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屆冬奧會，是北京再次亮相國際體育舞台，比賽本身是精彩紛呈，但是也有很多的槽點，比如中國歸化球員，以及不同歸化運動員的不同待遇等等，本文是從一個世界視角來分析一下，體育外包和國家榮譽之間的競爭和融合。
（中國男女冰球隊一共有28名歸化球員，其中有六人完全無華人血統)
運動員跨國流動的國家邊界問題：在榮譽外包與民族情緒之間
▍運動員跨國流動是體育服務外包的特殊形式
（一）體育生產與服務的外包發展
“外包”（Outsourcing）英文概念直譯為“外部采購”或“外部尋找資源”，指的是利用與整合外部優質資源，進而達到控製成本、提高效率、提升自身核心競爭力和應變能力的一種管理模式和經營戰略。或者說企業將一些非核心的、輔助性的功能或業務外包給企業外部的專業服務機構，進而提高企業整體的效率和競爭力，而自身專注於那些核心的功能或業務。
外包可以簡化分為生產外包和服務外包。體育生產與服務一直是國際外包的主要範疇，也是全球化與外包發展的主要表現形式。WTO《服務貿易總協定》將服務分為12個部門，160多個分部門，其中“娛樂、文化和體育服務”為一個大部門類。體育服務外包業務與戰略呈現多元化發展態勢，諸如體育場館的外包經營與管理、體育公共產品的服務外包、職業體育聯賽的人力資源外包等。更寬泛一些來理解，體育經紀人提供的中介服務和職業聯賽外籍球員的招募，都可以視為一種服務外包的特殊形式。
職業體育俱樂部將長期招募體育人才的業務範疇外包給代理公司或經紀人，職業體育聯盟及賽事品牌將提供精神文化產品的核心要素環節外包給外籍球員或歸化球員。服務外包的最終經營管理目標是為了最大化提升職業體育俱樂部或職業體育聯盟的市場競爭力。
（二）體育服務外包的“空心化”發展趨勢
傳統上外包的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屬於企業的非核心業務範疇，因為外包該企業的核心業務意味著企業將失去市場競爭力。然而，最近一些企業的核心業務也正在外包出去，例如耐克、戴爾等全球性企業，外包出去企業的核心業務，甚至於高端活動，包括最新的專業知識或生產技能。這種趨勢至少表明，在企業積累了一定的先發優勢和比較優勢的情況下，職業體育市場的核心業務也可以實現外包。換言之，體育生產與服務的外包發展進入高級階段，即憑借資本主義和體育跨國公司的原始資本積累效應，實現了高度“空心化”的企業或品牌外包發展。
值得提出的是，任何球隊的管理目標要麽是成本最小化，提高服務質量以及獲取資源，要麽在大多情況下，重新組合這些目標，以實現資源整合進而提升整體競爭力。事實上，耐克企業的核心業務並不是體育用品製造技術和生產技能，而是在全球化文化經濟大背景大趨勢下，企業建立高度抽象化的品牌符號象征和縱深傳播的品牌營銷能力，這才是耐克真正意義上的、無可替代的核心競爭力要素。
結合耐克公司的發展案例，對體育服務外包的“空心化”發展階段就很好理解。體育服務外包的典範是美國四大職業體育聯賽、世界足球五大聯賽等全球品牌賽事，從整個業務流程的外包來看，可以分為銷售服務外包、人力資源外包、財務管理外包、智力資源外包、資產管理外包、行政管理外包等，其中作為供給體育賽事的核心要素環節———人力資源外包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人力資源指的是運動員、教練員、裁判員、管理人員、科研人員等，由於除精英運動員之外的人力資源群體處於相對飽和的供給狀態，或者說處於整個聯賽商業體係的附屬地位，這就致使精英運動員群體成為體育服務外包核心業務中的核心。很顯然，對於職業體育聯盟來說，精英運動員群體是可以替代的生產要素環節，而真正意義上的核心競爭力是職業體育聯盟的運行機製、品牌形象和商業模式。
（三）運動員跨國流動是體育服務外包的特殊形式
以世界足球五大聯賽為例，某一個國家不可能壟斷運動員的供給環節，或者說在聯賽整體競技水平和商業發展質量層麵上，不可能培養與供給整個聯賽係統所需要的精英運動員，尤其對於某國單一的球星生產機製而言。這就需要大量招募高水平的外籍球員，充實聯賽品牌的人力資源競爭基礎。以沃勒斯坦的世界體係理論為解釋視角，“世界體係”理論指的是建立一係列體製機製，將核心層至外圍層的所有資源進行重新分配。在這種情況下，較發達的足球核心地區（例如歐洲），將會從不太發達的半邊緣地區（例如中美洲和南美洲），以及欠發達的外圍地區（例如亞洲、非洲、北美洲和大洋洲）進行人才的挖掘，頂級的足球人才就會從半邊緣地區、外圍地區跨國流動到中心地區。
一些學者對運動員跨國流動的世界體係抱以批評的態度，並把世界足球描述成具有很強等級性的政治經濟活動。這種政治經濟活動受到殖民過程的影響，並由經濟不平等的關係所維係。世界足球一般被描述為“一個中心”，一個中心即指西歐職業足球聯賽市場，西歐從半外圍（南美）和外圍（非洲）挖掘了大量的足球人才，並把這些人才作為原材料，然後把這些原材料加以轉化和運用，以供在西歐中心市場的消費使用。
當下世界足球市場形成的“世界體係”這一“中心—外圍”的霸權主義格局，以博斯曼法案為標誌的歐洲職業足球自由轉會製度，扮演了“橋梁”與潤滑劑的體製機製角色。也就是說，從歐洲商業體育實踐出發，輔以“人權”“自由”“私有性”等價值普適性的名義，一步步推到國際體育秩序和國際法的層麵，旨在為“世界體係”霸權提供合法性。
運動員跨國流動這種人力資源外包的特殊形式，為了避免民族國家的壁壘鉗製，以及追求成本控製與利益最大化，更多的是在“自然人流動”的操作性層麵上予以實現。WTO《服務貿易總協定》中對“自然人流動”的概念界定，是指一成員的服務提供者以自然人身份進入另一成員的領土內提供服務。這無關於運動員跨國流動的雙邊機構或國家利益，隻關乎個人權利、自由意誌和行為選擇問題。處於“世界體係”中心層的國家，利用符合某種利益要求的預設體製機製，以壓倒性的談判話語權招募廉價的體育人才資源。非洲球員跨國流動到歐洲職業足球市場就是典型例子。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量非洲球員湧入歐洲足球頂級聯賽。受到曆史與殖民關係的影響，由俱樂部和球員代理建立的關係網絡發揮了轉會或移民通道的作用，非洲有天賦的年輕球員憑借這些球探關係網絡被源源不斷的輸送到歐洲各大足球俱樂部，非洲球員得以進入符合自身競技能力級別的俱樂部踢球，並作為職業生涯發展的跳板，逐步向更高級別的俱樂部流動，乃至成長為世界足球五大聯賽中豪門俱樂部的明星球員。例如，西甲聯賽的高度資本化已經形成了固有的球探關係網絡，在各大洲廣泛分布的球員代理招募人員，尤其是在南美洲和非洲地區。
世界足球五大聯賽外籍球員的全球招募隻是體育人力資源外包的一個重要方麵。此外還有一種特殊的外包模式值得關注，即在職業體育俱樂部有限控製範圍內打造全產業鏈外包模式，這也被視為一種特殊的“經濟作物”外包形式。職業體育俱樂部人力資源外包的最主要目的是為了降低成本投入，以便宜的價格招募到優秀的球員，許多職業體育俱樂部從海外招募更便宜的人才，並通過建立相關體製機製的保證，實現外包勞動力成本的最小化。相比於直接引進“成品”球員這一相對昂貴的外包模式來說，職業俱樂部在海外廉價勞動力地區建立訓練學院的人力資源外包模式成為符合降低成本要求的戰略選擇。
▍運動員跨國流動中的榮譽外包問題
作為體育服務外包特殊形式的運動員跨國流動全球趨勢，不僅僅意味著刺激當地體育賽事經濟的發展，而是在人的主體性層麵上具有更多的文化表征涵義。體育移民（Sports Migrants）的類型一般分為開拓者（Pioneers）、定居者（Settlers）、雇傭兵（Mercenaries）、海歸（Returnees）和國際遊牧者（NomadicCosmopolitan）等五大類，為便於問題討論，在此簡化為定居者和雇傭兵兩種類型。職業體育一般以追求賽事觀賞性和商業發展為目標，人力資源外包形式主要是以招募短期的聯賽“雇傭兵”為主，誠然，也存在一定數量的移民定居為目的，並轉換法定國籍的運動員。對於以商業利益為中心的職業體育而言，聯賽“雇傭兵”模式以及全球發生的狀況已經獲得了普遍共識。但是，對於精英體育這一概念形態而言，其概念本身承載的民族與文化涵義所產生的結果則截然不同。精英體育指的是高度競爭性的而非娛樂性的體育活動，並非所有以競爭為目的導向的運動員都是精英運動員，對競技水平的要求近乎苛刻，僅有少量的體育從業者可以達到這個標準，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所有的精英運動員都是職業運動員，許多業餘運動員為了從讚助商或廣告中獲得經濟收入，因此全身心的投入到體育行業中，並成為一名職業運動員。
從民族性的角度來區分精英體育和職業體育兩個概念形態。類似夏季奧運會、世界杯足球賽等精英體育賽事，蘊含了更豐富與多元化的國家認同元素，乃至引發民族國家緊張關係的文化表征內容。美國四大職業體育聯賽、世界足球五大聯賽等職業體育賽事，則蘊含了豐富的文化經濟和商業創新思維，二者有差異亦存有共性。精英體育賽事更多的是選拔代表國家最高競技水平的本國公民參賽，這裏麵存在運動員的法定國籍和體育國籍的區別，運動員既然代表了國家，就存在“我是誰”“我屬於哪裏”這一身份歸屬感的追問。
或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運動員惟有融入民族性進程和社會文化敘事中才能彰顯自身存在的價值，才能享受到普遍的社會尊重，乃至實現自我人生價值。1984年新中國奧運金牌零的突破，許海峰被譽為民族英雄，此後的中國女排姑娘、李寧、鄧亞萍等精英運動員均被烙上了民族英雄的象征符號。
運動員跨國流動麵臨兩難困境，對輸入國政治經濟的影響而言，運動員跨國流動為促進聯賽經濟發展具有積極作用，同時對國家既定的文化政治生態產生衝擊。文化政治生態這一概念比較宏觀，在此引用案例來進一步解釋說明。冷戰結束後意識形態邊界的消解，跨國資本主義進入全球化高速擴張階段，英格蘭職業足球市場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招募了大量的外籍球員，所造成的負麵影響損害了英格蘭本土球員的利益，尤其是限製了本土年輕球員的發展機會，進而對英格蘭國家隊整體競技水平造成不利影響，更重要的是，移民文化對英格蘭正統文化形成侵蝕力量。英國社會和媒體對於英超聯賽日趨國際化隱含的文化認同危機甚感擔憂，一些新聞報道經常提到“外國軍團”“外國入侵”等敏感詞匯，來提醒大量招募外籍球員對英格蘭國家認同形成的嚴峻挑戰。
事實上，正如英格蘭媒體的判斷，外籍球員或歸化球員很難放棄原初的國家認同或民族認同，融合到入籍國的社會文化傳統中。齊達內與法國足球的符號互動就是典型案例，足球象征了法國多元文化主義的“共和”思想和“自由、平等、博愛”民主社會精神，齊達內輕聲細語、性格內向、略帶笨拙的媒介形象贏得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力，齊達內在2006年德國世界杯決賽比賽中“用頭撞人”的出格表現引起非議，其對民族認同的觀點同樣引發廣泛的社會爭論，“許多我這一代的阿爾及利亞人移民來到歐洲，但從未放棄自己的文化。”
這充分說明，歸化球員對建立在某種文化和宗教差異之上的民族認同，已經抑製了法蘭西民族文化同化政策的有效性，並對法國多元文化主義的社會融合政策提出了嚴峻挑戰。值得注意的是，歸化入籍的本質是社會同化過程，社會同化是超越個人種族身份，適應與接受入籍國家文化的過程，與入籍國的群體或社會成員之間具有更大的同質性，並表現出同質化的社會觀念和行為取向。而事實上，更多的歸化球員隻是為了獲得入籍身份，分享入籍國的福利待遇和經濟成果，而將入籍身份所應當承擔的社會與文化責任拋之腦後。年輕球員在實現歸化的過程中，會有意識掩蓋真實的心理狀態和入籍目的，以便順利獲得入籍國身份，過上夢寐以求的好生活。如果歸化球員沒有表現出社會同化這一價值取向，那麽就不能說明歸化球員是在民族與文化意義上代表入籍國參賽，就是一種擁有法定國籍或體育國籍身份的“雇傭兵”模式。越來越多的運動員出於金錢利益而轉換法定國籍，這嚴重幹擾了國際體育的正常秩序。為此，各單項國際體育組織紛紛出台相關的球員跨國流動限製政策，諸如國際足聯出台的“6+5規則”、歐洲足聯出台的“本土球員規則”，對國際比賽或俱樂部注冊球員中的外籍球員人數進行了限製，實質是配額製導向下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翻版。
綜上案例影射出的是運動員跨國流動中的榮譽外包問題。人力資源外包過程中涉及到國家榮譽實現的部分，尤其體現在歸化球員或擁有體育國籍的運動員，代表入籍國參賽並為入籍國贏得更多的榮譽。也就是精英體育獨有的“為國爭光”功能，被外包給非本土運動員，由此也引發了廣泛的社會爭議。
▍運動員跨國流動中的榮譽外包與民族情緒問題
（一）榮譽外包使民族情緒問題突顯
這是一個高度專業化和不斷分化的世界，一個自然人、一個組織甚至一個國家的精力和資源稟賦條件有限，外包則成為了重新配置這些資源與精力的方式。生產製造可以外包，文化產品可以外包，人力資源可以外包，“為國爭光”也可以外包，在不久的將來，一個國家的精神信仰是不是也可以實現外包？如同從選擇嬰兒性別，到試管嬰兒和基因幹預，甚或未來可能出現的克隆人，人類的思想和行為愈發大膽，也愈發喪失邊界意識。回顧新中國競技體育的發展曆程，胡娜、何智麗、李矛、黃穗、李佳薇、馮天薇等前中國優秀運動員引發了廣泛的社會爭議，一次次撩撥著國人的情緒與神經。當置於體育全球化的趨勢與背景中，中國顯然不是特例，這樣的案例比比皆是。
例如，韓國隊主力前鋒樸周永為逃服兵役，被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點燃，引發了韓國媒體和民眾的強烈不滿。這一上升到民族自決和意識形態高度的民族情緒事件，後經韓國國奧隊主教練洪明甫的力挺，以及樸周永的誠摯道歉而平息。換言之，全球範圍內的運動員歸化將是大勢所趨，但卻不可避免的受到純粹的民族主義的挑戰。樸周永事件說明，運動員跨國流動中涉及到榮譽外包的部分，以及民族情緒問題的存在與介入，是引發社會爭議與公共輿論事件的主要來源。
令人困惑的是，屬於同一類型、同一性質的運動員跨國流動行為，在不同的國家、民族、社會、曆史階段中引發的情緒反應卻截然不同。也就是說，以社會觀念（橫向）和曆史進程（縱向）兩個維度來考察，如何理解運動員跨國流動中的榮譽外包行為，取決於社會價值觀的開放程度和曆史價值觀的發展進程。
（二）榮譽外包引發民族情緒問題的原因
現用科學、藝術等職業流動現象來理解榮譽外包與民族情緒的關係問題。中國各個社會領域的精英人才移民出境問題，其引發的社會爭議並未比運動員這一職業群體表現得更強烈。以著名科學家李政道、楊振寧為代表，二人在接受中國本土教育並奠定知識基礎之後，移民出境赴美國發展，隨後取得美國國籍，為美國的科學發展做出了貢獻。公民回報國家的這種貢獻，既有科學帶來的成果轉化效應，一些美國企業成為了直接的利益享有者，也有全球科學競爭帶來的榮譽影響，提升了美國科學的國際地位和美國公民的國家認同感。運動員跨國流動這種人力資源外包的特殊形式，同樣符合科學領域移民與人力資源外包所產生雙重社會效應的基本特征。歸化球員代表自己擁有的體育國籍的國家參賽，體育賽事產生的經濟效應，也來自歸化球員的一份貢獻。與此同時，歸化球員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比賽，體育賽事產生的國際影響，為參賽國在國際聲譽、形象、榮譽、國家認同等文化政治領域贏得了優勢，歸化球員也將成為這一榮譽體係和國家軟實力的組成部分。兩種情形及產生的社會效應十分相似，為何李政道、楊振寧受到了普遍的尊敬，而胡娜、何智麗卻扣上了曆史的帽子。
新加坡籍學者Jason Phan認為主要的問題出在國家的追求方麵，並區分了“國家追求”的兩種類型，一是指追求社會係統的卓越，二是指追求公民的優秀。如果一個國家擁有卓越的社會係統，國家就會借助這一係統培養出源源不斷的優秀公民，這意味著一個國家的社會係統為自己的公民提供基礎設施、技術和資金，以便支持他們在某些專業領域取得卓越的成就。如果盲目追求公民的優秀，類似於迅速改籍的西班牙國家隊前鋒科斯塔式“成品”球員引進模式，社會係統的卓越就沒有發揮應有的支持效應，這種直接從海外購買人力資源，帶有明確的功利目的，以便獲得“為國爭光”效應的國家行為，會對現代國家存在的根基———國家認同感形成威脅。丁肇中、李政道、楊振寧等人接受了美國高等教育體係的培養，研究生導師不乏物理學界大鱷，美國的科學與教育體係從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也將成為本土公民認同移民群體做出“為國爭光”成就的觀念基礎。
（三）榮譽外包與民族情緒間的價值平衡
從運動員跨國流動的角度而言，歐洲國家為緩和日趨功利化的足球運動員移民狀況，維護歐洲民族認同的純粹性，歐洲足聯實施了配額製導向下的“本土球員規則”。歐洲國家借鑒了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靈感，用配額製化解運動員跨國流動對歐洲文化認同產生的消極影響，並且“本土球員規則”的政策初衷是要提升歐洲國家體育係統的影響力，進而維護歐洲之所以卓越與強大的文化密碼———公民對國家的認同感和自豪感。置於中國社會的傳統觀念土壤中，非民族根係的移民運動員入籍並代表國家參賽，是絕不允許的民族行為。試想，都是黃皮膚的中國男足，歸化黑人球員代表國家參賽，這將是一件多麽別扭難堪的民族事件。如同一個家庭的存在與運轉，可以將房屋清潔、雜物活計、日常事務外包給專業人員，卻不會讓生小孩的義務由外人來做。中國可以允許聘請外籍教練，輔助提高中國本土運動員的競技水平，進而證明中國社會係統和競技體育“舉國體製”的合法性和優越性，維護國人對祖國的認同感和民族凝聚力。
由此，雇傭外援的方法是道德與社會病態觀念的反映，運動員們把體育當作一種實現個人目的的工具，對國家政治與文化生態的衝擊主要表現為：代表國家參賽的象征意義，在金錢麵前黯然失色，雇傭兵式的運動員入籍動機玷汙了神聖的公民身份，致使公民對祖國喪失認同感。以民族情緒為觀賽氛圍的精英體育賽事，失去了賴以生存的文化政治土壤，國家比賽失去了精神寄托，變得索然乏味、無人問津，導致體育賽事的商業價值大打折扣。同時打破了民族主義價值觀主導的全球秩序平衡，讓民族國家信仰無處安身，將引發新一輪的全球社會文化危機。這一道德病態觀念可以通過培養正確的國際體育競賽價值觀予以避免，諸如展示公平競爭的傳統美德，展示團隊和國家代表的優良傳統。也就是說，代表一個國家的動機應該建立在對文化團結、愛和自豪的祖國真實感覺之上。
以商業利益為目標的職業體育發展形態，隻是一種體育賽事人力資源外包或者說能力外包的形式，避免了一個國家的榮譽外包問題，進而繞開了由榮譽外包可能引發的民族情緒乃至社會爭議。而事實上，世界足球五大聯賽、日本J聯賽、中超聯賽等職業體育賽事，外籍球員的引入與表現並未引發民族情緒反應，反而因為外籍明星球員的到來，而使職業體育聯賽煥發勃勃生機。以國家榮譽為目標的精英體育發展形態，更多的是將國家榮譽這一精神信仰的創造與生產作為價值旨歸，就如同生小孩這件事要自己親自來做，國家代表這一神聖的民族主義產物，必須由純正民族血統的本土球員承擔。安德森關於民族國家這一“想象的共同體”的論斷切中肯綮，現代國家的起源與成長幾乎都在民族統一的神聖名義下淪為虔誠的民族國家集團。
▍運動員跨國流動中的國家邊界意識問題
（一）國家邊界意識的融入
處於21世紀信息網絡化時代的民族國家，顯然不會以地理範疇和民族自決這一傳統意義上的區隔特征，來確定後現代國家的認知邊界。21世紀國家文化政治領域最核心的要素是什麽？是國家邊界意識，是一個國家的領導者、精英群體和全體公民對祖國之所以成為心靈居所的情感表達、價值認同、理想與期待。運動員跨國流動中榮譽外包行為所產生的社會爭議問題，很巧妙地成為了確認國家邊界的指示器和風向標，並在一係列社會爭議事件中不斷確認、生成與調整國家的邊界，使公民對自己的國家、民族和文化認同維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水平線上。
每個國家的資源稟賦條件和比較優勢不盡相同，有些國家缺少人力而需要引進勞工人員，有些國家缺少智力而需要引進科技人才，有些國家缺少財力而需要引進投資群體，有些國家缺少國際榮譽而需要引進運動員。在全球化資源高效配置時期，每個國家都將根據自身的經濟與社會發展需要，建立符合自身特點的人才輸入補給係統。而在運動員跨國流動這個議題中，國家邊界意識的融入與再現問題，日趨突顯其重要的文化政治調節功能。運動員跨國流動中榮譽外包行為，哪些獲得國人的理解，哪些遭到國人的唾棄，甚至同樣的行為引發不同的輿論效果。
例如，由中國精英運動員移民組建的新加坡女子乒乓球隊，在國際乒壇迅速崛起，引發了國際國內的廣泛爭議。這種短期內實現技術移民的國家行為，很明顯是一種帶有功利目的的“雇傭兵”行為，但問題是植根於新加坡的曆史傳統和國家邊界意識中，這種“雇傭兵”行為是否能夠獲得公民的理解。新加坡是一個種族、宗教、語言和文化多元化的移民國家，種族和諧一直是國家治理政策追求的目標。新加坡僅400萬人口，與移民造就美國超級帝國一樣，源源不斷地輸入外來人才是保持新加坡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新加坡奪得北京奧運會乒乓球女團銀牌的主力球員王越古、馮天薇與李佳薇均是中國移民，並代表新加坡參加了倫敦奧運會乒乓球比賽。該事件招致了一些學者的批評，主要觀點認為運動員跨國流動中榮譽外包行為不能喪失國家認同的底線。這些批評觀點並未考慮一個國家的曆史傳統和特定的文化政治環境，在移民問題引發輿論影響過程中所扮演的社會價值衝突的緩解作用。該事件並未逾越一個國家的成長曆史和道德底線，新加坡從英屬、日據、邁向自治、新馬合並時期，到立國至今一路走來，華人是新加坡種族文化的源流，是見證與推進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新加坡從國家發展的高度適時引導新時期的民族認同建構，具有高屋建瓴的國家發展戰略價值。
這裏麵也要看到新加坡籍學者Jason Phan指出的“華麗的國家統計數據”問題，諸如移入許多富有的外國人來提高國民人均收入水平，這些人隨後適應了移入國的文化，卻不能代表國家為消除貧困所做出的努力。因為從國家統計數據上變得好看了點，但卻並沒有真正解決貧困問題。這一討論案例影射出現實中的一些扭曲現象，例如中國民營企業家為求企業海外上市，將國籍改為聖基茨和尼維斯聯邦，經濟數據的變化並未改變民企老板為中國創造財富的事實，對於聖基茨和尼維斯聯邦而言，這確實是一堆“華麗的國家統計數據”。然而，對新加坡女子乒乓球隊來說，榮譽外包引發的摘金奪銀效應，顯然不僅僅體現在統計數據上。以中國乒乓球運動員譚瑞午移民克羅地亞為例，譚瑞午的到來不僅直接提升了克羅地亞乒乓球隊的整體實力，也讓更多的本地人關注與支持乒乓球運動的發展，為乒乓球運動的全球普及和發展，以及緩解乒乓球運動在歐洲地區影響力的持續下降趨勢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很顯然，不論是中國移民運動員之於新加坡、克羅地亞、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乒乓球運動發展的影響，還是方丹、普拉蒂尼、齊達內、圖拉姆、亨利、德塞利、維埃拉等移民或移民後裔球員之於法國足球的貢獻，絕不僅僅是增添“華麗的國家統計數據”這類極端案例，而是蘊涵更為豐富的社會文化內容。
（二）國家邊界意識的開放與消解
時至今日，全球技術人才的跨國流動已經獲得世界諸國的普遍認同，全球人才的爭奪戰正在激烈進行中，憑借自身技能移民出境謀求更好發展已經成為自然人自由選擇的權利。運動員跨國流動問題也不例外，流動趨勢更是無法阻擋。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足球賽32支球隊中，僅有巴西、韓國、烏拉圭、尼日利亞、洪都拉斯等少數幾支沒有移民歸化或改籍球員的國家隊，其它參賽隊或多或少甚至大量存在移民歸化、改籍或移民後裔球員。大部分球隊巧妙化解了運動員跨國流動中榮譽外包帶來的社會爭議問題，而在把握與處理引發社會爭議的核心要素上，即民族情緒的降溫與消解過程中，與新加坡女子乒乓球隊麵臨的社會輿論環境極為相似，國家曆史傳統和社會開放程度這兩個因素發揮了重要的緩衝作用。
其一，歐洲發達國家憑借殖民地的曆史、政治與文化遺產，重建了後殖民時期相對穩定的跨國交流關係網絡。例如，巴西世界杯足球賽阿爾及利亞隊的14名歸化球員全部來自法國，坊間戲稱為“法國二隊”。與之相對應的是，法國也是阿爾及利亞精英球員移民歸化的最佳選擇，齊達內具有代表性。這種由殖民地曆史遺留與傳承下來，並在語言、習俗、文化、情感、價值觀等方麵積累的曆史遺產，解決了阿爾及利亞人在法國，或者法國人在阿爾及利亞工作與生活，乃至榮譽外包行為的國家與民族合法性問題。誠然，也需要考慮到超出一個民族國家的情感承受範圍的極端案例，2010年南非世界杯足球賽阿爾及利亞“國歌門”事件堪稱典型。在赤裸裸的“金元足球”麵前，球員不會說代表國的語言，甚至不會唱國歌，無論出於個人職業發展、金錢利益誘惑、國家榮譽外包等原因，這都是對現代國家存在的邊界意識，具體來說是對國家認同感和民族凝聚力最危險的顛覆。雙重國籍這一界定國家邊界的移民政策進一步縱容了帶有明確功利目的的榮譽外包行為。
其二，美國、英格蘭、德國等發達國家的文化邊界高度開放，這也有利於緩解外來移民對遷入國既定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生態形成的衝擊。在巴西世界杯足球賽上為球隊建功立業的移民或移民後裔球員，諸如厄齊爾之於德國，瓊斯之於美國，奧裏基耶之於比利時，科斯塔之於西班牙，這些球員都比較柔性地融合到遷入國的社會與文化生活中，贏得了新宿主國家人民的關注和認同。誠然，分析問題不能絕對化，發達國家經濟體本身並不能完全代表國家、民族和文化邊界的高度開放。最典型的案例是由歐洲內部族群認同問題引發的職業俱樂部“本地化”發展過程，西班牙巴塞羅那足球俱樂部代表了加泰羅尼亞地區的曆史、民族和文化複雜性的本土認同，畢爾巴鄂競技足球俱樂部則是巴斯克地區的象征，正如俱樂部的曆史傳統——“隻雇傭巴斯克人哲學”所彰顯的文化涵義，致力於地方主義價值觀、地區性族群認同和區域性民族主義的象征建築，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社會場域。
總之，國家邊界意識的融入，對運動員跨國流動問題帶來了更為豐富的變化。在以往的觀念中，民族主義總是背負阻礙社會進步發展的罵名，而現在更為緊迫的是要辯證看待民族主義、民族情緒、國家邊界意識的積極作用。伴隨近20年來大量移民歸化球員遷入歐洲國家，歐洲主要國家的職業足球聯賽愈發具有世界性，同時引發了持久並仍將持續下去的種族與文化衝突問題。近10年國際足聯和歐洲足聯推行了一攬子反對足球種族主義和球迷教育活動，此舉的商業動機昭然若揭，國際體育組織以期保持國際體育賽事的市場活力。與此同時，反對體育賽事中的民族主義行為，反對超出人類情感表達維度的民族情緒問題，反對應激過度的國家邊界意識，必須恰到好處，適可而止。正是由於存在這些高度激化的民族性因素和民族主義傾向，才使得諸如夏季奧運會、世界杯足球賽等國際品牌賽事變得如此具有吸引力，極富市場活力和增值潛力。或者說民族情緒或國家邊界意識的主要功能在於克服日漸被金錢利益吞噬掉的國家精神信仰危機。
▍結語
在榮譽外包與民族情緒之間，運動員跨國流動的國家邊界問題，從哪個視角切入，以哪種價值取向，或者置於何種社會與文化語境，將呈現出更為豐富的觀點。對於植根於這一全球大趨勢與背景中的民族國家進程而言，努力尋找那些遊離於媒體與社會之外的邊緣化觀點與價值，辯證看待運動員跨國流動現象即顯得格外重要。或許運動員跨國流動過程中人力資源外包和榮譽外包行為並沒有“好”與“壞”、“對”與“錯”之分，而僅僅取決於國家邊界意識的能動性所能發揮的作用。或者更具體地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機構、一個群體、一個人如何理解這樣一種全球變革的背景和趨勢。或者更寬泛地說，移民時代如何去定義一個國家的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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