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事件的不正義性和無奈
香港事件的內幕很難真實了解，但任何大規模群眾運動的基本力量我感覺是來自基層參與者的單純而盲目的革命激情以及對生活的現實不滿。但持續的革命一定不能僅僅依靠不滿，而要有革命的理念和信仰，並且在革命中形成嚴密的組織結構，不然就會演變成民間動亂。而革命有沒有理，造反有沒有罪，就依賴判斷者自身的價值觀了。所以，我從現代社會中革命與暴力的一般角度分析一下香港的抗議在現代法製社會中的非正義性。
今天的恐怖主義是美國定義的。即我們被美國的宣傳洗腦了。美國的洗腦不一定不對，但它是以美國的利益為目的的。而且，洗腦通常具有刻意的片麵性。正義都是相對的，是一種集體的價值認同。比如，古代普遍認同複仇，古代中國認同君臣之綱，伊斯蘭信奉嚴厲的宗教專製。我們不能簡單否定他們的價值觀，因為這是一個集體認同。我認為革命和恐怖主義其實是一回事。它們區別於刑事犯罪或黑社會，粗略說武裝暴力強行追求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試圖改變現行社會結構的行為，就是革命也是恐怖主義。而且，革命者處於被壓迫的地位，是弱勢，因此它更強調目的的正義性。因此，革命本質是不認同現有法律，往往不擇手段。如果本拉登有足夠的軍事力量，他們便不會專門殺傷平民，而會去與美軍作戰。對於平民的暴力攻擊是出於絕望，或戰略需要。伊斯蘭強勢時也曾很寬容，基督教弱勢時也變得極端。於是，香港革命青年把大陸平民邪惡化加以攻擊，並對於香港的反對他們的平民攻擊，就成為必然的了。革命的正義與非正義是取決於你的價值觀的。我相信反美的人們仍然認為本拉登是好的，為美國被襲擊而高興。其實，我們不太容易自發的理解正義是相對的，我們更多的是自發的以自己認為的正義為正義而進行判斷的。
但是，現代社會現代文明的一個基本理念是反對暴力。這個理念正在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和推廣而廣為接受深入人心，因此，正義正在絕對化，革命的時代正在過去。然而，現代社會的反革命反暴力需要有一個前提，即它是建立在民主機製上，使個體、團體的意願能夠，至少理論上，通過和平的方式有效表達，並且通過不同團體間的和平博弈而達成妥協。在這個體係中少數人的利益理論上也是受到尊重和保護的。同時當訴求不能滿足時，至少理論上仍然有繼續通過和平方式實現理想的希望。因此，暴力在現代社會就失去了正義性和必要性。而這正是香港問題的可悲之處。因為，香港和大陸如今都處在一個現代的文明社會中，可是大陸的本質是一個封建專製與現代社會的正在固化的混合體，並沒有真正的民主和法製機製。因此香港人想通過和平的民主的方式實現自己的政治訴求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從法理上講，“送中”似乎也是比“反送中”有理。如果香港的革命者想要取得運動的相對的正義性那麽隻有或者要求獨立，或者對大陸現行製度進行革命。
另一個問題是，香港經濟的衰退也是這次運動的一個原因。過去香港繁榮的真正原因其實是其處於特殊時代的特殊地位，賦予它了特殊的優勢，從而得到了異乎尋常的繁榮。今天時代環境改變，特殊性消失，尤其大陸更具發展優勢，因此它的經濟必然要衰落。甚至不一定能通過努力再創奇跡。奇跡總是需要一些特殊條件的。由奢返貧難。所以，當香港開始持續衰落時，香港人有可能就下意識的將原因歸咎於大陸的製度，同時對大英帝國統治的舊時光產生懷念。
當然，我不否定這次廣大參與者以及廣大香港市民對於自由、民主的真誠的渴望和追求，對大陸製專製製度深深不滿。這是本次運動的積極意義。但是，這次運動似乎非常不單純，而且有許多非正義性，時間一久很難得到當地普通市民的廣泛支持。
香港的革命青年最痛苦的其實可能是基層的革命青年的心理的受傷。這次之所以持續關注，本來我認為香港對於無論大陸還是世界並不重要。但我這次總是回想到當年六四的非常單純的激情，已經6月3號被家人帶回家時，一進家門放聲大哭的情景。當時心中的悲憤無以發泄。感覺你就是毫無辦法，你麵對一個非常強大的存在。這次香港基層的革命青年會非常義憤，因為他們認為他們是完全正義有理的，但麵對強大的國家機器，他們毫無辦法。而且，周圍越來越多的人會不理解不支持他們。他們的悲傷難以舒解，他們會非常絕望的。同時，我擔心這次香港運動後將會造成香港人對大陸人由歧視變成仇恨，甚於台灣。這又是我們的民族分裂的一個悲劇。
今天看香港的這次運動讓我突然感到當年的六四的可愛。過去從沒有這樣的感覺。我認為當年的六四比今天的香港的運動更單純，那時的學生和北京的市民顯示出很高的素質，而且，最後以一種悲壯的形式結束。
最後，我認為香港的問題更深層是中美的不同的製度的競爭。香港是其影響的一個交集，現在因為大陸的影響增多而出現衝突。如果是這樣，未來另一個交集台灣可能會因為美國影響的增大成為一個真正的麻煩。同時，在非暴力化的現代社會國家暴力空前強大，兩國的製度變革都將趨於僵化。而如果有一天美國真的要製造兩岸的戰爭，那時避免兩岸災難的最有力的保障或許恰恰是台灣的民主和自由的政治製度。
立
2019/08/15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