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究竟有幾個老朋友？
閱讀方可成2014年06月19日
2012年的全國兩會上，我作為記者見到了政協委員周幼馬。和他父親馬海德一樣，他也有一雙標誌性的濃眉，在人群裏很容易辨認出來。
對於我的采訪請求，周幼馬顯得有些吃驚：“我父親和我的故事，現在很少有人關心了。”我說，正因為少為人知，才更有重新講述的必要。
生於1943年的周幼馬是在延安窯洞裏出生的第一個外國人。1936年，經宋慶齡的推薦，他的父親、美國醫生馬海德(Dr. George Hatem)和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一起前往紅軍的臨時駐地保安，見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後來，斯諾寫了著名的《西行漫記 》(Red Star Over China)，而馬海德則留了下來，先後擔任了八路軍總衛生部顧問和毛澤東的保健醫生，之後又成為第一個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和中國共產黨的外國人，也是唯一參加過紅軍、八路軍、解放軍的外國人。
1949年中共建政後，馬海德長期在基層從事消滅麻風病和性病的工作。1978年，他成為全國政協委員。2008年，周幼馬接過了已經去世的父親的接力棒，開始參加政協會議。
馬海德和斯諾擁有一個共同的稱謂：“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這個特殊的短語幾乎是每一個中國人都熟知的。2012年采訪周幼馬時，我的書稿《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已經接近完成。對他及其他相關人士的采訪，後來成為我在《南方周末》發表的報道之一，也成為書稿的一小部分素材。
之所以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感興趣，並且要專門寫一本書來講述他們的故事，是因為我發現，中國大眾對於這個短語有不少的誤解。
最典型的誤解，是認為“老朋友”都是專製政權的領袖或朋友。
2009年，卡紮菲在聯合國演講。
2011年阿拉伯之春期間，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和利比亞領袖卡紮菲政權相繼倒台，中國互聯網上流行一個段子：“當今世界三大瀕危物種：大熊貓、金絲猴、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這個段子機智幽默，但畢竟有些以偏概全，甚至不符合事實。比如，卡紮菲並非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曖昧，為中共所不喜，更像是“台灣人民的老朋友”。
更重要的是，把“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簡單化為專製政權的領袖或朋友，實際上大大忽略了曆史的複雜性。
為了完成《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報道，借助接受中共領導的媒體《人民日報》的數據庫，我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這個稱呼進行了全麵的檢索和研究，最終確定了來自五大洲123個國家的601位老友。對這些老友的身份、經曆及被稱為老友的原因進行分析之後，我將他們分為四個代際：
斯諾和馬海德是第一代老友的代表。他們在1949年之前來到中國，或是向世界介紹當時還很弱小的中共，或是在戰場救死扶傷。當時，國民黨才是執政黨，日本人正在侵略中國，這批老友大多是理想主義者，他們報道官方禁止報道的話題，救助一度被視為異己、敵人的力量。2009年村上春樹獲耶路撒冷文學獎時發表《雞蛋與高牆》演講時說：“假如這裏有堅固的高牆和撞牆破碎的雞蛋，我總是站在雞蛋一邊。”所以我說，他們是站在“雞蛋”在一邊的人。後來，雞蛋變成了高牆，這群人的命運也發生了令人唏噓的變化。
1941年，西哈努克加冕。
Stephen Shaver/Agence France-Presse
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登場的是第二批“老朋友”。在冷戰的國際局勢下，在國際舞台上能否“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更多成為判斷是否老友的標準，因此這個時期的老朋友大多是社會主義陣營和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人，比如柬埔寨的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
1972年中日建交和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訪華，則標誌著另一批為國家友誼破冰的老友出現。他們有的是民間外交使者，比如日本的清水正夫夫婦和他們的鬆山芭蕾舞團；有的則是政治人物，比如尼克鬆(Richard Nixon)，這個在美國富有爭議的總統，因為在中美建交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在中國始終享有良好的聲譽。
改革開放之後，第四批老友幫助中國逐步融入世界主流秩序，登上國際舞台。最典型的例子當屬為北京取得2008年奧運會主辦權幫忙不少的前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Juan Antonio Samaranch)。
隨著國際局勢的風雲變幻，這四代老友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完全不同。
《人民日報》的數據庫的數字還透露了其他一些有意思的信息：比如，老朋友中的日本人最多，達到111人，是排名榜眼的美國人的兩倍多。更有意思的是，根據我之前利用《人民日報》數據庫做的另一項研究：被中國官方宣稱“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國家和組織中，位居前兩位的同樣是日本（47次）和美國（23次）。
此外，我還根據每年《人民日報》上出現“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這一段與的頻率製作了一張折線圖，在圖上有幾個高峰點：1978年，改革開放剛剛開始，與多國建交；1990年，六四事件之後受到國際社會的孤立，需要借助老朋友開創“外交新局麵”；1997年，鄧小平去世和香港回歸兩件大事讓眾多老友發來唁電和賀電。
這些數據上的發現都被我寫入了一篇發表於《南方周末》的報道中。但是，數字背後更多鮮活的個體命運的故事沒有充分的空間得以展現，因此後來我繼續這一話題的研究，並寫作了這本《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1980年，薩馬蘭奇（右）接任愛爾蘭基拉寧男爵，成為國際奧委會主席。
時代的變遷深刻影響了老友們個人命運的沉浮。比如，在冷戰年代，第一批老友們的日子大多不好過。作為史上第一個與中共進行密切接觸，且寫書表示支持的外國記者，斯諾在美國成為麥卡錫主義的重點攻擊對象。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斯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一段時間內竟也成了“不受中國歡迎的人”。原來，當時毛澤東主要關注的是如何消除斯大林對他的懷疑，因此在政策上一邊倒地傾向蘇聯。然而，斯諾卻發出了“不和諧”的聲音。1949年4月，這位美國記者在《星期六晚郵報》(Saturday Evening Post)上發表文章稱：“經過對中國十餘年的直接研究，我認為，蘇維埃俄國難以有效地控製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中國共產黨人。”他還說，從長遠看，中國共產黨“不可能也不願意使中國的民族利益從屬於克裏姆林宮的利益”。
當時，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鐵托正和斯大林鬧翻，斯諾卻不合時宜地對中國也做出了“鐵托式”的判斷。這讓中國政府對斯諾產生了很大的戒心。正因為如此，盡管斯諾從1949年開始就不斷致函毛澤東，請求重訪中國，但卻一直得不到肯定的答複。
這樣的例子也更讓我相信斯諾是有獨立人格的記者，而非某一派勢力的代言人。他所遭遇的也是保持獨立人格的悲劇——盡管中美雙方彼此敵對，但哪一方都沒有因此而欣賞他，遑論蘇聯。
另一位美國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的命運也很淒涼。她是著名的左派記者，以支持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而著稱，1930年代曾以駐中國記者身份撰寫中國革命的報道。根據《黨史縱覽》的報道，1949年，身在美國的她健康狀況急轉直下，她急切希望到“新中國”看一看。但因為被懷疑是“共產黨人”、“蘇聯間諜”，她的護照申請屢次被拒。最後，時年75歲的前羅斯福政府內政部長哈羅德·伊克斯(Harold Ickes)幾番奔走，終於幫助史沫特萊獲得一張護照，但有效期僅一年，隻能去英、法、意三國，但又不能去英國的屬地，特別是香港——所有的措施都是為了防止她去中國。她在生前無法自由遷徙，最終既沒能到她魂牽夢繞的中國看一看，也沒有回到當時極度排斥她的祖國，而是在頗為淒涼的晚景中客死英國。
另一批令人唏噓的老友，是被我稱為“外國遺老”的人，他們的代表包括韓丁、陽早、寒春。
1945年，美國人韓丁(William H. Hinton)受《西行漫記》的影響於1945年來到延安，後來他又鼓勵同學陽早(Erwin Engst)，以及陽早的未婚妻（也是韓丁的妹妹）寒春(Joan Hinton)來華。
寒春和陽早在延安的窯洞裏結了婚，韓丁也見證了新政權的建立，並以專家身份留在了中國。在一次電視訪問中，寒春講述了1952年的一段往事：曾經學習核物理的她深深被在日本爆炸的原子彈傷害，當年，她在亞太和平會議上譴責大國核軍備競賽，呼籲人們不要忘記曆史悲劇，科學要為和平服務。在那次亞太和平會議期間，寒春已經懷孕。同時出席會議的宋慶齡問：你給孩子起了什麽名字？寒春說還沒有取名。因為當時正在進行抗美援朝戰爭，所以旁邊有人建議給孩子起名“金”，但了解寒春的宋慶齡說：為什麽不給他起名叫“和平”呢？
於是，寒春生下的這個兒子得名陽和平。
韓丁、陽春、寒早，以及陽和平都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改革開放之後，中國一路奔向市場經濟，但這一家人的思想理念仍然活在計劃經濟時代。在今日的中國，居住於北京並在對外經貿大學任教的陽和平或許難找到知音。為了避免自己的感情變成“資本主義的”，陽和平拒絕投資股市，也沒有在跨國公司工作，因為那樣會讓他覺得“可能會站在帝國主義”一邊，這在良心上是不被允許的。他隻能在“研究毛澤東時代政治和經濟”的課題中找到寄托。他曾在接受《國際先驅導報》時自嘲是四不像：“我，既不是中國人，又不是美國人，又不是知識分子，又不是工人。”
韓丁也始終懷念毛澤東時代，他甚至將文化大革命稱為“毛的偉大戰略計劃”。1993年，在北京舉行的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的茶話會上，時年74歲的韓丁激動地跳到舞台上，與表演者一起演唱《南泥灣》。
有意思的是，韓丁有個從小在中國長大的女兒卡瑪(Carma Hinton)。卡瑪與父親有著不同的政治觀點——這從她拍攝的反思文革的紀錄片《八九點鍾的太陽》就可以看出來。她的另一部紀錄片更為有名——講述1989年六四事件的《天安門》。
由於出版審查製度，《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這本於大陸出版的書中是沒辦法直接提及這部紀錄片的名字的。同樣無法提及的，還有另一件事——斯諾的遺孀洛伊絲(Lois Wheeler Snow)一度同樣被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並受到極高規格的款待。但是在1989年之後，洛伊絲給“天安門母親”運動發起人丁子霖寫的信和捐助的款項都被中國官方扣留，她自己試圖到中國與丁子霖見麵也被阻撓。對於這段故事，我隻能隱晦地在書中寫道：有的老朋友始終關心著中國人的公民權利。
說到底，“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這個標簽還是以中共為中心的，它的判斷標準說穿了還是“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但是，被貼上了這樣的標簽就是黨的人嗎？甚至如段子裏諷刺的那樣，是“瀕危”的壞人嗎？答案顯然要比我們想象的複雜得多。
正如周幼馬所說，老朋友們的故事已經被逐漸遺忘。我做的數據統計也顯示，中國官方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這個短語的使用也呈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在告別這個具備鮮明時代特征的稱謂之前，我所希望做的是盡力還原個體的故事，展現稱謂背後的複雜性。
方可成曾任《南方周末》報社時政記者，現在美國就讀博士學位。他的著作《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一書2014年4月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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