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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之父李光耀將新加坡建成如自己那般堅定而又理性的國家。年近87歲的他思索著年老力衰及其伴隨而來的痛苦的問題。他問道，“最後一片葉子，將在什麽時候飄落？”
“我感到活力和精力在慢慢衰退。我是說總體上，每一年，你感到自己不如前一年。但這就是生活。”李光耀說道。他所發展起來的“新加坡模式”，即保持經濟增長和實行嚴格的社會控製，使他成為亞洲最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之一。
在上周的專訪中，李光耀進行了不同往常的思考，談及年老體弱帶來的各種疼痛，談到冥想給他帶來的寬慰，提到了他如何掙紮奮鬥，把資源匱乏的小島建設成為繁榮的國家，還說到他擔憂下一代人可能會把他取得的成就視為理所當然，不加以珍惜。
在他那寬敞明亮的辦公室裏，李光耀穿著隨意，上身是風衣，腳上是跑鞋，雖然看上去老了些，背也有點駝，但是思維依舊敏捷。雖然不再管理國家的日常事務，但隻要還活著，在他一手成立的國家裏，李光耀仍然是舉足輕重的人物。
但他說，在最後的這幾年裏，陪伴他61年的太太因中風而臥病在床，無法說話，這使他感到黯然。
“我盡量讓自己忙著，但閑下來時，總會時不時想起我們一起經曆的快樂時光。” 以務實態度對待生活的李光耀認為神是不可知的，但接下來的話，卻似乎透著幾分他對那些在宗教中找到力量和安慰的人的羨慕。“我怎麽安慰自己？”他自問道，“好吧，我隻能說，‘生活就是這樣’。”
“接下來會怎樣，我不知道。沒人起死回生過。”他說。
從1965年新加坡成立時開始擔任總理，直到1990年引退，李光耀建立起了他所說的“第三世界地區裏的第一世界綠洲”。他的治國效率和廉潔執政備受讚譽，可同時也遭到人權組織的指責，批評他限製政治自由，通過起訴反對者誹謗對他們施加恐嚇。
李光耀現在是內閣資政，在他的兒子李顯龍擔任現任總理的政府中，他有著很大的影響力。現在籠罩著新加坡的問題是，一旦李光耀離去，他的模式將會以怎樣的形式存在，又會持續多久。
李光耀總是體力充沛，他堅持遊泳、騎單車、按摩等養生法對抗衰老，但或許更能使他抗衰的，是滿滿當當的參加國內外會議和演講的日程安排。 “我知道，要是我停下來，我會老得很快。”在采訪進行了一個小時後，話題從追憶人生轉到了地緣政治，這些晚年歲月似乎悄悄溜走了，他又變得活力四射、充滿力量，他仍然有著廣闊的世界觀，明察秋毫、居高臨下。
但是，他說，他有時回頭看這些為抗老防衰所做的努力，覺得很“荒謬”。
“我快87了，盡量保持健康，表現出精力充沛的樣子，這得下功夫，但這功夫下得值不值呢？”他說。“我嘲笑自己總努力地保持勇敢的樣子。但這成了習慣。我就讓它習慣下去。”
每到入夜，坐在太太的病榻前，是他最難捱的時候，李光耀說。他的太太柯玉芝現年89歲，兩年多來無法動彈，也無法開口講話。從他們一起在倫敦學習法律時開始，柯玉芝一直是李光耀的紅粉知己，在他身邊，支持他，給他建議。
“每天晚上，我跟她說話時，她都知道。她為我保持清醒；我跟她聊我白天的工作，給她讀她最愛的詩歌。”李光耀打開一個大表格，上麵記著他的閱讀書目，有簡•奧斯汀（Jane Austen）、魯德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和劉易斯•卡洛爾（Lewis Carroll）的小說，也有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
李光耀說他最近一直在讀基督教的婚誓，為這句話所打動：“無論生病或健康，無論境遇好壞，相親相愛，相互扶持、相互珍惜，至死不渝。”
“我告訴她，‘隻要我能，我會盡量陪伴著你。’生死由命。她明白的。”不過他也說：“我不知道誰會先走，是她？還是我？”
晚上聽到隔壁房裏傳來太太的呻吟聲時，他說，他會冥想20分鍾，念誦一位基督教朋友教給他的禱告語“Ma-Ra-Na-Tha”。
“Ma-Ra-Na-Tha”是阿拉姆語，出自《聖保羅致哥林多前書》（St. Paul’s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的結尾處，有幾種譯法。李先生說他所知道的意思是，“到我這裏來，主耶穌。”(幫助我，主耶穌) 雖然他不是基督教信徒，但他覺得這禱告語的發音讓人聽著覺得安慰。
“問題是要讓自己不要胡思亂想，心猿意馬。”他說，“（讀了禱告語後，）你會慢慢平靜下來。白天的壓力和焦慮得以釋放。這樣也就比較容易入睡。”
新加坡著名的作家兼社會批評家林寶音這樣描述李光耀，“專製獨裁、務實、少動情”，但他不加理會。
“她是個小說家！”李光耀說道，“所以，她把一個人的性格簡單化，”炮製出李光耀口中的“我的漫畫形象”。“可會有人是那麽簡單、那麽單純的嗎？”
太太的病給他帶來持續不斷的壓力，這比他這些年在政治舞台上所麵對的壓力更沉重。但在回顧他過去的人生時，李光耀不止一次提到了他最苦不堪言的時刻，在1965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聯邦宣布獨立時，他當著眾人的麵愴然淚下。
這巨大的痛苦給李光耀帶來了決定他一生的挑戰，即創造和發展一個繁榮穩定的國家，還有防止其多元種族——中國人、馬來西亞人、印度人之間的衝突。
“我們不具備一個國家該具備的基本要素，我們是多元民族，缺乏共同語言、共同文化、共同命運。”三年前在接受《國際先驅報》的采訪時李光耀說道。
安穩地享有現代新加坡提供的福利的年輕一代要求更加開放的政治，要求自由的思想交流，這使李光耀感到擔憂。“他們認為一切本來就是這樣子，可以肆意對待。”他說，“他們以為這一切會自動運轉。但我知道從來都不是如此。”
他們要求政治開放，這必然會走向以種族為基礎的政治，他說，那“我們的社會將會分裂”。
李光耀稱自己是政治街頭霸王，他常通過控訴對手誹謗來打壓他們。
他認為有必要通過訴訟來維護他的好名聲，他也無視西方記者的批評，認為他們不過是在新加坡“進進出出”的“十足的廢物”。
不管怎樣，這些記者或是他們可能會寫的訃告都無法對他的所作所為下定論，李光耀說，能夠下定論的，是以後的學者，那些將會依據事件的曆史背景來加以研究的學者。
“我並不是說我所做的一切是對的，”他說，“但是，我所做的一切都為了一個光榮的目的。我不得不做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不得不未經審判把同僚關起來。”
雖然葉子開始從樹上飄落，但是李光耀的故事尚未結束，他說道。
李光耀引用了一句中國諺語，蓋棺定論。
“等到棺材蓋蓋下時，再判斷，再去做評估。在雙眼閉上之前，我說不定還會做些荒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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