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網上的段子，大意是說“國土局領導的親戚在搞房地產；教育局領導的親戚在做校服；安監局領導的親戚入股煤礦；公安局領導的親戚開夜總會；主管綠化領導的親戚在開園林公司……” 與此相類似，在上海相親角這個獨特的婚姻市場上，誰能娶誰、誰想嫁誰，其實大多也是一早就注定的。
上海人民公園相親角
在上海：你該娶誰，你能嫁誰?
我的第一次相親
大學時代，我曾被父母安排相親。客觀地說，我的成長環境一直比較自由和寬鬆。當年大學選專業時，父母尊重我的興趣，任我選擇了喜歡的法語專業；本科、碩士和博士畢業，我先後三次拒絕報考公務員，沒有按照父母設計的路線發展，他們也沒有多言。可遇到擇偶，他們就變得“封建”起來。
大四時，父母來中山大學看我，剛入住黑石屋，就明確說翌日有個陝籍穗戶的男孩過來跟我見麵。第二天，對方在父母的陪同下，提著貴重的禮品上門，長輩留下我們倆聊天，自顧出門散步。攀談後發現，他和我一樣，父母都是市裏公務員，本人是國內985大學碩士，畢業後在省政府做公務員。
顯然，在我出生的那個北方地級市，盡管不會明說，但是處於社會中間階層、家有待婚子女的父母，對市裏適齡男女的潛在婚配地圖了然於胸。像公務員家庭，都對本地幹部網絡和“政治家族”印象深刻，這從基層官場千絲萬縷的姻親關係中就可見一斑。
網上也有描述商場、官場、學術場等多個領域相互滲透並實現多贏的段子，大意是說“國土局領導的親戚在搞房地產；教育局領導的親戚在做校服；安監局領導的親戚入股煤礦；公安局領導的親戚開夜總會；主管綠化領導的親戚在開園林公司……” 與此相類似，在上海相親角這個獨特的婚姻市場上，誰能娶誰、誰想嫁誰，其實大多也是一早就注定的。
相親角的“潛規則”
在2007年9月至2008年6月對上海人民公園相親角為期近一年的實證研究中，我發現相親角的擇偶標準以階層內婚為目標。父母的教育水平、社會地位，直接決定子女的教育水平和社會地位，代際承襲關係非常清楚。
許多被訪者稱相親角為市場，“這裏是市場，正常現象，現在是市場經濟時代嘛。說的難聽點，你看現在每個月拿5,000-6,000元的男的，在這裏是上不了台麵的，男的5,000元左右，也就不要來了，來幹什麽呢？哪個小姑娘會嫁給這樣的？除非是外地的，自己賺1,000元的小姑娘。大專學曆的男的，除非你賺大錢，要麽爹娘是大官，本科畢業的小姑娘不會看你的。”
也有被訪者認為，來相親角的父母都是為了子女的婚事打翻身仗，至少是尋求門當戶對的婚姻：
“女的自己掙5,000塊的，想找10,000塊的；自己掙10,000塊的想找20,000塊的；明明自己家裏有房子，還要找三房兩廳的，還必須是市中心的。為什麽？將來離婚，各走各的，不揩油，也不被人家揩油。所以，這裏有個不成文的‘門檻’，男方必須要有市中心兩室一廳；不能和父母住；產證上必須是男方的；工資要8,000塊以上，這樣你可以到人民公園來找女朋友了。沒有這個尺寸，我不是說絕對，基本上沒有人理睬你，沒房沒車沒錢沒權的小青年，你要怎麽討老婆？找朋友要講條件的。什麽你愛我、我愛你，沒有的。愛情隻在書上。”
這種不加掩飾的直白，從一個側麵表明了社會轉型期，階層壁壘正在強化，社會流動性降低。
關於中國社會流動性這個議題，從這些代替子女相親的知青一代父母“白發相親”的步驟可以得到印證。一方麵，父母在相親角首先相的是“目標父母”。父母經過多重篩選，將初步的“結婚候選人”名單提交給子女，子女決定要跟誰麵談和交往。
假如有A-J共10位被選者，他們可以以各種理由拒絕其中任何一位或幾位候選人，但是他們卻不能拒絕這一類人。因為A-J實際上是屬於一類人，是與相親者本人階層地位各方麵條件相匹配的同類人。因為，我們發現擇偶過程中，子女的選擇範圍是既定的，是明顯的同質婚。
從相親角的“白發相親”者所處的社會階層來看，斷然看不到“富二代”、“權二代”、“壟二代”和“軍二代”的身影，有的大致是兩類人：比較富裕的城市中產階級（家庭擁有價值150萬以上的市區房產兩套以上）為主角，普通市民為陪襯。
這個婚姻市場的準入門檻較高，城市貧民和“鳳凰男”（指那些出身於全國農村、鄉鎮、小縣城和小城市，在高考選拔中成功勝出，通過個人奮鬥在大城市初步站住腳跟的“貧二代”）基本被排斥在“通婚圈”之外。
上海相親角的父母為子女篩選的“結婚候選人”，都是在同一社會階層，經濟水平和教育程度相當，而相親角也形成了同一社會階層的“通婚圈”。從相親角的階級分層，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階層流動狀況。
“同質婚”的回歸
從上海相親角擴展開來，在中國當前的階層通婚圈中，非富即貴者的子女和大權在握者的後裔，仍舊是明顯的同質婚。在市場化的過程中，階層的壁壘更加森嚴。
同樣是隨著市場化，內地在計劃經濟時代所特有的單位製及其衍生性服務，對城市個人和家庭的製度化安排和幫助正在逐漸消失。所以，麵對子女的找對象難問題，知青一代的父母們隻有走向市場，試圖為孩子尋找“上遷婚”，至少是門當戶對的結婚對象的機會，借此以確保或者提升自身及其子女的社會地位，實現階層地位的再生產。
普遍來講，法國曆史學者潘鳴嘯稱之為“失落的一代”的知青一代，從下放到下崗，他們有著不完整的教育，被耽誤的社會生活，轉型階段遭遇經濟困窘。然而，他們的苦難似乎還在延續到子女的婚姻上。
簡言之，在中國的轉型過程中，不管是先賦性因素還是自致性因素衡量，改革以來出現了一個同質婚的回潮。
出身如何影響一生
那麽，高流動性的社會究竟能否實現？美國經濟學者Gregory Clark在今年剛出版的新書“The Son Also Rises:Surnames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 Mobility”中表示悲觀。他通過跟蹤調查家族姓氏，研究現代瑞典、14世紀的英格蘭和中國清朝等不同國家和時代的階層流動性，發現出身對我們的影響可能比我們願意承認的還要更多。即便是社會製度大不相同的現代美國、社會主義中國和現代日本的社會流動性都較低。
因此，相比於社會的高流動性，固化或許是常態，製度對社會的流動性影響不大。來自《文學評論》的書評認為：這本書直接暗示讀者一個問題：如果你想成為生活這場遊戲的贏家，你該娶/嫁誰?
寒門再難出貴子，階層流動性降低的事實，提醒初入社會的年輕人一定要有自知之明，一定要客觀衡量自身的條件、能力和背景，不能有半點幻想的成分。以落難公主與拯救型王子為核心的劇情，隻能存在於韓劇營造的夢幻中。
作者: 複旦大學曆史學係副教授 孫沛東 2014-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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