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於2013年1月）
記得80年代初，俺家老爺子尖銳的批評太宗取消“四大”，說他怕群眾，不讓老百姓說話。那時候沒有什麽概念，現在回頭一看才意識到“四大”幾乎是網絡時代到來之前普通老百姓唯一可能的“言路”。當然，太祖推出“四大”也並不是為了真正的民主，隻要不符合他老人家（或者那四大護法）意願的言論肯定會被當成“大毒草”連根拔掉；然他老既已壽終正寢，四大護法也被刑拘，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這個東東便有可能為小民所用，合理合法的表達對領導及其“方針政策”的看法。把“四大”和“文革餘毒”掛鉤加以取消，實際上就是不許小民議論，一切還是由“組織”說的算。回想起來，天朝二代君臣為何對“四大”恨之入骨呢？
革命本身使“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們”都害了一個共同的後遺症—疑心病，尤以太祖為甚；文革使得幸存下來當權的元老們又患上了兩大後遺症，一曰“怕鬧事”，生怕學生百姓集會，發表宣傳不同於“黨中央”的意見，而“四大”恰恰是煽動群眾的利器，當然要“革”之而後快；二曰“護犢子”，覺得自己對不起子女，想安排條件讓他們過得好一些，發展得順利一些，於是互相開開綠燈。這兩大文革後遺症以太宗及九千歲為代表。其實從人之常情的角度也不難理解這些革命後遺症：20多年把腦袋係在褲腰帶上，重新裝到脖子上之後，換了誰都會有點發神經，尤其是對“敵人”超級敏感到了產生幻覺的地步；一輩子革命卻被領袖導演的一場群眾運動打倒在地，好不容易撿條老命，換了誰都會心有餘悸；自己九死一生，孩子卻被打成“狗崽子”，家破人亡，換了誰能不痛惜？
可是這三大後遺症到了一個封建人治社會那就貽害無窮了。我相信八九學運從某種程度上揭了太宗他老人家的文革傷疤，三大後遺症先後發作，對“政敵”的過敏使他認定更傾向政治民主改革的趙公就是新的“導演”，台下那烏泱烏泱的群眾就是新的“造反派”，他們拿自己文革期間飽受苦難的長子開涮，扣上“官倒”的帽子，這次如果讓他們得手豈不是萬劫不複? 於是打開“鋼鐵公司”砸下重錘，全然忘記當年太祖也是同樣的病發作讓他背了“四五”的黑鍋。九千歲對羅公征啟先生的打擊報複，恐怕也與這些後遺症有關---你一個小不拉子敢搞我兒子，怎麽可能？一定有政治背景！這“護犢子症”也是現在國人詬病的官商巨富的根源之一，樸方先生等人也許清白，但這一做法畢竟開了很壞的先例，而且開了這個口子就收不住了。
毛周劉鄧陳等諸公在政治上都算得上是那個時代中國人裏拔了尖蓋了帽的人物，所以說他們的問題和錯誤不光是他們自己的責任，也是我們這個民族長久的封建傳統造成的---這個大醬缸裏，最好的貨色也就這樣了。太祖嘲笑艾奇遜對現代世界和現代中國的認識不如一個普通解放軍戰士，其實恰恰相反：他自己對現代國家製度和民主法製的認識不如一個普通美國老百姓。你可以說他們愚昧，但不能不檢討我們這個民族的愚昧，檢討我們自己的愚昧。可以說他們的初衷有好的因素，但開出的藥方全部帶著那個時代的局限性，副作用巨大，往往大過正麵作用；正所謂“孫猴子（革命者）一個筋鬥十萬八千裏，還是跳不出如來佛（舊製度舊思想）的手掌心”。其中最害人的就是“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老想找捷徑盡快富強起來，結果脫離曆史規律，欲速則不達。潤之公想跨過資本主義階段，這本身就是天大的唯心主義，如果要馬老先生評價他肯定會說這才是最惡劣的修正主義；希賢公意識到資本主義是必由之路，但為了“效率”拒絕以三權分立為基礎的民主製度，說人家“扯皮”，結果是政治與經濟發展脫節，百姓言路不開，矛盾和不滿越積越多。這種情況下隻能以加速經濟發展來掩蓋矛盾和不滿，卻如上了轉輪的小鼠一樣停不下來；一旦經濟滯漲，便有火山爆發的可能。政治體製不進步，如此發展豈能“可持續”？現在堅持“特色”，跟李鴻章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如出一轍，抱殘守缺，自以為是，怎能進步？
這十幾年還有人大力鼓吹“中國的世紀”，連季羨林先生都這麽說；08危機後更是如此，春晚上某相聲演員這幾年都在表演“風景這邊獨好”。今天，2013年新年的第一天，習總居然也引了這一句，不由一聲歎息。其實類似的話梁任公一戰結束的時候就說過，以為西方出現了道德倫理危機，需要東方的哲學來拯救了；距今快100年了，如何？要是光靠老祖宗的“國學”就能國富民強的話，也不會有鴉片戰爭後的百年屈辱了--那時候一個秀才的“國學”修養都比現在上台講課的“當代孔子”高多了。沒有現代國家製度，沒有任何高人一籌的創新，本世紀如何能成為天朝的世紀呢？還是先虛心學習，追上人家再說吧！
闖蕩世界的唐老鴨唐師曾說的好“希臘、羅馬……的遺產是給全人類的。世界強國集成人類一切優秀遺產，“愛嘛吃嘛，吃嘛嘛香”。憑什麽你不強大，因為你挑食！因為你個色！因為你虛弱！所以你沒有前途。”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b761450102ds5r.html
忠言逆耳，願同胞們聽得進去。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