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講話惹衆怒
查先生成了名人,特別是自從八十年代被委任基本法草委會以來,他身後的是是非非就幾乎 沒有停止過。二零零四年十月下旬查良鏞在杭州舉行的新聞業機製改革與管理研討會上發言 說﹕
“解放軍負責保衛國家人民﹐我們新聞工作者的首要任務同解放軍一樣﹐也是聽黨與政 府的指揮﹐團結全國人民﹐負責保衛國家人民。我們跟隨黨的政策﹐不是甘心作黨的工具﹐ 受它利用﹐喪失作一個誠實的新聞工作者的良心與立場﹐而是盡一個愛國公民的職責﹐ 保衛國家﹐不受外國的顛覆和侵略。”
曾經做過明報總編輯的董橋說﹕“他(查良鏞)從事新聞工作四十七年﹐閱歷豐富﹐隨便說 說傳媒問題﹐肯定影響深遠。查先生這篇談話雖然是在杭州發表﹐我在香港拜讀﹐竟有天涯 咫尺之感﹔他要新聞工作者向解放軍看齊﹐那倒是香港傳媒人要從頭學習的課題了。”
其實老查這番話,他自己說得也前後矛盾,先說“新聞工作者要聼黨和政府的指揮”,後麵 卻又說“不是甘心做黨的工具,受它利用”,他究竟想說什麼呢?而且,是在怎樣的一種情況 下,令他想起用解放軍去比擬新聞工作者,也不得而知。
不得不承認,老查老矣。一個在香港辦了四十幾年報紙的報人,能夠講出這樣前後邏輯 矛盾的話,如果不是因年紀太大思維受到影響,又怎能有一個合乎邏輯的解釋呢?
之後,老查在接受中央電視臺訪問的時候,特別說道:
“做記者第一點,要做一個好人,不要做壞人,做壞人的話,你做小偷也可以,你做強盜也可以,女的 去開妓院也可以,歌舞廳也可以,什麼壞人都可以做,但是新聞記者卻要作好人。不管是作新聞記者, 還是做電視,都要作好人。作好人不能講假話,一定要真實。”
但是這些話卻沒有被媒體大肆報道,人們寧願記得他在杭州講的那些前後邏輯矛盾的話,這就是名人現象。名人的話就是至理名言,名人是不能行差搭錯哪怕是半步的,名人就是要作大衆的楷模。依我看,這實在是名人的悲哀。
查良鏞出身江南的書香門第,自幼博覽群書,奠定了他寫小説辦報紙的基礎。四十年代 中國內地正值戰亂,老查當年二十幾歲,正是風華正茂之時。我曾經和幾位差不多年紀的老 人家交談過,你可以發現,他們作爲當時的知識分子,每一位都是具有遠大抱負的熱血青 年。查良鏞也不例外,他甚至當年還有做外交官的誌向。
一九四八年,命運將查良鏞推到香港,兩年後他重又上京,準備到外交部履職,是當時 外交部顧問梅汝璈邀請他去的。梅先生是國際法學家,曾任審判日本戰犯的東京國際法庭的 法官,看到了一些他發表的國際法論文(其中若幹曾譯成日文),邀請他去外交部做他的研 究助理,連續從北京發來三封電報。年輕人得到一位大學者的賞識,毫不考慮地就答允了。
但是,由於查的出身和家庭背景關係,當時外交部的實際負責人喬冠華先生主張他先 去人民外交學會工作一段期間,將來再轉入外交部,但查覺得人民外交學會隻做些國際宣傳 或接待外賓的事務性工作,他對此並不感興趣,於是又回到香港。
現在回想,這個外交官之夢雖然破滅,對查來講卻未嘗不是好事。據查先生說,他的大 學同班同學後來不少擔任國民黨政府的駐外大使、總領事等高職,後來一個個的失卻職務, 失意閒居,連生活也十分潦倒。
在查先生擔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及此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籌備委員期間,和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的許多高級官員共事或來往,包括副部長、司長、駐外大使等等,聽 他們談到外交官的經歷、現在的工作以及生活各種情況,查甚至慶幸當年沒有被外交部錄用 ,否則,怎麽可能成爲著名的武俠小説家和著名的報人呢?
正當查良鏞被外交部所拒,不得不回到香港的那一年,他的父親在家鄉遭到鎮壓並槍斃。 有人說,這也是老查一去(香港)不回頭的原因,但是,這正是他義無反顧地在香港成就一 番事業的契機。
不能不承認的是,香港給了查良鏞機會,他凴著他的聰明才幹,凴著他的文學素養, 從到香港那天起便沒有離開過報紙和傳媒(在電影公司一個短時期),十年以後,他創辦了 明報。我相信,他是將所有的精力和心血都投入在明報了,外麵人看明報是他的生意,但是 對老查來説,明報不僅是他的生意,更是他的理想所在。
這從當年明報報道難民潮和文革的情況,便可見一斑。他熱切地注視著那片他曾走過來 的土地,細心地分析局勢,分析當局者的心態,甚至揣摩這個國家究竟要向何處去。身在香 港,心繫大陸,可以説是老查多年的心態。雖然香港令他的命運改寫,但他始終“慷慨心 猶壯“。
到了七十年代末,中國大陸終於改變國策,開始了史無前例的改革開放運動,這時的查良 鏞應該是興奮莫名,三十年的中國都在反反復復的政治運動中度過,一直到毛澤東去世之後 才開始了新的轉機,步上了相對正常的社會生活。
老查此時雄心萬丈,意氣風發地隨時準備實現他的報國之心,一九八一年,鄧小平正式 單獨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查良鏞,查是香港第一個被中共最高領導人接見的人,而鄧所以得 知金庸大名,也是因爲他的武俠小説。當時,香港及海外媒體都報道了這次接見,轟動一時。
想想看,當時二十幾歲的查良鏞跑到北京想作外交官被拒,不久父親在家鄉遭槍斃,老 查唯有隻身到香港奮鬥,三十年以後,受到中國第一領導人的接見,他怎麼不激動呢?甚至 鄧主動談起查的父親被殺一事,老查也表示自己已淡然不記前仇,同意鄧所講的“團結起來 向前看”。
這是中共對老查的第一次統戰,而且是鄧小平親自來“統”,當然非常成功。
從那時起,老查就已經視如何規劃香港前途為己任了。一九八四年他出版了【香港的前 途】一書,裏麵收集了他對今後香港前途的意見與看法;第二年,他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他三十幾年來蓄勢待發的報國之心,如今終於 得到實現。
文前那位評論員所講“查良鏞最大的失誤便是未能在八十年代中期,拒絕中國政府邀請 加入基本法草委會,及其後一連串中方為收回香港所設置的委員會。”如果我們順著歷史的 角度去看,就會發現老查走過來的這條路,是有他的前因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他那一代 人,特別是四九年以後一直生活在香港的知識分子,甚至商人,有老查這樣類似的表現都不 足爲奇。
查良鏞—金庸畢竟是人不是神,他有他的局限性,儘管他善於觀察分析,但還是缺乏 身歷其境的經驗。比如那次八九六四天安門事件,令老查從驚訝,難以置信,到憤怒,辭去 基本法草委的工作。他無論如何都不能想象一個曾經跟他握手言歡的政府,怎麼竟可以對手 無寸鐵的平民開槍。
如果他早知道會有八九年的那一天,也許他就會像那位評論員所講“斷然拒絕那些被 統戰的機會”,“作一個獨立於政權以外的獨立個體”,可是,那可能嗎?那還是查良鏞嗎?
歷史不存在“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