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三年災害
轟轟烈烈的1958年過去了，報應隨之而來。先是食堂的糧不多了，由管飽到定量，由兩個饃饃改為一個饃饃，再由饃饃改為摻雜麩皮的窩頭。後來連窩頭都沒有了，隻有稀飯，而稀飯越來越稀，返銷糧成了泡影。最後，堅持大半年的大鍋飯終於熄火，人們回到連鍋都沒有的家，茫然四顧，連一點吃的都沒有了。
人們開始到場上去翻找，到地裏去尋覓。
1959年開春，餓極了的社員去地裏扒已爛了的紅薯、發芽的花生，一粒一粒地撿拾發黴的豆子、發黑的麥粒。接著就是野菜、樹葉、樹皮。最後，連觀音土、玉米芯都向嘴裏填。1954年頒發的《關於禁止農民盲目離開農村的規定》堵死了農村人出去逃荒要飯的路。為了不丟社會主義的臉，公社派民兵在各個路口把守，防止社員逃荒要飯。
人餓得打晃，渾身浮腫。婦女餓得斷了經。老弱病殘紛紛倒下，開始還有口棺材，還舉行個殯葬儀式，後來，用席子一卷就下葬，連哭的力量都沒有了。
離我們村不遠有一個叫蔡莊子的小隊，後來改名成羊屎蛋子村。說起來還是個笑話。
這個村的小隊長叫廣田。廣田是個務實人，他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聲中，各小隊攀比報畝產量，越報越高。廣田報的總是最低的一個。氣得大隊長都想換掉他。1958年秋收季節，在比進度的競賽中，廣田小隊終於奪得一麵紅旗。可晚上，他又叫上幾個親近的人到地裏進行複收。複收的糧食全部藏到食堂倉庫裏。這是很危險的。因當時有個政策，所有糧食必須上繳，私藏糧食就是破壞統購統銷政策。
廣田製止食堂浪費，孩子大人分別定量。也就是這些原因，蔡莊食堂一直堅持到59年的春耕春播。
春天一粒種，秋天萬擔糧。廣田知道春種的重要性。
春耕春播開始後，廣田的精力全部放在這項工作上，食堂的事不再過問。
一天，食堂管理員老王找到他，愁眉苦臉地說：“倉庫裏隻有兩袋麩皮和幾筐地瓜幹，還有幾鬥雜糧麵。如果多摻些菜，還能多吃幾個月，不摻菜光吃糧，幾天就吃完了。”
“白菜幫子吃完了我知道，蘿卜纓子、胡蘿卜纓子也吃完了嗎？”廣田問。
“沒有了，一棵都沒有了。”管理員答。
廣田撓頭了。
春耕大忙季節，抽不出人去挖野菜。炊事班就三四個人，百口人吃飯，整天忙地團團轉，根本沒時間去剜野菜。
撓著撓著，廣田突然想起，不是有地瓜秧嗎？讓炊事員抱來，洗一洗，剁巴剁巴，不就可以下鍋了嗎。
原來去年秋收時，地瓜秧堆在地裏沒人要，廣田想到隊裏有三四隻老綿羊還要割草喂，不如喂地瓜秧。於是，就讓飼養員老張頭把地瓜秧全部拉到羊圈裏，讓羊隨便吃。
羊在春節前被公社調走幾隻，剩下的一隻春節打了牙祭。這地瓜秧肯定剩下不少。
想到這裏，廣田對老王說：“走，跟我去羊圈。”
羊圈裏果然有不少地瓜秧，厚厚的一層。不過，最上邊一層被羊糟蹋的不像樣子。屎尿凃了一層。
廣田和老張頭把最上頭那層用杈子挑到一邊，讓炊事員抱一些下麵的去淘洗。經過一冬的地瓜秧有的還保持著嫩綠的顏色。
中午，收工回來的社員便吃上了剁碎的地瓜秧和上雜糧麵而煮成的稠糊。
那時，十有八九的食堂都關了門，已有餓死人的傳聞。
蔡莊社員的七大姑八大姨知道蔡莊食堂還開夥，就來蔡莊走親戚。
來的都是客，又不能拒絕，炊事員隻好每人盛上一碗。人多了，炊事員的工作量加大。就有些不太高興。淘洗地瓜秧時就有些馬虎。晚上開火，稠糊變菜稀飯。
正吃著，一個小夥嚷了起來：“我碗裏怎麽有個羊屎蛋？”大家聽說都用筷子劃拉自己的碗，有人喊：“我碗裏有半個。”說著夾起來給大家看。有人說是的，有人說不是的。哄笑聲一片。不過沒人生氣，沒人去找炊事員，大家把疑似物扔掉，一點不剩全喝光，還眼巴巴地望著鍋。炊事員開始洗涮鍋灶，這些人才慢慢散去。
臨走，一個小夥子高聲說：“你們別叫蔡莊村了，幹脆就叫羊屎蛋村算了。”大家哄笑著拍手叫好。就這樣，蔡莊的另一個名字，羊屎蛋村不脛而走。後來，大夥好像忘了蔡莊這個名字，隻知道有個羊屎蛋村。
有媒婆給姑娘介紹對象，姑娘問那村的？媒婆說是蔡莊村的。姑娘有些猶豫，媒婆趕緊改口，就是那個羊屎蛋村。姑娘馬上喜笑顏開，點頭同意。姑娘解釋說，有羊屎蛋飯吃，也比餓死強。
在三年災害時期，雖說生活在城鎮裏的我們沒被餓死，但也餓得夠嗆。計劃經濟時代，什麽都定量。弟弟每月10斤，母親27斤，我27斤，父親下井活重42斤，一個月共106斤。
現在的年輕人會說，一個月一百多斤還不夠吃的？如果放在現在，四口之家可能還吃不了。現在是吃不了，可現在有幾個年輕人在家做飯吃？外邊有的是小飯店，想吃什麽有什麽，管個夠。
可在消滅資產階級時期，在“寧願要社會主義草，不要資本主義苗”的口號聲中，誰敢私自種莊稼種蔬菜？一切都是計劃經濟，國家給城市人口配發隻能維持生命的必需。關鍵是副食品少得可憐。每人每月二兩油，三兩肉，二兩糖，幾斤青菜。根本沒有菜市場，隻有供銷社。居民拿著各種票證去指定地點購買。就是說，肚子裏沒有油水，不抗餓，所以那時特別能吃。早上喝兩大碗稀飯去上學，走不到學校就把午飯摻著野菜的餅子吃光了。中午就用開水充饑。下午的兩節課最難受，腸胃翻江倒海，“咕咕”作響。等到放學回家反而沒有什麽感覺了。
母親說，這是餓過勁了。
我家有三種飯：一種全糧煎餅是父親下井帶的飯，一種半糧半菜的窩窩頭是弟弟的主食，而用少許麵摻大量野菜、隻能用雙手捧著吃的餅子則是我和母親維持生命的主食。
母親帶我去剜雙雙芽，用開水燙後還要在清水浸泡七天才能吃。後來雙雙芽讓大夥剜完了，就去擼榆樹葉、柳樹葉。其中最難吃的要數楊樹葉，不問浸泡多少天，都苦得難以下咽。
母親是個孝敬兒媳，她不能眼睜睜地看著公公婆婆在鄉下餓死，每月就讓我給爺爺奶奶送些米麵，也不過幾斤的樣子。
有一次送的是大米，走到半路，我餓得實在走不動了，就抓了把生大米塞進嘴裏，呀。真好吃。真香。我情不自禁地抓了一把又一把。
1960年的初夏，在爺爺家，我發現路旁一棵桃樹下落了些隻有指頂那麽大小、被路人踩扁的毛桃，拾起來就向嘴裏填，味道還不錯，甜絲絲的很好吃。於是，我蹲在地上撿一個吃一個，連擦都不擦一下。地上的吃完了，就摘樹上的。樹上的不好吃，澀、苦。
下午，我胃疼得直打滾，奶奶摳我的喉嚨，我嘔吐出好多碎毛桃來才算好些。
第十二章 本家叔叔的幸運路
我有一個瞎眼二爺爺，和我爺爺是堂兄弟。
二奶奶有些智障。他夫妻倆一輩子不知生了多少孩子，最後隻活下一個男孩，比我大三歲，起名邱保豐。乳名小丟，我叫他丟叔。
解放前二爺爺一家以乞討為生。
一般都是二奶奶手裏拿著打狗棍走在前頭，二爺爺一隻手搭在二奶奶的肩上，另一隻手抱著孩子，一家三口就這樣走家串巷討生活。保豐叔三歲時，二爺爺就不讓二奶奶跟著出去討飯了，他帶著丟叔一起去。
他自己摸索著做了個打擊樂器，把一根三尺多長、比簫粗一些的竹竿側麵挖五六個10厘米長的洞，再把穿上幾枚銅錢的小細棍分別鑲嵌在竹竿的洞裏。
二爺爺把它叫蓮花落。使用時，拿著竹竿的中間，用竹竿的兩頭擊打自家身體的各部位。有節奏的金屬撞擊聲不絕於耳，很好聽。
二爺爺帶著孩子挨家挨戶去叫好。二爺爺一邊擊打蓮花落一邊唱：“吉星落到吉祥家。”三歲的叔叔就用稚嫩的聲音高聲接腔：好。二爺爺又唱：“六畜興旺錢滿匣!”孩子接口：好。就這樣一直討到解放。
解放了，他們家分了二畝地，在族人的幫助下，倒也能糊口。土地入了社，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最幸福的就是二爺爺，他拿著從食堂領來的白麵饃，激動地對我爺爺說：“哥，這下可好了，這下可好了。”
可惜隻好了一下，沒過多久，食堂就關了門.
二爺爺想重抄舊業去乞討，領導安排民兵把著路口不讓走。說是社會主義國家不允許要飯。
二爺爺餓得躺在床上起不來，二奶奶靠著搭在茅房牆上的一束地瓜秧活著。
三天後，幾個人架著床，把二爺爺倒進一個土坑，算是入土為安了。
有點智障的二奶奶，吃完牆上的地瓜秧以後，就沒有吃的了。餓極了就跑到麥地裏揪了把剛灌漿的小麥在手裏搓了搓，吹去麥芒就慌忙向嘴裏塞。還沒等咽下去，就被看護青苗的民兵發現，嚇唬她說：“你吃吧。你這是破壞公共財物，明天就開大會批鬥你，你聽，大喇叭正叫你的名字呢。”誰知二奶奶經不住恐嚇，回家後一根麻繩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丟叔成了孤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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