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個國家的國歌連著另一個國家的《哀樂》,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中國和日本,一對文化的表兄弟之間,無獨有偶,也發生在英國和德國,一對種族的表兄弟之間。
中國遊泳名將孫楊2013年秋季無證駕駛一輛保時捷,並引發交通事故。
國歌與哀樂
在20世紀中國音樂不多的成就中,《二月映月》《黃河》《梁祝》和《哀樂》可稱為四大名曲,它們的特殊意義在於,它們都凝結有華夏古樂的風格,是華夏古樂向現代的偉大延伸,體現出民族性的偉大方麵,故意義特殊而非凡。
前三曲的作曲者明確,獨《哀樂》的作曲者說法紛陳不一,《哀樂》還和日本國歌《君之代》(君が代,Kimigayo)有明顯的音樂上的相似性,有好事者挖苦日本偷藝於中國《哀樂》創作國歌,但《君之代》曲比《哀樂》早生半個世紀,這種說法說不通;有人反過來說,中國反日份子故意用日本國歌曲創作《哀樂》;也有人說,這是現代人牽強附會,硬拉扯在一起。我的看法是,二者相似性不是偶然,緣於它們共同的音樂血緣,是中國詩經時代,雅樂的現代流布變形。
關於《哀樂》的曲作者百度上有三種說法。
說法一,
是劉熾等人改編自陝北民樂嗩呐吹奏的《風風嶺》演化而來,樂曲1949年9月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審閱,被正式批準為典禮用樂曲。
1942年春,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的音樂工作者劉熾、張魯等隨河防將士訪問團到米脂采風,聽到嗩呐藝人常文青演奏的《粉紅蓮》寓意悲壯,特別動人。劉熾等人將其改編,成《哀樂》,用於成吉思汗安陵儀式和迎送劉誌丹靈櫬儀式
說法二,
大作曲家馬可(1918-1976)為主,馬可、安波、張魯、劉熾、關鶴童五人組成的民間音樂研究小組對兩首陝北民歌《繡荷包》與《珍珠倒卷簾》的主旋律改編,為劉誌丹同誌移靈而創作。
說法三,
《哀樂》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首任團長羅浪根據北方一首民間吹打樂《風風鈴》曲調改編而成的。是他影響最廣、最優秀的作品之一。
三種說法的共同點是,《哀樂》是基於民樂的再創作,首用於迎送劉誌丹靈櫬儀式(發生於1943年)。那麽《哀樂》的原本民樂到底是什麽?很顯然,隻能是嗩呐樂,《哀樂》有明顯的嗩呐風格,《繡荷包》《珍珠倒卷簾》《風風鈴》和《哀樂》相差太遠,談不上有什麽共同的音樂元素,從中能得到啟發創作別的音樂有可能,但啟發了《哀樂》太扯了。嗩呐藝人常文青演奏的《粉紅蓮》是唯一答案。
嗩呐是中國原生的民族樂器,是上古音樂的主要演奏工具。從周代到唐朝,長安大部分時間是中國首都,是貴族文化、貴族雅好的保存地。伴隨王朝的更迭覆滅,皇家和大貴族家的樂師流落民間,他們把雅樂也帶到了民間,其結果和法國大革命導致皇家廚師流落民間、使皇家廚藝推向民間、成就聞名的法蘭西佳肴文化一樣,許多陝西民樂實際就是原來失傳了的寶貴的宮廷音樂。
《哀樂》的再創作主要作者是誰呢?中國人有一個惡習,就是把功勞歸功於後來的當大官的人,其次歸功於後來的大名人。分析三種說法,羅浪說一看就是因為羅浪當的官最大、最長,死得又晚。故馬屁精們盡歸功於他,羅浪最多是《哀樂》的再配樂人或配樂的最後定稿人,《哀樂》的原配樂人是劉熾,這從說法一中可以證明。說法二持集體再創作說,這一說法部分包含了說法一,因為劉熾也是集體之一。對劉熾說有利的是,隻有這一說和嗩呐藝人常文青的《粉紅蓮》聯係一起,但對劉熾說更有利的是,劉熾後來成了出名的大家,一直站在舞台上。
說法二的馬可說,最有可能和最容易符合中國國情。馬可是個音樂天才,和劉熾等集體成員歲數相差不大,但早早出名成家,年紀不大就居於老師的地位。但出名早、倒楣也早,1955年起就不斷受到批判衝擊,死得也早,名聲消失得早,其功易被別人截取。對馬可說不利的還有,看不到馬可與《粉紅蓮》之間的聯係。
我注意到張魯的特殊性,張魯和劉熾一起與《粉紅蓮》關聯,又和馬可一起與《白毛女》關聯。《白毛女》比《哀樂》早出,其中有明顯的《哀樂》元素,這說明有同一個人在中間起了作用。張魯是二大關節的唯一共同關聯人。張魯後來一直做老師,社會名頭不大,在中國,這樣的人有大功也須歸於別人。也許,是張魯的天才不夠,需要天才的馬可指導,這樣《哀樂》是馬可、張魯二人為主再創作的。
日本國歌的出生譜係非常清楚,1869年,日本人得知國家應該有國歌,於是,比中國被西方列強開國晚20多年的日本,卻比中國早20多年開始尋摩國歌。明治三傑之一的大山岩(Oyama Iwao)(1842-1916) 從公元10世紀的《古今和歌集》中選了一首歌頌君主的古詩做為國歌的詞,(君主製國家的國歌幾乎都選用君主的頌歌,這是一世界通例),作曲則由英國軍樂團教師約翰.威廉.芬頓代勞。但西洋鬼子不識東方文化精義,其作曲缺乏東方之魂,日本人不滿意,10年後重譜,由日本宮庭雅樂指揮林廣守(はやしひろもりHayashi Hiromori)編曲,取雅樂風格。日本宮庭雅樂本身就是中國古樂的完整保存,而中國卻早已失傳。這樣日本國歌和中國《哀樂》共同承接了中國古樂的音樂基因。
一個國家的國歌連著另一個國家的《哀樂》,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中國和日本,一對文化的表兄弟之間,無獨有偶,也發生在英國和德國,一對種族的表兄弟之間。
英國國歌God Save the Queen (King)是世界國歌之母,其作曲曾被許多國家共同采用。它是參考日耳曼古樂而譜,保持了日耳曼古風。
著名的德國軍隊挽歌又名(我曾有一個同誌),詞由德國詩人路德維希·烏蘭特(Johann Ludwig Uhland,1787年4月26日――1862年11月13日)於1809年完成。曲由作曲家佛利特立希·紀爾舍(Phillipp Friedrich Silcher, 1789年6月27日――1860年8月26日,)於1825年完成。在德語區(包括德國、奧地利、法國的阿爾薩斯――洛林地區以及智利的德意誌人聚集區)至今依舊傳唱廣泛、深受喜愛、成為葬禮風俗。
該曲與英國國歌明顯相似,其實都是緣於日耳曼古樂因緣。
中華上古雅樂也好,日耳曼人用於莊重場合的古樂也好,基本風格就是莊重舒緩、慢而低沉、心靜追思,最終要體認到與天地通、與另一宇宙通之人生幽玄感,其優點是人生感強,缺點是旋律感不足。日本和英國的國歌都是很難唱的。而相應的哀樂版都是在的旋律方麵改進極大,成為名樂。
因難唱而無知憤青們常嘲笑。
最近的事例,仁川亞運會,中國遊泳名將孫楊奪金後感言:“日本國歌很難聽”多無知啊,日本國歌是正宗的中國古樂。孫楊2013年秋季無證駕駛一輛保時捷,並引發交通事故。當時,他還正在為一汽車做廣告代言……非同尋常的泳壇健將在生活中也可謂是與眾不同。
而且,南北朝鮮共同的國歌曲《愛國歌》,中華民國國歌曲也都是師法中華上古雅樂,中華民國國歌也難唱,也一樣常被無知青年嘲笑為哀樂。這也是無獨有偶。無知青年嘲笑的是東方之魂。
作者:達之 2014-09-26
先秦·左丘明《左傳·昭公十五年》裏寫道:“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 說的是:周景王十八年(魯昭公十五年,公元前527年),晉大夫籍談出使周王室。宴席間,周景王問籍談,晉何以無貢物,籍答道,晉從未受過王室的賞賜,何來貢物。周景王就列舉王室賜晉器物的舊典來,並責問籍談,身為晉國司典的後代,怎麽能“數典而忘其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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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參加國際比賽的選手,在公開的場合對記者評論其他參賽國家的國歌“好聽不好聽”的行為,是否沒有的修養和禮貌這個做人的基本問題。
原文主要是想介紹日本國歌的樂曲裏繼承了中國古樂《雅樂》的音樂基因,被認為“不好聽”的最重要原因是:文化的斷層。有些人並不知道中華古典音樂《雅樂》等文化藝術品早已在大陸消失的事實。
舉一例說明:文革後中美合拍《末代皇帝》等中國古典電影時,擔任音樂、服裝總設計的是日本人。因為大陸已沒有了自己祖宗的文化遺產研究,在日本卻保留了下來而且還不斷地在研究出版。而後大陸宮廷影視裏的大多是山寨回來了。
對於喜歡“嘴巴抗日”、“關公戰秦瓊”式抗日的評論,希望把“數典而忘其祖”這個典故再多讀幾遍。
日本是個根本不顧及周邊鄰國情感的國家,所以孫楊的言語如果是在說別的國家則會有些問題,但是這樣說日本則完全沒問題,因為這種舉動完全就是日本自己的風格。
單從音樂上講:“君之代”也是一首曲調與中國葬禮哀樂近似的日本古代哀樂的改編作品,是實實在在的難聽!
你再拿曆史文化作虎皮也否定不了“君之代”的難聽與讚頌軍國主義的本質。
說一千道一萬,所謂的“君之代”也是一首曲調與中國葬禮哀樂近似的日本古代哀樂的改編作品,是實實在在的難聽!再由曆史也是難聽,這並不矛盾!
相信許多聽力正常的中國人在聽完日本國歌《君之代》後會在心中暗道:“什麽日本國歌啊,這不是火葬場裏放的哀樂嗎??”據說國內甚至已經有憤青團體就“日本國歌抄襲中國哀樂”一事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議。這種偏激的做法顯然不值得提倡,但是日本國歌聽上去像哀樂卻是無法否認的事實。同樣的,一些日本人在聽了中國的哀樂後也大吃一驚:“這音樂怎麽聽上去和我們國家的國歌同一個調?”
如果說《君之代》是讚美倭王的歌曲,那為什麽聽上去卻和中國的哀樂如此相似?難道隻是巧合而已?
最近有位名叫藤田友治的日本曆史學者出了一本書,書的中文譯名:《君之代的起源》—君之代的原歌為挽歌。該書著者參考了大量考古和史書資料,並對相關曆史古跡進行了實地考察,最後采用“擺事實講道理”的論證方法,就《君之代》的本意提出一種新的解釋:其實《君之代》原本是一首“挽歌”,也就是老百姓俗稱的“哀樂”。
在深入解釋之前,個人覺得有必要先對《君之代》做個簡單的介紹:
日本國歌:君之代
作詞:最早出自《古今合歌集》,作者不詳。
作曲:林廣守
歌詞的譯文:
“君主禦世,千秋萬代永存,猶如小石成岩,岩上生苔,永無止境”
日本國歌《君之代》(又譯《君主禦世》)的歌詞出自《和漢朗詠集》,原形為《古今和歌集》中的一首和歌,作者不明。樂譜由日本明治時代宮內省的樂師林廣守所作。該歌一般被認作是讚歌,即讚頌倭王為萬世一係的君主。
但是日本曆史學者藤田友治經過反複考證和深入研究,對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如果結合日本古代的生死觀,將《古今和歌集》中的《君之代》的歌詞原形準確地翻譯成現代文的話,那便是葬禮上詠唱的挽歌(即喪歌)。
《古今和歌集》中的原歌(即《君之代》的原形)
由此可見,《君之代》的原歌中大都是與“死”相關的詞語,如“墓石”、“苔蘚”等,卻沒有一句讚歌應有的華麗語句。而且再怎麽反複朗詠也絲毫感受不到讚歌應有的喜慶氣氛。所以藤田友治認為:此歌並不是用來讚美倭王的讚歌,而是一首哀悼逝世天皇的挽歌。天皇駕崩後,人們在其葬禮上詠唱此歌,以此來祈禱倭王陛下能在九泉之下安息長眠。
綜上所述,《君之代》原本是一首日本古代在倭王葬禮上詠唱的挽歌,其本質相當於現代追悼會上播放的哀樂。估計當今世界上把哀樂當作國歌的國家也就隻有日本了。
日本人如果也是這麽看問題的就不會在近代一躍超過一直不曾超越的中國。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日本的軍國主義國歌確實不好聽,這是毫無疑問的。無論為其披上什麽華麗的外衣,其都是終將被人所唾棄的音樂垃圾。
君が代は
千代に八千代に
細石の
巌となりて
苔の生すまで
大家可以自己翻譯。還有我認識不少日本人也說自己的國歌難聽。我覺得孫楊算是有獨立思維,幹嘛要奉承人家。
還是留給知識淵博的曆史學家聽吧,即別拿出來惡心老百姓了。
你寫評論之前讀到或讀懂原文的結束語了嗎?如果沒有再讀一遍,好像就是為你而寫的:
“中華民國國歌曲也都是師法中華上古雅樂,中華民國國歌也難唱,也一樣常被無知青年嘲笑為哀樂。這也是無獨有偶。無知青年嘲笑的是東方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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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你注意你的觀點表述,你表述的隻是你自己對這個事件的看法。而我認為,日本國歌本來就是像哀樂一樣。
說出來沒什麽不妥。有人說沒禮貌,那些代表國家的日本人也沒把中國人的感受當回事。既然彼此都不在乎,那就愛說什麽說什麽。至於什麽東方之混的東西,我沒興趣了解,相信大多數現代中國人也沒太多興趣非要把哀樂一樣的東西作為好聽的東西。
你寫評論之前讀到或讀懂原文的結束語了嗎?如果沒有再讀一遍,好像就是為你而寫的:
“中華民國國歌曲也都是師法中華上古雅樂,中華民國國歌也難唱,也一樣常被無知青年嘲笑為哀樂。這也是無獨有偶。無知青年嘲笑的是東方之魂。”
說得很好,舉得例子也很恰當。實在是很奇怪為什麽一些人比日本人還在意這首歌頌皇權和軍國主義的曲調難聽的歌曲。
孫楊隻不過表達了他個人的感受,硬跟無知扯邊,是你的無知。
下麵這個日本電視台的小采訪,送給你這個無知的無事生非者。
本屆亞運會,200米自由泳,超越孫楊奪冠的日本遊泳名將萩野公介,在日本電視上,被問到對此事有何看法時,萩野公介回答:不知道孫楊是在什麽場合下,說這番話的,我和孫楊是好朋友,從此以後還是好朋友。
旋律緩慢的《君之代》歌作於1880年,是歌頌天皇永垂不朽的讚美歌,因此,它除了代表軍國主義外,也是皇權統治的象征。二次大戰期間,日軍侵略亞洲各國,“日之丸”旗和《君之代》歌也隨之被受侵略國視為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征。正因為如此,在左派長期強烈反對下,日本政府一直不敢給予“日之丸”旗和《君之代》歌在憲法上的正式地位。
歌頌天皇統治的《君之代》在19世紀80年代的明治時代成為日本國歌,那時也正是日本對亞洲國家進行侵略擴張的開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入侵了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許多國家,“日之丸”和《君之代》所到之處,無數民眾被無辜地殺害。“日之丸”和《君之代》也成了軍國主義的象征。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盟軍曾一度禁止其懸掛“日之丸”。《君之代》雖然未被禁止,但是當時日本文部省還是“自覺地”在教科書中刪除了有關齊唱《君之代》的規定。然而,隨著戰後日本的重建,日本文部省1958年製定的《學習指導要領》中又表示“希望”中小學校在舉行各種儀式時懸掛“日之丸”,齊唱《君之代》。
而且,就曲調而言,“君之代”確實形同哀樂,難唱且難聽,這是不爭的事實。
5分洋洋灑灑的說什麽呢?不知所雲。
基本上都是北方蠻夷占據中原之後大規模強奸中國人女性祖先而來的後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