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不僅是國家軍隊之間的較量，也是國家動員力和組織力的較量。滿清和日本相比，國家動員力和組織力都是非常薄弱的。在利用媒體和輿論宣傳上更是自廢武功。
日本很 善於利用媒體進行輿論戰，為自己的侵略戰爭行為貼上正義文明的標簽。他們的媒體戰輿論戰的確獲得極大成功。反之，清國本來是反侵略的正義戰爭卻因自己的野蠻傳統和對輿論戰的無知反受到西方媒體的批評。
隨軍法國記者卡雷思考和拉露二人的報道多少代表了當時西方人對兩國軍隊的看法：“我們隨軍詳細觀察了日軍的作戰行動，得出日軍是世界上值得誇譽的強大軍隊的結論。榮成登陸作戰時，萬餘兵卒和數千軍夫井然有序，完成龐大的登陸行動。我等上陸後，日軍已經展開安民行動，布告清國居民不要驚慌，日軍絕不騷擾民眾。附近的一家居民的門上竟貼有“此家有產婦，不得入內驚擾”的日語大字條，著實令人歎服。有一件印象深刻的占地觀察，日本兵對勇猛抵抗的清國俘虜表現出仁厚的優待，對病人、負傷者給予人道的救治和安置。日本民族的仁愛心在這場戰爭中向世界給出了答案。而清國軍隊之殘酷刑法令人駭然，對日本俘虜斬首、斷肢、切睾，實乃野蠻人之行徑。”
那些在戰場上缺乏勇氣的軍隊在對待俘虜上表現出的殘忍的確讓人瞧不起。與抗美援朝時的勇敢、善戰、文明的自願軍相對比，那時的清軍的確是一個野蠻、懦弱的軍隊。而“大清國劣等的軍隊，將中華推向歐夷，倭夷手中，華夏的近代史從此開始了半個世紀大浩劫的悲劇。”（《清日戰爭》）
戰爭期間，日本各種媒體派遣大量隨軍記者，而且也允許外國記者隨軍報道戰爭實況。由於戰爭的勝利，民間則掀起了參軍熱潮。軍人備受尊敬，社會地位急劇上升。相比之下，在莫談國事的中國，這場戰爭就像評書裏的戰爭，老百姓該幹啥幹啥，報紙原來啥樣還啥樣。本來能讀懂報紙的人就不多，可報紙上關於戰爭的報道卻少的可憐，而且還不敢說真話。
日清戰後的1986年，李鴻章訪問美國時曾對《紐約時報》記者抱怨說：“清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清國編輯們不願將真實的情況告訴讀者，他們不像你們的報紙講真話，隻講真話。清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時十分吝嗇，他們隻講部分的真實，而且他們的報紙也沒你們報紙這麽大的發行量。由於報紙不能真實地說明真相，我們的報紙就是失去了新聞本身的高貴價值，也就未能成為廣發傳播文明的方式了。”（《清日戰爭》P248）
對比如今的黨國宣傳部，李鴻章盡管並不敢對國家的新聞管製置一微詞，但他至少還敢於承認清國的報紙不願講真話的事實，而如今的黨國宣傳部連這點勇氣也沒了。不講真話是因為恐懼和缺乏自信，可是長期不講真話就等於自動放棄話語權，等你想講真話的時候也沒人信了。
在一個不準老百姓談論國事的國家，如果還癡想讓老百姓有家國一體的國民觀，那是十分可笑的事。滿清有的隻是奴才，而根本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國民。
因此這樣的國家遇到危難時，老百姓自然都將自己當作局外人。於是我們看到，當日軍攻到山東時，守土抗敵的清政府招募新軍竟然招不到。而日本計劃增兵22萬，但因報名踴躍，致使計劃被突破，實際征招了24萬多。
一個新聞輿論不被人相信的國家，其國家的動員力不可能強。這等於主動放棄了戰爭的另一個戰場----輿論戰場。
日本戰勝中國即不像日本所說的是文明戰勝野蠻，也不像我們一直所認為的是日本的體製優越，而是日本國民精神和國家動員力大大強於中國。精神強大才是國家民族強大的根本。
國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國。這是滿清末年中國的真實國情。滿清統治中原以來的愚民政策是導致中國人一盤散沙的罪魁禍首。統治者心中無國也無民，隻有朝廷和一小撮統治階層的利益。加上當年滿清入關時的八旗之勇和塞外少數民族的尚武精神也被入關後安逸的生活消磨殆盡，致使滿清像一個手無縛雞之力卻腰纏萬貫的傻富豪獨自行走在土匪遍地的深山，被搶掠那是肯定的，不被滅了那都是幸運的事。一個沒有尚武精神的民族是一個軟弱的民族，這樣的民族人數再多也會被人羞辱和欺淩，因為這個世界一直是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
客觀公正的媒體是社會的良心。甲午戰爭期間，多虧有一些有良心的西方記者隨軍采訪，才使戰爭中的一些黑暗和殘忍暴露於世。發生在旅順的屠城事件，就是美國記者率先揭發出來的，這一事件讓日軍的輿論戰幾乎一夜崩潰。曾經大讚日軍的美國《紐約世界》隨軍克裏曼在目睹了日軍屠城的殘暴行為後，本著良心，排除成見寫出了日軍屠城親曆記，讓日軍是一個文明仁慈的軍隊的謊言不攻自破。事件發生後，日本政府危機公關，一麵封鎖消息，一麵發公告辯白。可令人納悶的是，作為受害國和當事國的清國卻一言不發，似乎默認了日本的辯白。當一個國家的政府不為自己的百姓申冤，而要靠外國媒體憑著良心來管“閑事”的時候，這個政府怎麽會有民意。一個不把自己的百姓當人的政府，被自己的人民拋棄也是合乎邏輯的。
日本一直認為和中國是同文同種，而且自認為是漢唐文化的傳承者。就連他們的武士道精神也被認為來自中華文化。他們認為武士道的忠來自儒家，輕生死則來自佛家（見《東史郎日記》）。
日本人深諳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心理，因此挑撥滿漢關係、利用滿漢矛盾的攻心戰可謂得心應手，成功地動搖了漢人的清國意識，也即國家意識。宗方小太郎有一篇著名的《告十八省豪傑書》可作為代表，全文如下：
“先哲有言曰：‘有德受命，有功受賞’又曰：‘唯命不於常’。善者得之，不善者先哲有言曰失之。滿清氏原塞外之一蠻族，即非受命之德，又無功於中國，承朱明之衰運，暴力劫奪，偽定一時。機變百出，巧操天下。當時豪傑武力不敵，吞恨抱憤以至今日，蓋所謂人眾勝天者矣。今也，天定勝人之時且至焉。熟察滿清氏之今狀，人生暗弱，承廉弄權，官吏瀆職，軍國瀆貨，綱紀不振。其接外國也，不本公道而循私論；不憑信譽而施詭騙，為內外遠邇所疾惡。曩者，朝鮮數無禮與我，我往懲之，清氏拒以朝鮮為我之屬邦，不容他邦幹預。我國特以重鄰好而敬大國，是以不敢強爭焉，而質清氏，以其應代朝鮮納我之要求，則又左右 其辭曰：‘朝鮮自一國，內治外交，吾不敢聞。’彼之推辭如此也。而彼又陰唆朝鮮君臣，索所以苦我日本者施之。昨東學黨之事，滿清氏實陰煽之而陽名鎮撫。破天津之約，派兵朝鮮，以遂其陰謀也。善鄰之道果安在？是白癡我也，是牛馬我也。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是我國之所以舍樽俎而執旗鼓，與貴國相周旋也。抑貴國自古稱禮儀國，聖主明王世之繼出，一尊信譽，重禮讓。今蔑視他邦，而徒自尊大，其悖德背義莫甚矣。是以上天厭其德，下民倦其治，將卒離心，不肯致心，故出外之師，敗於牙山，殲於豐島，潰於平壤，溺於海洋。每戰敗醜，取笑萬國。是蓋滿清氏之命運已盡，而天下興棄之因也。我日本應天從人，大兵長驅。以問罪於北京朝廷，將迫清主麵縛乞降，盡納我要求，誓永不抗我而後休矣。雖然，我國之所懲伐在滿清朝廷，不在貴國人民也；所願愛新覺羅氏，不即慫眾士卒也。若謂不然，就貴國士兵來降者證之。夫貴國民族與我日本民族同種、同文、同倫理，有偕榮之誼，不有興仇之情也。切望爾等諒我徒之誠，絕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勢，唱義中原，糾合壯徒、革命軍，以逐滿氏於境外，起真豪傑於草莽而以托大業，然後革弊政，除民害，去虛文而從孔孟政教之旨，複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應乞於宮而聚義。船載糧食、兵器，約期赴助。時不可失，機不複來。古人不言耶：天與不取，而受其咎。卿等速起，勿為明祖所笑。”
此種攻心戰效果顯著，日本客場作戰猶如主場。九連城被攻陷後，當地居民簞食壺漿歡迎日軍。日軍隨軍記者的感言則部分顯露出日本人侵略中國的思想：“三皇治世，五帝為君，推賢讓能，皆揖讓而有天下；柔遠親邇，以仁義而待閭閻。誠謂其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也。我兵將西征，始為天下來耳。”
在日軍占領地區，日本為了籠絡人心，采取免除一年土地稅的政策，成功地收複了東北地區的人心。那時的東北，有文化的人不多，大部分是隻知有家，不知有國的愚民。教育的落後直接導致了國家的萎靡不振。
甲午戰爭的失敗對中華民族的刺激是相當強烈的。甲午戰爭不同於1840年鴉片戰爭，鴉片戰爭是我們的大刀長矛與西方的洋槍洋炮對決，一向愛麵子的國人尚有火器不如人的托辭。可對日之戰，這樣的托辭我們自己再無顏麵提及。甲午戰爭失敗的刺激讓中國的仁人誌士知恥而後勇，真正開始拋卻大國的虛榮假麵，直麵虛弱落後的中國。
雖然大清被日本打的落花流水，可李鴻章似乎並不僅僅是仇恨日本，而是從更深遠的意義上對日本懷有感激之意。在馬關和談中，有一段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的對話頗耐人尋味。現抄錄如下：
“伊藤：餘在天津時，曾為貴國提出很多改革的進言。可是多年來完全沒有任何變化，餘感到非常遺憾。
李鴻章：的確，日本正在發生著驚異的變化，閣下的指導對我國的進步和發展有深邃的意義，餘與閣下一樣未能引導我的國家，令老朽深感慚愧之至。餘相信我朝今後也會改革。然我國地廣人多，有21省大行政區，改革比日本要花費更長的年月。餘意中的改革願望並未破滅，餘曾經在閣下麵前預言過未來的改革，閣下還記得嗎？餘認為這次的戰爭得到兩個好的結果，第一是歐洲的陸海軍作戰方式，被黃種人成功地應用得到了驗證。第二是永眠的中華開始覺醒，日本給予清國的刺激，相信對我國將來的進步會發生最有益的影響，我國人民對貴國抱怨之聲甚多，然與抱怨之感懷相比，餘個人應該感謝貴國喚醒了中華國人。如前所述，清日兩國乃東洋之大國，科學的知識日本與歐洲均勢，清國又有莫大的天然資源，所以兩國聯合起來對抗歐洲不是不可能之事。”
戊戌七君子梁啟超也說過類似的話：“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沉睡的巨人，大夢的喚起、感謝日本喚起吾中華國人，言中了東方古國近代史的進化規律，虛弱的國家總是在外來勢力的刺激下，才對自身的弊端有所思考。”
聯想到毛澤東曾說過類似感謝日本侵略的話，在我看來也是此種思想的一脈相承。中國沉睡的時間太長了，醒來則需要強烈的刺激。
中國文化本質上是反對那種弱肉強食邏輯的。在曆史上，中國也沒有因為自己強大了就去侵占別國的曆史。我們從上古傳下來的文化是興滅國，繼絕世，而不是滅人家的國，占人家的地。但與人為善的文化需要一個強大國家和軍隊的支持。沒有這樣的軍事實力和國家實力，友善就變成軟弱可欺。
有著悠久農業文明傳統的中華民族與那些野蠻的遊牧民族和喜歡冒險的海盜民族相比，顯得呆板和溫和。因為長期的農業文明，老祖宗遺傳給我們的那點尚武精神所剩無幾。加上，我們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民族生存的危機感從來不像日本那樣的島國嚴重。曆史上，中國每一次的血性複蘇和勇敢奮起都是在外族欺淩的強大刺激後發生的。漢武帝大敗匈奴是因中國被匈奴騷擾欺負了幾十年，在國家實力支持和民族恥辱的刺激下，中國的尚武精神被喚起，血性複蘇，才有了那波瀾壯闊的塞外大戰和“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強悍。
遺憾的是自漢唐以降，中國的尚武精神日趨沒落。科舉製度的重文輕武，加上宋朝國策上的綏靖苟安和重文輕武，使富裕的中國終被北方蠻族征服，中國人第一次當了亡國奴。明朝複興中華後，仍然是重文輕武，尤其是明末時期，腐敗成風，國民精神萎靡不振，中國成了一盤散沙，國家、民族的概念模糊、虛弱。吳三桂為一紅顏就可引狼入室，心中哪有民族大義可言。諾大的中國被一個寡婦領著20萬大軍就給征服了。我們需要認識到的是，自漢唐之後，中國文化的確出了大問題，這個文化將中國人基因中的很多雄渾、強悍、不屈的因素給壓抑和淹沒了。經年日久，中國人變成一群渾渾噩噩、麻木不仁、沒有血性的人。中國積貧積弱的根源是人的個性懦弱了，精神萎靡了。在一個豺狼橫行的世界，我們這個民族變成了一群任人宰割的綿羊。人弱了，國如何會強？
一切問題的根本是人的問題，因此改造國民性就成了一代中國仁人誌士的奮鬥目標。魯迅看到了問題，而毛澤東卻紮紮實實地去實踐。因次我們看到，在毛澤東時代，中華民族的性格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民的精神麵貌也為之一變，尚武精神重新回到中華。“中華兒女多奇誌，不愛紅妝愛武裝。”正是那個時代中國尚武精神複蘇的寫照。抗美援朝戰爭中誌願軍所表現出的勇敢和善戰，是毛澤東“敢於壓倒一切敵人而不被敵人所壓倒”的雄渾氣魄的體現。至於後來中國的人的反抗和鬥爭精神走到另一個極端，則是問題的另一個方麵。
《清日戰爭》作者在後記裏說：“清日戰爭經過百年時光，給中國人內心深處留下隱隱傷痛與恥辱，從那個時代開始，外來侵略一直成為纏繞這塊東方大陸的夢魘。在中國近代化的曆史中，當西方文明和明治維新與古舊的清朝體製發生猛烈碰撞時，戰爭的失敗也就催生了中華革命的曆史紀元。
清日戰爭的失敗是從外來勢力的請國觀形成開始的，而清國觀的形成源於一支懦弱的國家軍隊，這支軍隊的存在，導致中華民族反複遭到列強的傷害和蹂躪。清日戰爭半個世紀後，當中國軍隊在朝鮮與強敵美國較量中，打出了中華民族的世界地位時，“大中國觀”才開始真正意義上形成。中華民族需要一支有能力捍衛國家和民族尊嚴的強大軍隊。
縱觀中國近代史，清日戰爭的失敗對中華民族而言是悲哀的，但也是幸運的。清日戰爭的曆史意義在於引導中華民族重新登上曆史舞台，奠定一個新概念的國度，確立國家版圖的格局，創設國家間關係的新秩序，衍生新興中華的曆史文明，讓世界注視到睡獅的醒來。”
作者所說的這個中華革命的曆史紀元從孫中山開始，經過半個世紀的時間，才在毛澤東那代人身上完成。接下來我將談的是讀另一部曆史書----《朝鮮戰爭》的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