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諸子百家中，齊國人鄒衍是其中的佼佼者。由於他的五德終始曆史觀遠比當時各家普遍奉行的一味向往讚美先王先賢的狹隘史觀博大，其恢宏的宇宙觀也獨步天下，很難為人理解與接受，加之後來的方士隻學得一些皮毛，丟掉了精髓，於是在一般人眼中鄒衍成了專門賣弄玄虛討好權勢者的陰陽術士鼻祖。
鄒衍的著作，漢代以後基本遺失。我們已經不太可能全麵了解和評價其人其事其思想。從《史記》可以看出，司馬遷是相當欣賞他的。在《孟子荀卿列傳》中，對鄒衍的描述與評價明顯高於其他人，所用字數也最多。司馬遷感慨，孔孟的學說對當時社會狀況來說是方插頭插不進圓接口，而鄒衍的思想則是用煮牛的大鍋來燉雞。三國時學者譙周說：“觀太史公此論，是其愛奇之甚。”
其實，司馬遷並不覺得鄒衍的思想怪異，認為其落腳點“必止乎仁義節儉”，足以為確定人際關係所遵循。
我看司馬遷鍾情鄒衍的原因，首先是受了父親的影響，司馬談在論六家的大綱中，將陰陽家列為第一，居於儒、墨、法、名、道之上。其次讀了鄒衍的著作《終始》《大聖》等篇十餘萬言後，被前無古人的宏大學術思想震驚了；最後佩服鄒衍的說理方法：“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講曆史會從當下上溯黃帝直到天地未生；說地理則自中國推至人沒有見過的海外。我們雖然看不到那些令人神往的具體內容，但從《史記》包羅萬象的通史體例或者可以窺其一斑。
鄒衍的著作失傳了，不過，他的片斷言行，我們還能從後人的書中看到。有些和司馬遷的描述相互參照，能夠呈現一個比較真實的麵貌。我不太在意他的發達史，更留心他與其他學派的碰撞，從中可以考察古代士人的文化人格，以及當時學術環境的狀況。剛好，他和公孫龍相遇了。
公孫龍是與鄒衍同時的名家代表人物，提出了“離堅白”“白馬非馬”等命題，極善於揭露對方的邏輯錯誤，對建立中國的邏輯學有不可忽視的作用。一般人在其詭辯式的邏輯推理下，堅持不了幾個回合，便被忽悠得找不著北了。如果安排公孫龍與思想“迂大而宏辯”的鄒衍會麵，討論邏輯問題，一定是中國文化史上引人矚目的大辯論，連想一想都讓人激動不已。曆史提供了一次機會，但司馬遷僅僅留下了短短三十個字：“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如果去掉人名，則不足二十字，這件事的詳情幾乎等於沒說，著實令人失望。
所幸，漢代的學者劉向在《別錄》中，記載得比較詳細。當時，平原君確實想促成一場辯論，但是鄒衍拒絕了。拒絕的理由，可以說是義正詞嚴，叫人無法辯駁：“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 如果不是文言文，而是白話文，人們會覺得鄒衍說的跟現在許多辯論甚至吵架的場合常見的情景差不多，一點不陌生。兩千多年來，不僅學術界，而且連坊間鬥嘴，都始終保持被鄒衍批評的路數，也算得上是中華傳統了。這段話的大意是：辯論的目的是把問題講清，把觀點闡明，讓人了解，不會迷失在混亂模糊之中。獲勝的自然堅持了自己的觀點，失敗的也可從中悟出道理。這樣的辯論才是可以進行的。而那些長篇大論花言巧語，把問題搞混，搞亂，偷換概念，誤導別人，都是損害了真理。在激烈辯論中比著拚到最後一個收尾自以為勝利的作法，必然會損害做人的道德。
從這裏我們根本看不出鄒衍有絲毫神秘性，倒是一個認真嚴肅，標榜道德，循規蹈矩的學者。和司馬遷說的“必止乎仁義節儉”很吻合。
毫無疑問，鄒衍的原則是沒法否定的，有“至道”的意味。他對公孫龍使用的一些辯論方法的批評，也是中肯的。即使在兩千年後的今天，仍然發人深省。應該承認，在學術界確實存在謙虛、謹慎、溫良、知錯就改的君子風範，與尖酸、刻薄、張狂、死不認錯的小人習氣。跟善於詭辯胡攪蠻纏的人辯論往往得不償失。拒絕與這種人辯論，合情合理。
但是根據曆史記載，公孫龍並非總是像鄒衍批評的那樣。他曾經運用邏輯推理原理在國際交往中為趙國爭取權益。《呂氏春秋》說， 秦國與趙國訂立盟約：“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不久，秦興兵攻魏，趙魏曆史淵源深厚，自然要去解救。秦王便使人責備趙國不遵守盟約。趙王自覺理虧，向平原君討教。公孫龍給平原君支招：趙也可以派遣使者去責備秦，趙國與魏國友好，秦國卻去攻打，這是秦國違背盟約在先。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反駁得精彩。另外，公孫龍批駁孔子的六世孫孔穿求學拜師的想法錯誤，也是從邏輯角度入手，可圈可點。孔穿想用拜師引誘公孫龍放棄“白馬非馬”說。公孫龍指出，之所以拜師，是因為智力與學識均高於自己，白馬非馬是我卓立於世獨有的學問，放棄之後，和普通人還有什麽區別，你拜我為師又能學什麽呢？孔穿啞口無言。其實不談別的，僅就“白馬非馬”來說，也不是毫無意義的，對豐富和健全中華文明的思維水平大有補益。
世上的許多事情，正確與謬誤、光明與陰暗、君子與小人，同時同體並存，差不多是通例。鄒先生一方麵入木三分地批評了辯論中的歪風邪氣，另一方麵他強調的“害大道”“害君子”，也暗含了殺機，讓我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假如不再上綱上線，我讚同鄒衍提出的基本看法。為此，更應該貫徹自由、公平的原則深入探討，否則如何廓清思想迷霧，明辨是非，提高認識水平？拒絕與公孫龍辯論，有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之嫌，起碼對公孫龍個人有欠公允，不利於學術思想的進一步發展。不錯，與人“不爭”（如老子），不願與人提出的荒謬命題爭論（如楊朱），拒絕與人學術交流（如鄒衍），都是個人自由，本無可挑剔。鄒衍批評辯論中搶著發聲壓倒對方的作法有違君子道德，可謂一針見血，然而他自己一開始就不給人發言機會，頗有點五十步笑百步。這一點同樣是不可取的。不知司馬遷記載簡略，是否隱含“春秋筆法”？
也許我不該以小人之心揣度，國人見過太多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常用高尚掩飾卑鄙的人，習慣把人往壞處想，總是不問結果，而去臆測動機。我也不能免俗，忍不住猜想鄒衍拒絕辯論，可能並非口頭說的那樣漂亮，而是擔心口才不如公孫龍，沒有必勝的把握，害怕丟麵子，影響聲譽前途。故而首先搶占道德高地，造成俯視逼人不戰而勝的有利局麵。真是如此，鄒衍表述的就是策略手段，而不是學術規範。平原君門下的食客們聽了，“皆稱善”，也許是由於對公孫龍的優厚待遇與屢戰屢勝的成績嫉妒恨。很可惜滿座一邊倒，無人出來為公孫龍說句公道話。也許鄒衍沒有任何陰暗心思，隻是看不慣公孫龍的詭辯囂張。可是無論鄒衍和支持者的主觀動機如何，其結果很糟，客觀上起到了施展鄒衍的影響力詆毀公孫龍的作用。
這次拒絕，對中國文化史的發展影響深遠。至少表現在三點：一、沉重打擊了公孫龍，使其一蹶不振；二、名家的聲譽受挫，幾乎阻斷了中國邏輯學的發展之路；三、製造了學術道德的製高點，開了學術壟斷的先例。為以後學術壟斷和高擎政治倫理寶塔鎮壓異端，提供了樣板。如果把學術爭論推到道德乃至政治的高度，勢必失去百家爭鳴局麵。萬馬齊喑與詭辯忽悠相比，我寧取後者。
說起來，戰國時學術界的環境還算較為寬鬆，存在著不同發展傾向。一些比較寬容能夠傾聽不同意見的權貴，和士階層比較端正的學術態度，在史料中多有反映。如劉向《新序》記載了鄒忌被齊宣王任命為相，稷下學宮以淳於髡為首的七十二人不服氣，認為鄒忌何德何能，光靠跟大王聊了三天，就撈到這麽大的油水，非得出點妖蛾子，叫他難堪。於是一幫人結夥至相府，擺出一副傲慢的樣子一連問了三個乍聽雞毛蒜皮，細想包藏玄機的問題。鄒忌態度謙卑地一一簡要作答，句句不離改革國政時弊，讓淳於髡等人心中折服，不再繼續發難。走的時候，雙方的態度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鄒忌牛了，而淳於們則恭敬起來。
爭強好勝是人們常有的心態，可以理解。但是在爭鳴中保持平和寬容心態更讓人讚賞。認識正確不容易，這需要智慧。而能向正確低頭，放棄錯誤尤為難得，這更需要見識和勇氣。戰國時百家爭鳴，虛心求教，敢於服輸，能夠服輸的學術環境如果一直延續下來，中國必不是今天的模樣。
然而，後世發展起來的是鄒衍嚴厲批評的惡劣招數，與他開辟的排斥異己的道路。特別是後者，值得關注。從他唱高調扣帽子拒絕與公孫龍辯論“白馬非馬”，到荀況“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修身》）再到韓非的“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顯學》），經秦的焚書、漢的獨尊，終於反右與文革凍殺了百花，基本延續了這條路線，先從道德上當頭一棒，再割喉鉗口禁止抗辯，並日益蠻橫專製。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人格，往往貼靠軍事、政治肌體，在倫理道德的麵具後麵，散發著騰騰殺氣。由此，形成了固定的思維模式：“害大道”“害君子”者，必須加以圍剿，讓其無立錐之地，無申辯之機。其始作俑者鄒衍大概也沒料到，由於五德終始說不是一個靜止而是循環往複的係統，帶有一點革命性，多年後，自己的著作也遭封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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