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我去布拉格有一半原因是為了親身感受卡夫卡成長的環境。捷克對卡夫卡可稱得上推崇備至，他的照片、名字隨處可見。捷克的另一位作家哈謝克就沒有那麽幸運了，盡管他的《好兵帥克》也曾風靡全球，但可能跟他有過在蘇聯紅軍中任職的經曆相關，今天的布拉格幾乎聽不到他的名字。布拉格受的傷害太深，人們對與共產主義沾邊的事情相當厭惡（不過共產黨當政時有一點值得讚賞，沒有在城中大規模破舊立新，保留了今天可以看到的美景。雖然，布拉格人對此頗有微詞，說共產黨唯一可稱道的建設是地鐵）。卡夫卡短短的一生都在外表波瀾不驚，內心澎湃激蕩中擰巴著偊偊前行，法學博士卻做了保險公司小職員，又以文學成就聞名。身為猶太人幻想在巴勒斯坦當個農民，卻在內心裏把中國當作精神家園。他認為保持發現美的能力是生命活力的基礎，但作為法律學者，他不能擺脫惡。他孜孜不倦地寫作，不是為了出版，而是為了遠離困擾他的生活。他把出版作品視為不知羞恥的墮落，臨死前囑咐朋友把手稿全部燒掉，然而這卻是布拉格乃至全世界的一筆寶貴精神財富。
布拉格的小城邊上有一座卡夫卡博物館，據說是在卡夫卡出生地修建的。門口有兩個裸身男子相對站在捷克地圖形底座上撒尿的銅像，詢問何意，一年輕工作人員含笑致歉，答曰，說不好，你可以隨意想象。我自忖愚魯，放棄費勁猜啞謎。博物館不大，實物不多，營造的昏暗氣氛與我想象的卡夫卡氣質相合。但據昆德拉說，人們理解有誤，卡夫卡有開朗幽默的一麵。在這裏，我高興地看到，還有一對華人中年夫婦在俯身觀賞卡夫卡的手稿。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卡夫卡在中國很火了一把。原因除了他構思奇特外，大概與他跟中國的淵源關係更大。博物館的解說牌上寫道，卡夫卡醉心於中國的老子與玄奘，曾對人說“我的骨子裏是中國人，我要回家。”一位崇拜他的年輕人曾經記錄了他與卡夫卡的日常談話，後作為《談話錄》結集出版，成為研究卡夫卡的重要資料。其中記載，卡夫卡不主張看現代作品，認為都是曇花一現的淺薄玩意兒。他告訴朋友應該多讀古書，古典文學，如歌德的作品（這一點跟中國文壇巨匠魯迅不同，西方學者多從古典吸取營養，中國五四時期那些從古典中鑽出的學者有意拋棄古典。對已經熏陶透骨的人來說，這樣做情有可原。然而與古典淵源甚淺的人也跟風搖旗呐喊就顯得可笑了）。他也看印度的古典文獻，觀感十分奇特，他說：“印度宗教文獻既吸引我，又使我反感。他們像毒品那樣，既有誘人的東西，又有嚇人的東西。所有這些瑜伽師和魔術師都不是以其對自由的熾烈之愛，而是以其對生活的無情憎恨控製與自然密切聯係的生活。印度的宗教修身活動蓋源於深不可測的悲觀思想。”而對中國文化則少有批判，多持欣賞讚美的態度。他喜愛中國彩色木刻（大概是指楊柳青年畫一類）的清、純、真，在他的藏書中，有《論語》、《中庸》、《道德經》、《列子》、《莊子》等，對先秦道家思想尤為傾心。老子的思想讓他陶醉，但作為文學家，他更偏愛《莊子》（他的甲蟲是否有莊子的蝴蝶影子？）。曾和朋友討論過莊子的生死觀，並高度認同。如果檢查一下他的思想，確實有與道家相近，或者說受道家思想影響的痕跡。比如：
“精神隻有不再作為支撐的時候，它才會自由。”
“自由和束縛在其根本意義上是一個東西。”
“真實的現實總是非現實的。”
當然這隻是神似，是表麵的東西，深層的我們能發現理解嗎？
也許，就像人們用不解的眼光看那一對裸身撒尿的銅像，對作家的不理解才是作家的真實宿命。
卡夫卡說：“在巴爾紮克的手杖柄上寫著：我在粉碎一切障礙。在我的手杖柄上寫著：一切障礙都在粉碎我。”
讀到這句話，任何人都能掂量出那份沉重，那份壓抑，那份孤憤。卡夫卡的生活是不幸的，父子交惡、愛情坎坷、體弱多病、工作無趣。正因為如此，他才沉溺在寫作中。我們能讀到獨特的文字，源於作家本人的不幸。幸福的人出不了大師級作家，要想成為大作家，先做一個不幸的人吧。否則，免談。這是何其詭譎的真實！
卡夫卡死後，他的朋友背叛了他的遺囑，整理出版了他的手稿。這個背叛贏得了舉世讚揚。有個知道輕重的朋友，是人生的運氣。
卡夫卡死後，女友多拉在棺木放入墓穴即將天人永隔的一霎那，真情迸發，長哭欲狂，不顧一切地往墓坑裏跳。這個舉動可能是對卡夫卡最溫暖的慰籍。這一跳，作家的感情生活就豐滿了。這一跳，足以讓天下男人肅然動容。有個生死相依的女人，是男人的福分。
我在卡夫卡像前鞠躬致敬，為了文壇奇人，也為了那一份夢繞中國的情懷。卡老，我們一起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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