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自由和人道精神--重讀茨威格《異端的權利》

來源: 為人父於 2010-04-11 06:15:02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14512 bytes)

從此以後，我們要不斷地提醒整個世界：他眼裏隻有戰勝者的豐碑，而我們人類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過屠刀下的屍體才達到的曇花一現統治的人們，而是那些沒有抵抗力量、被優勝者暴力壓倒的人們----正如卡斯特裏奧在他為精神上的自由、為最後的地球上建立人道主義王國的鬥爭中，被加爾文壓倒一樣。 ----摘自《異端的權利》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有兩本書對影響了我對自由的認識。一本是房龍的《寬容》，一本就是茨威格的《異端的權利》。這兩本書都是三聯書店出版的，屬於文化譯叢係列中的兩本書。我手裏的這本《異端的權利》是我八十年代讀研期間用省吃簡用的錢的買的，盡管才1.4元，但對一個月隻有50塊錢收入的我，這也是一項需要考慮的支出。可那個時候買的書幾乎沒有讓我後悔過的，畢竟是千挑萬選出來的。
　　
　　《異端的權利》與房龍的《寬容》一脈相承，都是從人類對異端的態度來考察人類文明的進步。而前者，則是以傳記的方式，將西方曆史上非常著名的曆史人物加爾文和那個與之鬥爭的名不見經傳的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戰士卡斯特裏奧介紹給我們，也將他們之間的那場影響世界曆史的鬥爭真實地展現給我們。
　　
　　當我第一次讀這本書的時候，我隻是為其中的自由主義論述而興奮。今天，我重讀它之後，我為書中深沉的人道主義精神而感動。
　　
　　
　　一、加爾文和極端主義
　　
　　雖然茨威格是一個人道主義者，可他對加爾文的評價卻是客觀和理性的。他認為加爾文是一個偉大的學者和宗教改革家。路德是宗教改革的發起人，而加爾文則是宗教改革的完成者。他的《基督教原理》被其譽為“世界上決定曆史進程、改變歐洲麵貌的十到二十部書中間的一部。”由此可以看出加爾文的聲譽和曆史地位。
　　
　　可正是這樣一個反對天主教會專製獨裁的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人，在攫取權力後，竟然也滑向專製和獨裁，最後不得不依靠武力、陰謀和謊言來維護其統治地位。
　　
　　自由主義並不等於人道主義，理想主義有時會把人道主義當作敵人。人類真正追求的自由是良心的自由，隻有這樣的自由才是人道主義的自由，才能將人類引向善良和光明。
　　
　　茨威格不是那種狂熱的自由主義者，而是理性的自由主義者，他明白“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時代，每一個有思想的人，都不得不多次確定自由和權力之間的界標。因為，如果缺乏權力，自由就會退化為放縱，混亂隨之發生；另一方麵，除非濟以自由，權力就會成為暴政。”這樣的認識也為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劃清了界限。
　　
　　茨威格對加爾文的考察不是建立在主義和思想的對錯上，而是獨裁思想的根源和人類性格上的殘缺和人道精神的缺乏所造成的危害。這就讓《異端的權利》不僅成為自由主義的宣言，而且也是一首人道主義的讚歌。
　　
　　在茨威格的筆下，加爾文是一個十分固執、偏執和狂妄自大的人。加爾文是一個狂熱的理想主義者，至少在他建立恐怖統治的初期是如此。他和路德一樣，都是狂熱的新教信徒，是那種為理想可以不顧一切的人。“加爾文狂熱主義的基礎是對道德的絕對熱忱，推進這個急躁的人的事業的，不是他個人的野心，而是由於對一個偉大理想的愛。”
　　
　　“終他一生，這個徹底的狂熱分子，至多隻是表示一下和解的願望而不想在越雷池半步了。他永遠不懂中庸之道的意義。”象加爾文這樣的人古今中外並不鮮見，他們一直伴隨著我們，並從不離左右。這種現象也構成人類社會的痼疾，是人類社會中一種看似美麗實則可怕的東西。
　　
　　宋朝的王安石是這樣，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羅伯斯庇爾是這樣，現代的斯大林、毛澤東也是這樣。當把一種理想和對一種理想的愛推到極端，並強加到其他人身上，尤其是使用暴力的手段強加時，這種理想就走到人道主義的對立麵。
　　
　　世界上很多偉大的變革都是由那種具有堅定意誌和非凡能力的人領導和推動的，這樣的人也具有常人不具有的個性。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個性就是超級自信和從不妥協。這樣的個性在革命時期具有無與倫比的魅力，是將變革和革命引向成功的關鍵。可一旦這樣的人獲得了至高無上的權力，則他們很容易成為新的專製獨裁統治者，成為被革命的對象。正象茨威格在書中所說的，“武力的統治，由向往自由的運動引起，而反對思想自由，卻往往比反對異端勢力更為厲害。那些靠革命起家當上官的人，成了進一步改革的最愚昧最不寬容的反對者。” 回顧中國的革命史更覺得茨威格的話具有普遍性和真理性。
　　
　　豈止中國現代革命如此，中國的曆史就一直在這樣一個怪圈裏運轉了幾千年。這不僅是思想文化的問題，因為東西方都有這樣的問題；也不單單是製度的問題，加爾文統治日內瓦前，日內瓦可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城市。這實在是人類本性上的缺憾。
　　
　　加爾文是這樣一個人。他認為“隻有他一個人有資格解釋上帝的語言，隻有他一個人掌握了真理。” “加爾文的職責是教育而其他人的職責是學習。他真誠、沉著，信念堅定，宣稱：‘上帝命我教育，良心使我堅定。’” “加爾文隻希望教育別人，從來不願開會讓別人教育他。”
　　
　　這樣的人如果開始仇視上對手，則是十分可怕的，如果開始迫害對手則具有強大的能量的。
　　
　　“加爾文堅韌和冷酷的仇恨是從腦子裏長出來的。他的仇恨使他有一個可怕的好記憶力，他從來不會忘記。他死板而有條理。”他一旦把誰列為仇敵，就永遠刻在腦子裏。他是一個非常記仇的人。這樣的人在我們的生活上和網絡上都不少見，隻不過加爾文的是以上帝的名義做不人道的事，而文革時的左派是以革命的名義做不人道的事。在網上，那些為不人道的事塗脂抹粉的人用的則是愛國的名義。這些性格偏執的人所作所為可以說是非常類似，盡管他們處在不同的時代。世界之所以有這麽多的苦難，不隻是思想和主義的原因，很多是極端化的思維和偏執個性導致的。那些具有極端性格的人，往往缺乏人道精神。一個缺乏人道精神的人，一旦獲得權力，就會給人類造成災難。
　　
　　人道精神和宗教信仰沒什麽關係。王安石和蘇東坡都信仰佛教，加爾文和卡斯特裏奧都是新教教徒，但他們的人道精神卻相差十萬八千裏。造成這種差距的是他們個性和心性上的微不足道的差別。
　　
　　加爾文也是個搞陰謀的高手，這是獨裁者必不可缺的能力。獨裁者一定要借助陰謀才能有效地控製民眾、愚昧民眾。古今中外皆如此。加爾文對付一個沒權沒勢、甚至也沒什麽人緣的塞維提斯都使盡了陰謀手段，恰恰暴露了獨裁統治的虛弱和不自信。
　　
　　象加爾文這樣為了迫害一個思想上的對手，而不擇手段地杜撰罪行、編織罪名的做法，我們中國人並不陌生。從文革到現在，這樣的事情就從未間斷過。可是，就像那些文革時的大批判稿，加爾文編織的材料質量低劣，漏洞百出。因此，茨威格說：“一個人有了不自在的良心，雖然會試圖掩蓋疑點，也隻能寫出蹩腳的材料。”
　　
　　在《異端的權利》裏，茨威格重點批判的是不寬容的極端主義和教條主義。與所有曆史上那些自命不凡的極端主義者一樣，加爾文也是一個教條主義者。《聖經》在他那裏不再是基督對人類的善言相勸，而變成清規戒律。“清規和冷漠的嚴峻是加爾文教條的基礎。” 而“一種教條一旦控製了國家機關，國家就會成為鎮壓的工具，並迅疾建立恐怖統治。”
　　
　　加爾文統治下的日內瓦，有點類似文革時的中國，甚至比之文革有過之而無不及。和一切獨裁統治一樣，加爾文的日內瓦也是有很稀奇古怪的清規戒律和種類繁多的禁止，如：“未滿十五歲的姑娘不得穿絲綢，超過這個年齡的不能穿絲絨。”“戲院、娛樂、傳統節日、任何一種舞蹈遊戲均被禁止。甚至連滑冰那種無害的運動也讓加爾文暴跳如雷。”文革時我們至少還有樣板戲，而且滑冰還是年青人時髦的運動呢。“加爾文實際已經禁止了每一件能使生命愉快和有益的事。”在眾多的禁止之後，留給日內瓦人的允許就少的可憐。隻“允許他們去活、去死、去幹活、去服從，以及去教堂。”
　　
　　於是，茨威格通過加爾文讓我們看到，人民一旦落入那些缺乏人道精神的極端主義者之手，會有什麽樣可怕的生活。
　　
　　
　　二、卡斯特裏奧和人道主義
　　
　　《異端的權利》不僅閃耀著自由主義的光彩，它更以光芒四射的人道主義精神照亮我們蒙昧、麻木的心靈。茨威格對加爾文的批判不是建立在自由主義而是人道主義立場上。在茨威格的心裏，人道主義比之自由主義更為重要。
　　
　　與加爾文相比，“卡斯特裏奧是一個可有可無、微不足道、無足輕重的小人物，在公眾中毫無影響。”可這個小人物卻有一顆自由的良心，他性情溫和，不善爭論，喜歡中庸之道。“對卡斯特裏奧來說，良心上的自由是人類至高無上的精神上的善。”
　　
　　茨威格是這樣描繪卡斯特裏奧的：
　　
　　“卡斯特裏奧是這樣一個人，他除道德上的正直外，什麽權力也沒有，卻同一個嚴密的組織孤軍作戰，那是幾乎沒有成功希望的。”
　　
　　 “他從法國流亡，躲避天主教的宗教法庭，不是為了讓自己服從一個新的基督教的控製和監督；他拋棄古老的教條，不是為了成為一個新教條的奴隸。加爾文把福音書當作僵硬的、係統化的合法的法典，而對卡斯特奧來說，耶穌是人類中最有人性的，是倫理學上的一個典範，每一基督徒應該根據自己的方法進行仿效，並用理性之光前輩地加以闡明，這絕不意味著，某人提出某種新的解釋，就是獨家掌握的真理。”
　　
　　“他並不用輕蔑還輕蔑，用仇恨還仇恨。被教條主義者和狂熱分子攻擊，卻用較人道和解的方式回答，這正是卡斯特裏奧的高貴之處。”
　　
　　“作為一個真正的人道主義者，他不愛鬥爭。妥協的方法更符合他溫和敦厚的宗教天性。”
　　
　　卡斯特裏奧在茨威格的眼裏是個徹底的人道主義者。但一般的人道主義者卻也有自身的弱點：，“人道主義者雖然知道真理，卻不敢為真理鬥爭。世界上幾乎所有的人都不是全才。因此，一個有眼光的人不一定是一個實幹的人，而一個實幹的人不一定是一個有眼光的人。”
　　
　　卡斯特裏奧之所以讓茨威格為之著迷，不是因為他是一個徹底的人道主義者，而是因為他是一個勇敢的人道主義者，是一個敢為真理而鬥爭的人道主義者。這樣的人道主義者在人類的曆史中是不多見的。
　　
　　人類是功利的，除非你是徹底的人道主義者。當伯林和麥基討論人類道德問題時，曾舉過一個例子來說明兩種互相衝突的哲學。他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一個主人公說過，假如有人問他是否準備以一個無辜孩子的痛苦為代價來換取千百萬人的幸福，他的回答是否定的。難道他的回答顯然錯了？功利主義者會說：‘錯了，明顯錯了----感情用事，大錯特錯。’然而，我們自然並不都這樣看；有些人認為一個人完全有權說：‘我不會去折磨一個無辜的孩子，我不知道以後會出什麽事，但有些事是任何人都不可以做的，無論其代價如何。”（摘自《思想家》）
　　
　　而早在四十多年前，茨威格就提出類似的選擇題：“即什麽對我們更為重要：是人類還是政治；是精神氣質還是理性概念；是個人還是社會。”選擇什麽樣的答案說明一個人是持功利主義的還是人道主義的價值觀。
　　
　　人道主義誕生於對宗教束縛人類身心的叛逆，它導致人類身心的自我解放。因此，在人類曆史上，是先有人道主義，後有自由主義。但二者卻是密不可分，連為一體的。沒有人道主義精神的自由主義很容易墮入邪惡，而沒有良心的自由，人道主義則沒有生存的土壤。
　　
　　如今的中國最缺乏的不是自由主義思想，不是各種宏大的思維和高超的理論，而是同情心、寬容的態度、溫和的思維、自由的良心，這些最基本的人道主義精神。一個理想的王國一定是充滿人道主義精神的王國。在中國的曆史文化中，人道主義從沒象歐洲那樣被高調地宣揚和討論過，這是我們曆史文化上的缺陷。在中國暴戾的思維越來越蔓延的今天，很有必要補上人道主義這必要的一課。
　　
　　
　　三、良心對抗暴力----卡斯特裏奧與加爾文的鬥爭
　　
　　從茨威格對卡斯特裏奧的讚美之中，我們可以看出茨威格思想中深沉的人道精神。他用充滿激情的文字為我們再現了卡斯特裏奧和加爾文這場“蒼蠅撼大象”的鬥爭。他優美的文字描繪出的卡斯特裏奧是那麽高貴、溫和、謙卑、富於同情心，渾身上下充滿著人性的光彩。而加爾文則是刻板、冷漠、自大，從不妥協，是一個隻讓人害怕，而不招人喜愛的人。這也正符合獨裁者的特征：“可以受人敬畏，但未必受人愛戴。”
　　
　　“加爾文反對協商和妥協。他意識到那些具獨立思想的人是獨裁政權的永無休止的挑戰者，因此他視那些‘隻為自己良心服務而不服從別人命令的人’為仇敵，必除之而後快。”他和中國很多的獨裁者持有一樣的理念：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卡斯特裏奧不是一個喜歡出風頭的人，就像任何時代的沉默的大多數，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出聲的。讓卡斯特裏奧挺身而出、高聲抗爭的原因是一個人的死，一個與他一樣的微不足道甚至有些怪癖和偏執的小人物的死。這個叫塞維特斯的人死於加爾文的迫害。隻因為他的與加爾文不一樣的思想被視為異端，他就被綁上火刑柱活活燒死。這是何等的殘忍，何等的野蠻！而實施這個殘忍和野蠻的卻是一個自封為上帝的代言人和追求聖潔生活和高尚道德的人，這又是何等的諷刺！
　　
　　茨威格道出其中的秘密：“對一個獨裁者來說，隻要在他的勢力範圍內有一種獨立的思想，他就永遠無法無憂無慮和充滿自信。”
　　
　　可任何獨裁統治如果不借助暴力就無法進行。“沒有武力，獨裁就不能想象，也站不住腳。”加爾文也一樣，當他窮途末路之時，暴力就開始登場了。他麵對那個和他一樣固執、一樣自命不凡的塞維特斯時，他感覺到他理論上的虛弱和思想上的軟弱，尤其是他無法說服那個小人物塞維特斯放棄他自己的思想時。
　　
　　在相互的不妥協和頑固的堅持己見之後，擁有武力的一方就要尋求暴力的解決方式。小孩子打架和成人衝突尋求暴力解決也都是源於同一種暴力思維。文革時的武鬥也是因為辯論時各執己見，互不相讓而演變為暴力衝突。這是因為人類習慣於用功利原則處理問題的結果。遏製這種暴力思維的唯一方式就是接受人道主義精神。
　　
　　人道主義者對違背人性的教條主義和極端主義有天然的反感。因此，象卡斯特裏奧這樣的“人道主義者以預言性的穎悟，早就遠見到如此固執、如此自鳴得意的人會給歐洲帶來災難。”可是，除非到了不得不說的地步，人道主義者總是選擇沉默。
　　
　　卡斯特裏奧最終還是被加爾文的暴行激怒了，他感覺加爾文在專製和教條的道路上走的太遠了，他的良心不允許他再默不作聲。這正是人道主義者的特征，他們的所作所為完全受良心的驅使，沒有任何功利的企圖。
　　
　　“那些最難決定戰鬥行動的人，一旦決定了，就是所有人中間最不可動搖的。卡斯特裏奧就是這樣的人。”卡斯特裏奧一旦決定行動，就不被任何壓力所屈服，表現出一個人道主義者發自良心的勇氣。他大聲質疑加爾文的暴行。在這裏茨威格用詩一樣的語言描述出卡斯特裏奧的名言“在最陰鬱的世紀長夜裏，猶如一道閃光，卡斯特裏奧提出了不朽的名言：‘把一個人活活燒死不是保衛一個教義，而是屠殺一個人。我們不應用火燒別人來證明自己的信仰，隻應為了自己的信仰而隨之準備被燒死。’”
　　
　　卡斯特裏奧反對用法律壓製言論，用教條壓製思想，用永恒的卑鄙壓製永恒的良心自由。他認為：‘一個國家在良心上沒有管轄權。”
　　
　　卡斯特裏奧清晰地指出獨裁者邏輯謬誤,“政府當局和個人見解之間沒有任何關係，那麽，為什麽他們一碰到一些在哲學信念上與自己不同的人就唾沫四濺暴跳如雷呢？為什麽要立即報告警察局呢？為什麽要這樣殺氣騰騰地仇恨人呢？沒有和解的精神就沒有真正的人道。隻有當我們大家都抑製住自己的不寬容時，才能和平相處。在獲得信仰的統一之前，我們即使時時意見相左，至少也要做到共同了解、彼此相愛、和平相處。”這是典型的人道主義觀點。可直到今天，我們這個所謂的現代社會依然缺乏這些最樸素的人道精神。
　　
　　“任何具有獨裁氣質的人的第一念，就是鎮壓和壓製與他本人不一致的意見。”事實上加爾文也的確是這樣做的。依仗暴力的恐怖統治和對言論自由的限製，加爾文的確在當時壓倒了卡斯特裏奧，他幾乎把所有卡斯特裏奧的著作焚燒一光，可是真理的頑強生命力是加爾文無法想象的。一個世紀後，這個在當時名不見傳的小人物的思想，收到整個歐洲人文主義者的歡迎，成為影響歐洲文明進步的重要力量。
　　
　　茨威格總結性地評價了卡斯特裏奧與加爾文鬥爭的偉大意義：“他有勇氣堅決反對一個世界範圍的恐怖統治，他對加爾文的鬥爭將永垂史冊。此外，就問題的根本來說，這曆史性的鬥爭超越了它所發生的那個時代的時空限製。那不是一些狹隘的、可定義的神學觀點爭執，也不是關於賽維特斯其人的爭論，甚至不是裁決自由派和正統派新教教義之間的爭端。在這場戰爭中，存在著一個範圍大的多並且是永恒的生死攸關的問題。” 這個生死攸關的問題茨威格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可我認為這個生死攸關的問題就是我們人類是否應該選擇人道主義的大問題。一個沒有人道精神的人類社會，即使再富有、再科技、再先進也是一個冷冰冰的充滿機器味道的僵死的社會。那不是人類應該生活的社會。
　　
　　《悲慘世界》裏的冉阿讓之所以讓人們唏噓感動，正是因為他那離棄仇恨，寬容對手，博愛慈悲的人道主義情懷。這正是人道主義的力量所在。
　　
　　一個沒有人道隻有教條的社會也是不會持久的，秉持教條、缺乏人道的獨裁統治總是落得人亡政息的下場。因為刻板的教條無法與溫情的生活相抗衡。
　　
　　真理永遠不會過時。因此，講述真理的偉大作品永遠是新鮮的。這也是我今天重讀《異端的權利》的原因。

《異端的權利》是一本文字十分優美的傳記，警句格言似的佳句比比皆是。因篇幅所限，我無法一一抄錄於此。還望大家能夠抽時間讀讀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