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爾文的專製權力不是我們理解的那種皇權。他是通過精神上的控製,以上帝之名義對人民進行奴役。當時日內瓦的世俗權力是民選的,市政會是世俗權力的頂點。可加爾文通過自己的影響力,通過精神上的控製方法,達到了政教合一的目的。因為,盡管當時的日內瓦是法製的城市國家,可是人們並沒有真正的精神自由,大部分人還是情願將自己的精神生活完全交予宗教。這本身並沒什麽錯,但是,當宗教不在是心靈的啟迪,而變成清規戒律和教條時,自由就不複存在了。茨威格在書中也指出:“自由,在昨天對他們好像還是最大的好事和快樂,而現在他們卻願意為了先知之故而將之拋棄掉。他們願意毫不抵抗地追隨這位領袖,實現默示的靈感甘於奴役。就這樣,在整個曆史進程中,人民隻是為了希望保持團結一致,心甘情願地讓人在他們脖子上套上枷鎖,並且還要親吻那把枷鎖強加於他們的手腕。“文革時的人們就是這樣。隻不過那個先知不再是加爾文,而是毛澤東。
產生這種思想的原因被茨威格歸結為人的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