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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於2013年1月）
記得80年代初，俺家老爺子尖銳的批評太宗取消“四大”，說他怕群眾，不讓老百姓說話。那時候沒有什麽概念，現在回頭一看才意識到“四大”幾乎是網絡時代到來之前普通老百姓唯一可能的“言路”。當然，太祖推出“四大”也並不是為了真正的民主，隻要不符合他老人家（或者那四大護法）意願的言論肯定會被當成“大毒草”連根拔掉；然他老既已壽終正寢，四大護法也被刑拘，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這個東東便有可能為小民所用，合理合法的表達對領導及其“方針政策”的看法。把“四大”和“文革餘毒”掛鉤加以取消，實際上就是不許小民議論，一切還是由“組織”說的算。回想起來，天朝二代君臣為何對“四大”恨之入骨呢？
革命本身使“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們”都害了一個共同的後遺症—疑心病，尤以太祖為甚；文革使得幸存下來當權的元老們又患上了兩大後遺症，一曰“怕鬧事”，生怕學生百姓集會，發表宣傳不同於“黨中央”的意見，而“四大”恰恰是煽動群眾的利器，當然要“革”之而後快；二曰“護犢子”，覺得自己對不起子女，想安排條件讓他們過得好一些，發展得順利一些，於是互相開開綠燈。這兩大文革後遺症以太宗及九千歲為代表。其實從人之常情的角度也不難理解這些革命後遺症：20多年把腦袋係在褲腰帶上，重新裝到脖子上之後，換了誰都會有點發神經，尤其是對“敵人”超級敏感到了產生幻覺的地步；一輩子革命卻被領袖導演的一場群眾運動打倒在地，好不容易撿條老命，換了誰都會心有餘悸；自己九死一生，孩子卻被打成“狗崽子”，家破人亡，換了誰能不痛惜？
可是這三大後遺症到了一個封建人治社會那就貽害無窮了。我相信八九學運從某種程度上揭了太宗他老人家的文革傷疤，三大後遺症先後發作，對“政敵”的過敏使他認定更傾向政治民主改革的趙公就是新的“導演”，台下那烏泱烏泱的群眾就是新的“造反派”，他們拿自己文革期間飽受苦難的長子開涮，扣上“官倒”的帽子，這次如果讓他們得手豈不是萬劫不複? 於是打開“鋼鐵公司”砸下重錘，全然忘記當年太祖也是同樣的病發作讓他背了“四五”的黑鍋。九千歲對羅公征啟先生的打擊報複，恐怕也與這些後遺症有關---你一個小不拉子敢搞我兒子，怎麽可能？一定有政治背景！這“護犢子症”也是現在國人詬病的官商巨富的根源之一，樸方先生等人也許清白，但這一做法畢竟開了很壞的先例，而且開了這個口子就收不住了。
毛周劉鄧陳等諸公在政治上都算得上是那個時代中國人裏拔了尖蓋了帽的人物，所以說他們的問題和錯誤不光是他們自己的責任，也是我們這個民族長久的封建傳統造成的---這個大醬缸裏，最好的貨色也就這樣了。太祖嘲笑艾奇遜對現代世界和現代中國的認識不如一個普通解放軍戰士，其實恰恰相反：他自己對現代國家製度和民主法製的認識不如一個普通美國老百姓。你可以說他們愚昧，但不能不檢討我們這個民族的愚昧，檢討我們自己的愚昧。可以說他們的初衷是好的，但開出的藥方全部帶著那個時代的局限性，副作用巨大，往往大過正麵作用；正所謂“孫猴子（革命者）一個筋鬥十萬八千裏，還是跳不出如來佛（舊製度舊思想）的手掌心”。其中最害人的就是“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老想找捷徑盡快富強起來，結果脫離曆史規律，欲速則不達。潤之公想跨過資本主義階段，這本身就是天大的唯心主義，如果要馬老祖師評價，他肯定會說這才是最惡劣的修正主義；希賢公意識到資本主義是必由之路，但為了“效率”拒絕以三權分立為基礎的民主製度，說人家“扯皮”，結果是政治與經濟發展脫節，百姓言路不開，矛盾和不滿越積越多。這種情況下隻能以加速經濟發展來掩蓋矛盾和不滿，卻如上了轉輪的小鼠一樣停不下來；一旦經濟滯漲，便有火山爆發的可能。政治體製不進步，如此發展豈能“可持續”？現在堅持“特色”，跟李鴻章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如出一轍，抱殘守缺，自以為是，怎能進步？
這十幾年還有人大力鼓吹“中國的世紀”，連季羨林先生都這麽說；08危機後更是如此，春晚上某相聲演員這幾年都在表演“風景這邊獨好”。今天，2013年新年的第一天，習總居然也引了這一句，不由一聲歎息。其實類似的話梁任公一戰結束的時候就說過，以為西方出現了道德倫理危機，需要東方的哲學來拯救了；距今快100年了，如何？要是光靠老祖宗的“國學”就能國富民強的話，也不會有鴉片戰爭後的百年屈辱了--那時候一個秀才的“國學”修養都比現在上台講課的“當代孔子”高多了。沒有現代國家製度，沒有任何高人一籌的創新，本世紀如何能成為天朝的世紀呢？還是先虛心學習，追上人家再說吧！
闖蕩世界的唐老鴨唐師曾說的好“希臘、羅馬……的遺產是給全人類的。世界強國集成人類一切優秀遺產，“愛嘛吃嘛，吃嘛嘛香”。憑什麽你不強大，因為你挑食！因為你個色！因為你虛弱！所以你沒有前途。”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b761450102ds5r.html
忠言逆耳，願同胞們聽得進去。
多謝點評，非常讚同。用這樣的詞，正是為了反映出現狀，即尚未脫離封建製度及“打天下坐天下”的觀念。如果此觀念有朝一日徹底破除，那俺會非常高興地棄用這些詞語。
還是要建立一個好的製度，破除打天下，坐天下的觀念，讓真正拔尖的優秀人才能上去領導國家。
多謝您留言。不怕落後，就怕不承認落後；表麵“自信”，內心空虛。
正是！這也是我們每個人的弱點。毛到了晚年，已經不相信有人會搞真民主。他以己推人，認定國人說的“民主”隻是一個幌子。
中國曆史上，就沒有人爬到權力頂峰後願意自動下來的。所以王若望先生說過，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小毛澤東”。跟華盛頓比，思想落後2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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屁股決定腦袋的典型現象：在民時，要自由，要民主；在位時，最好是唯我獨尊，凡是與我不同的意見，都是錯甚至是罪，凡是有可能威脅我權力的，都是敵人，都是在被打倒之列。
---如此而已！
再謝虎兄討論！所以說，這裏麵有我們民族本身的因素，也有當時曆史環境造成的原因，而不能隻怪某一個人。俺們中國人，一旦上了強權這條賊船，誰也下不來了。相比之下，華盛頓也是武裝起家，但他卻自願歸政於民，也不做終身總統，正反映出了各民族在思想啟蒙方麵的巨大差異性。
多謝虎兄點評！其實這裏的“出類拔萃”，指的是政治上而言。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就是為什麽在20世紀的中國，隻有這些強權人物才能執政？袁、蔣、毛、鄧莫不如此啊。
老毛年輕時在《湘江評論》創刊號上發表過下麵一段文字：
各種改革，一言蔽之，“由強權得自由”而已。各種對抗強權的根本主義，為“平民主義”（德莫克拉希，一作民本主義、民主主義、庶民主義）。宗教的強權、文學的強權、政治的強權、社會的強權、教育的強權、經濟的強權、思想的強權、國際的強權，絲毫沒有存在的餘地，都要借平民主義的高呼，將它打倒。
“如何打倒的方法，則有二說，一急烈的，一溫和的。兩樣方法，我們應有一番選擇。（一）我們承認強權者都是人，都是我們的同類。濫用強權，是他們不自覺的誤謬與不幸，是舊社會舊思想傳染他們遺害他們。（二）用強權打倒強權，結果仍然得到強權，不但自相矛盾，並且毫無效力。歐洲的“同盟”“協約”戰爭，我國的“南”“北”戰爭，都是這一類。所以我們的見解，在學術方麵，主張徹底研究，不受一切傳說和迷信的束縛，要尋著什麽是真理，在對人的方麵，主張群眾聯合，向強權者為持續的“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麵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不致張起大攪亂，行那沒效果的“炸彈革命”“有血革命”。”
是什麽讓他改變了看法，到老年說出“與其你獨裁，不如我獨裁”的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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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讚同這個說法。他們絕不是什麽拔尖人物，隻是膽子大，敢造反，敢落草為寇，後來又學會了打仗，再加上精通權術...加上蘇聯支持和各種狗屎運最終掌了權而已。要說他們是最好的貨色，絕對是錯的。難道劉邦朱元璋因為當上皇帝就成了最拔尖的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