務問題，他們還會提供臨時財政支持，幫病人度過難關。最得我心的是他們還有一個支援癌症病人的義工司機組織，先打電話給一位叫Wendy的女士，她詢問了我的地址及治療時間後，便囑我等待義工的電話，果然次日陸續接到義工的電話，電話中再次核對我的名字、地址及時間。記得第一次治療那天，那位義工準時來到我家門口，彬彬有禮地站在一部BMW車旁，爲我打開車門，車子裏麵乾乾淨淨，整潔有序。印象中他的年紀已不年輕，後來他自己告訴我他已84歲，十年前太太患癌症去世，之後他便加入這個義工團隊，爲癌症病人提供交通服務。他説，這個工作令他非常有滿足感。
16次的治療，共有十名義工開車義載過我，最多的那位爲我開了三次車，路程半小時，來回就是一個小時，我每次都跟他們閑聊，發現他們有個共同特點，那就是每個人都是退休人士，也就是上了年紀的，都是做爺爺奶奶的，而且多少都有點病痛，但每位都是心地極善良的人。在車上聊天之餘，我將我們三重奏小組爲老人院表演的錄音放給他們聽，並説我們是做音樂義工的，義工司機們聽之都雀躍不已，我也爲給他們帶來的這一點點娛樂而感欣慰。本來計劃放療做完之後，爲這十名義工演出一場的，結果踏入12月，多數義工們開始爲聖誕而忙碌，更有些義工南下避寒。好吧，那就等到明年春日踐行我的諾言吧。
對許多移民加拿大多年的人，問起加拿大文化，很多人會説不出個所以然，但是，上麵講的義工司機的事跡，就是典型的加拿大文化，不張揚、不宣傳、不標榜，但在在都體現著人性的溫暖，令每個人都感受到作人的尊嚴。如果不是透過這次做放療的經驗，我也是很難體驗到這加拿大文化的，想來想去，爲什麽在我們的故國找不到這種文化的影蹤呢？我想那就是這文化的底蘊應該是信仰，是千百年來從未懷疑、從未動搖的信仰力量推動著，這跟大肆張揚、宣傳、標榜的所謂雷鋒精神，風馬牛不相及。
本人雖不算百分百有信仰，但我在這些義工司機身上看到了大愛，真正的助人爲樂，一位義工女司機說她每年都要特別去打感冒預防針，就是因爲她和其他義工司機義載的都是病人，爲保護自己，他們必須接受注射預防針，以便更好地爲病人服務。還有一位司機跟我說，他原來開一部跑車代步，但是後箱很小，負責人告訴他，有些病人需要用助行器或輪椅，你這跑車不合格啊。結果，這位一心想爲病人義載的司機，竟然賣掉心愛的跑車，換了一部有較大後箱的SUV，終於圓了能夠服務病人的願。
透過這16次的放療，我才了解到在大溫哥華地區，幾乎各處都有這種爲癌症病人治療的義載服務，他們是一群退休人士，兢兢業業、默默無聞地爲病人解決交通問題。除了感動，感慨，實在説不出什麽了。
前後30
年的兩個夏天，除了身體出了不一樣的毛病，需要“入廠大修”之外，也在精神上對生命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和體會，疾病，也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啊。
不平凡的夏天 石貝
30年前的1990年夏天，是我在香港最忙碌的一年，寫專欄、作編輯、香港電臺國語主持，在家還有鋼琴學生，一身四職，可以説幾乎沒有休息時間，變換工作就算是我的休息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偶然發覺腹部不明原因地增大，去拍了超聲波，醫生見狀臉色驟變，原來腹中生了兩個瘤，其形狀之大，陡然充斥了整個熒光屏。
醫生令我馬上住院接受手術治療，俗語“得閑死，唔得閑病”，我花了三天時間，先寫好一週的稿子，再找人替代編輯的工作，然後還要找一位講國語的朋友替我主持節目，最後推掉所有的鋼琴學生，這才走進醫院。術後，醫生取出兩個西柚般大小的朱古力瘤，留在我肚皮上一尺長的刀痕。第三天可以坐起來的那天，將吃飯的小桌拉到身邊，寫稿，感嘆如此聰明的人類，竟對自身發生的異狀或病痛毫無知覺。
30年後的這個夏天，循例去做乳房檢查，卻被發現有一個很小的不明之物，由於小得幾乎難以捕捉，醫院通知我再去確認，最後在超聲波掃描下，終於捕捉到了這個衹有一枚綠豆大小（5mm）的不明物，爲了進一步確診，幾天後安排做活檢。次日，護士打電話來，說我需要見醫生，此時的我心裏已經明白: 這枚綠豆來者不善。
果真，當醫生告訴我活檢結果爲惡性的時候，本人完全波瀾不驚，鎮定地接受了這一事實。接下去醫生爲我轉介外科醫生，三個星期後手術。那天一早入院，做各種檢查及監測，大部分時間是等待，手術約一個小時便結束，傍晚即可出院。説來也奇怪，除了胸前貼的紗布提醒我剛做完手術，自始至終全然沒有任何不適感，包括疼痛、疲憊等。手術醫生幾天後約見我，麵帶喜色：手術非常成功，而且腋下淋巴也沒有轉移跡象。
30年後再次證實了我當年的感慨： 如此聰明之人類，對身體裏發生的異狀，竟可以毫無知覺。如果沒有BC省每兩年的女性乳房檢查，如果沒有高科技精密儀器的捕捉，這枚綠豆就將會發展成一枚定時炸彈，到那時恐怕一切晚矣。
手術之後一個月，再次見醫生，此次乃癌症專科醫生，是位女醫生，年輕、聰敏而不失美麗，她告訴我有四種選擇：其一，服降低女性荷爾蒙藥物，需連續五年之久；其二，放射治療；其三，既服藥又做放療；其四，什麽都不選擇，因我已接受手術治療。女醫生讓我想好了再告訴她。於是，回家思考再三，又谘詢了一名專門研究乳腺癌的教授，最後決定接受放射治療。
再次見到這位女醫生，告訴她我的選擇之後，我被告知需做16次的放療，除周末休息外，每天都要去醫院做。我正發愁這每天一個小時的路程，加上醫院前麵“車”滿爲患的停車場如何泊車，她及時遞給我一曡服務條款，當然還有治療須知，上麵解答了我幾乎所有的問題，令我馬上意識到此間醫院，應該多年以來已對來治療的病人，有了妥善和有序的安排。他們不僅提供專科醫生的熱綫電話，如果病人有心理問題，他們還會安排心理醫生，甚至病人若因治療而不能工作，發生財務問題，他們還會提供臨時財政支持，幫病人度過難關。最得我心的是他們還有一個支援癌症病人的義工司機組織，先打電話給一位叫Wendy的女士，她詢問了我的地址及治療時間後，便囑我等待義工的電話，果然次日陸續接到義工的電話，電話中再次核對我的名字、地址及時間。記得第一次治療那天，那位義工準時來到我家門口，彬彬有禮地站在一部BMW車旁，爲我打開車門，車子裏麵乾乾淨淨，整潔有序。印象中他的年紀已不年輕，後來他自己告訴我他已84歲，十年前太太患癌症去世，之後他便加入這個義工團隊，爲癌症病人提供交通服務。他説，這個工作令他非常有滿足感。
16次的治療，共有十名義工開車義載過我，最多的那位爲我開了三次車，路程半小時，來回就是一個小時，我每次都跟他們閑聊，發現他們有個共同特點，那就是每個人都是退休人士，也就是上了年紀的，都是做爺爺奶奶的，而且多少都有點病痛，但每位都是心地極善良的人。在車上聊天之餘，我將我們三重奏小組爲老人院表演的錄音放給他們聽，並説我們是做音樂義工的，義工司機們聽之都雀躍不已，我也爲給他們帶來的這一點點娛樂而感欣慰。本來計劃放療做完之後，爲這十名義工演出一場的，結果踏入12月，多數義工們開始爲聖誕而忙碌，更有些義工南下避寒。好吧，那就等到明年春日踐行我的諾言吧。
對許多移民加拿大多年的人，問起加拿大文化，很多人會説不出個所以然，但是，上麵講的義工司機的事跡，就是典型的加拿大文化，不張揚、不宣傳、不標榜，但在在都體現著人性的溫暖，令每個人都感受到作人的尊嚴。如果不是透過這次做放療的經驗，我也是很難體驗到這加拿大文化的，想來想去，爲什麽在我們的故國找不到這種文化的影蹤呢？我想那就是這文化的底蘊應該是信仰，是千百年來從未懷疑、從未動搖的信仰力量推動著，這跟大肆張揚、宣傳、標榜的所謂雷鋒精神，風馬牛不相及。
本人雖不算百分百有信仰，但我在這些義工司機身上看到了大愛，真正的助人爲樂，一位義工女司機說她每年都要特別去打感冒預防針，就是因爲她和其他義工司機義載的都是病人，爲保護自己，他們必須接受注射預防針，以便更好地爲病人服務。還有一位司機跟我說，他原來開一部跑車代步，但是後箱很小，負責人告訴他，有些病人需要用助行器或輪椅，你這跑車不合格啊。結果，這位一心想爲病人義載的司機，竟然賣掉心愛的跑車，換了一部有較大後箱的SUV，終於圓了能夠服務病人的願。
透過這16次的放療，我才了解到在大溫哥華地區，幾乎各處都有這種爲癌症病人治療的義載服務，他們是一群退休人士，兢兢業業、默默無聞地爲病人解決交通問題。除了感動，感慨，實在説不出什麽了。
前後30年的兩個夏天，除了身體出了不一樣的毛病，需要“入廠大修”之外，也在精神上對生命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和體會，疾病，也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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