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是沒有標點符號的，而是通過語感、語氣、語法等來斷句的（即“句讀”）。因此，如何斷句，對理解古文，顯得尤為重要。我們先來看兩個故事。
故事一：某財主要為他公子聘請一個私塾教師，但該翁生性吝嗇，既不肯出高薪水，又不舍得好吃好待，應聘者寥寥。有一天，終於來了個先生應聘，而且立了個字據：“無雞鴨也可無魚肉也可青菜一碟足矣”。老財主心想這位先生如此粗茶淡飯，正中下懷，喜出望外。於是，天天青菜蘿卜豆腐伺候。先生立馬抗議財主違約，財主不服，拿出字據說，是你自己寫的：“無雞鴨也可，無魚肉也可，青菜一碟足矣。”先生不緊不慢的對他說，你看好了，我的字據寫的可是：“無雞，鴨也可；無魚，肉也可；青菜一碟，足矣。”財主無奈，不得不從。
故事二：據說乾隆年間，素有“大才子”、“大煙袋”、“大色鬼”美譽的紀昀（曉嵐）在一篇抄呈乾隆總書記的報告中，用了王之渙的《涼州詞》。不過他粗心大意，漏寫一個“間”字，把“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寫成了“黃河遠上白雲，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乾隆皇帝閱後，龍顏失色，責令紀昀當眾朗誦一遍他所寫的《涼州詞》。紀昀發現錯誤後，戰戰兢兢，汗如漿出。好在他心思敏捷，靈機一動，應付了這尷尬的局麵。他對乾隆說：是臣改了一下這首詞，有意供皇上娛悅。於是他不慌不忙地念道：
黃河遠上，白雲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乾隆皇帝雖然怒其粗心，但見紀昀才思出眾，回答的也很巧妙，本著建設和諧社會的原則，放了他一馬。一場危機，這才化險為夷。這當然隻是個故事，曆史上也不一定真有其事，但如何斷句，的確是閱讀和理解古文言的關鍵，很多歧義和誤解，也起源於此。不僅現代人常犯這類錯誤，古人也然。比如，《呂氏春秋》上有一則非常有名“夔隻有一隻腳”的笑話：
夔是在堯帝的樂官（“樂正”），通曉音律。舜帝繼位後，曾想另尋他人做樂官，堯就忠告舜說，像夔這樣有才能的人，有一個就夠了（“夔一足矣”）。“夔一足矣”被流傳為“夔隻有一隻腳”。魯國的國君魯哀公也覺得很奇怪，就問孔子：“我聽說夔隻有一隻腳，真是這樣嗎？”（“吾聞夔一足，信乎？”）。孔子告訴他說，夔是人，怎麽會是一隻腳呢？他是通曉音律的人，堯帝是說夔這樣的人，有一個就夠了，不是隻有一隻腳 （“堯曰：‘夔有一，足也’，非有一足也”）。
現在我們再來看以下幾段文字：
《論語 . 泰伯第八》中有兩句耳熟能詳的話：“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很多人都把它斷句成“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繼而理解成“聰明的人喜愛河川，仁慈的人喜愛青山”。這完全是個誤解，而且說不通。難道聰明人就不喜歡山，仁慈的就不喜歡水？其實，這句話應該斷成“知者樂，水；仁者樂，山。” 意思是說，知者的快樂，象流水一樣活潑、生動、安詳；仁者的快樂就想高山一樣崇高、偉大、寧靜。這樣就說得通了。其實，這兩句話後麵還有兩句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 把上下文貫穿起來，就很容易理解了。
一個相反的例子是，《論語 . 述而第七》還有兩句飽受批評的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被認為是孔子鼓吹“愚民政策”。康有為和梁啟超先生曾認為這兩句應該斷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樣這兩句話的意思就從“愚民”變成了“親民”，完全不一樣了。不過這麽一解，反倒是牽強附會，頗有點“為聖者諱”的味道了。
再舉個例子，老子《道德經》中有句名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天地之母” 。對此，南懷瑾先生認為應該斷成“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我很讚同，因為“無”和“有”是道家最重要的兩個概念，就象佛家的“空”和“有”的概念一樣。
以上的幾則故事和對幾個古文例子，都彰顯出斷句對理解文字的重要性。因此，標點的出現也是曆史的必然。標點在文章和書籍中的普及，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後的新生事物。1919年，由胡適、周作人、錢玄同等北大六教授聯名向北京民國政府提出《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方案》。1920年，民國政府教育部發布《通令采用新式標點符號文》，正式頒布第一本用實施標點符號。同年，教育部命令所有公立小學一、二年級必須用白話教育，同時規定白話為國語。胡適之本人暴得大名的著作《中國哲學史大綱 . 卷上》（筆者注：下卷從未問世），就是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第一本用白話和新式標點寫作的“新書”。
一百年前那場疾風暴雨式的五四文化大革命，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其功過是非，智者見智，仁者見仁。但有一點我相信是大家都讚同的，那就是標點符號的運用 – 既方便了白話文寫作，也有利於對古文的理解 （盡管這並不是胡適之們的原意）。
（西元二零一二年仲夏 於美麗家園州寓所）請閱讀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