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記事起，就跟著外婆和兩個舅舅住在一個農家大院子裏。“反右傾”之後父親被派往外地工作，母親從大學病退回來，常常生病住院 （我那時侯覺得她住院的時間遠超過在家的時間）。白天家裏大人都要下地勞作，鄰居家的孩子們又都上學去了，我在家裏很孤單。外婆所在大隊小學的代課老師是我母親的中學同學，非常熱心。她有一次來我家串門，看到母親的為難之處，毛遂自薦要幫著母親帶孩子，私底下讓不到六周歲的我自帶板凳，坐進了她那個一、二年級的混合教室。那個教室不知道是由城隍廟還是土地廟改建的，牆上尚有遺留的神龕，神像已經不知去向。教室窗外有棵大樹，常有烏鴉或者喜鵲在樹上鴰噪。大樹下麵就是我們課間踢毽子、“擠暖暖”、跳房子的場地。
我的二舅舅隻比我年長十來歲，倒像是個大哥一般待我。他擔心我年紀小在學校受欺負，每過幾天便去學校院子裏晃一圈，放學時接我回家，順便警告幾個名聲在外的混小子。我還記得那時他在操場上掄著自己的柳條鞭子，上下左右甩的劈啪作響、那些七八歲貓嫌狗厭的小子們滿臉崇拜圍著他的場麵。很多年後，還有老同學跟我說“你老哥當年多威風呀！” 我沒有告訴她那是我舅舅，不是我哥，讓她眼饞。這樣子一直到初小四年級，我都算是背後有人“罩著”，從沒有受過氣。
我兩個舅舅都念過初中，在隊裏是能幹人。二舅是個好泥瓦匠，也會做點木工。但是在六十年代， 這些手藝和每日的辛苦並不能保證家人溫飽。也許因為周圍的人光景過的都差不多， 自己家的貧困便不是很刺目。二舅的性格始終很爽朗，下了工愛看個《七俠五義》、《水滸》、《西遊記》，最喜歡聽我老爸偶然回來時神侃天下大勢。平常給東家砌個炕，西家修個灶，人緣兒好得很。文革開始後，在我們心裏最受歡迎的二舅眼看就到二十三歲，媳婦兒還沒有著落。外婆和大舅媽四處托人張羅，終於有一家人不挑剔家境，願意帶女兒來上門相親。我們一眾孩子們聽說之後立刻炸了營：看人相親一定比看遊街有意思得多，何況還是二舅舅！我們盼望新媳婦的心情似乎比二舅還要強烈。
到了那一天，外婆特地用刨花水抿了頭發，梳了個齊整水滑的包包頭，褲腿裹得緊緊的，又把屋子和院子掃了好幾遍。堂屋裏的領袖像也“請“ 了一張新的來掛起。
我們幾個孩子生怕錯過這個家族裏的重大事件，一會兒跟著外婆進進出出，一會兒盯著二舅琢磨他的表情。二舅穿了一件不算太舊的草綠色褂子，刮了臉，被我們盯的有些無奈，喊我去看他準備的“四樣禮”：一本紅皮語錄、一支鋼筆（舅舅得的獎品）、一條毛巾 （印了紅字的）、好像還有個日記本，用一根紅繩捆成一紮，看起來是一份像模像樣的 （至少我當時覺得如此）禮品。我朝二舅做了個鬼臉，安慰他說 “挺好，新妗子不敢不喜歡 ！”
太陽快到中天，東家嬸嬸帶著西村的媒婆，引著羞答答的姑娘和她的母親進了院子。未來的二妗子不能算美人，但是細眉細眼笑眯眯的樣子很有親和力。臉蛋紅紅的，身板結實，外婆很滿意。等到媒人把二舅和姑娘一起單獨叫進了屋裏，讓他們“麵談“ 時，我們覺得重頭戲來了，爬在窗台上堅決不走開，要聽牆角。裏邊的人沉默了好久，急得我都想要敲牆了，才聽見二舅問：“你去過北京嗎？” 細細的聲音回答：“沒有。”又問：”你見過 毛主席嗎？” 答曰：“沒有。” 二舅歎口氣說：“我也沒有見過。” 之後屋裏又沒有聲音了。窗子外麵的人抓耳撓腮之際，又聽見二舅小聲咕噥一句 “我家窮，人口多 ”，當然還有如蚊子哼哼似的一句回答“我不嫌。” (以上要用晉南土話念出才有味道) 我跳了起來，忙去告訴外婆好消息。
相親皆大歡喜，準妗子帶走禮品，約好日子拍訂婚照，又提出唯一要求：聘禮得有一身紅條絨衣服當嫁衣。外婆東挪西借湊夠布票，滿足了這個當時相當奢侈的願望。我還記得二妗子嫁過來時從頭到腳紅彤彤推著自行車的模樣，那大概是她一生中最耀眼的時刻吧。
二妗子嫁過來之後，果然是老實人，雖說她大字不識幾個，手腳也不算伶俐，可是外婆就是喜歡她的老實敦厚。二舅夫妻兩個連生三個孩子，終於有兒有女。我覺得用“幸福”這個詞形容他們有些矯情，那個年頭的農村貧窮困頓，柴米油鹽尚且難得，大家所求不多。一家人平安，吃飽穿暖，養大孩子們就有個盼頭而已。我猜測二舅年輕時大約沒有機會忍受“少年維特之煩惱”，想起來終究是一件憾事。當然，這隻是我輩“讀書人”的想法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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