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是徹底的文盲，連數字和自己的名字都不認識。但是她塑造了我們的靈魂。雖然出身卑賤，但是我們的靈魂可能還是高貴的。至少我們還有靈魂。
農民兒子的悲哀，是到了青春期，買不起入時的服飾。免不了發牢騷。母親沒有辦法，會說：吃得苦中之苦，造就人上之人。從母親那裏，我理解了，奮鬥改變命運。人的力量，不在乎外表，不在乎服飾，不在乎出身，不在乎體能。人的力量，在於內在的品質，在於汲取的知識，在於超越的智慧，在於不屈的精神。這種信念是我們向苦難和挫折挑戰的力量，一直支撐著我走到今天。我不能理解，如今的社會，為什麽會有人僅僅因為我爸是李剛，就覺得自己是人上之人，為所欲為。
從中國到美國，免不了會遭遇偏見和歧視。氣憤難耐的時候，我就會想起母親寬慰人、鼓勵人時經常說的：“寧可諒人不敢吃屎，不可諒人做不了皇帝。”一般她還會給我們舉個例子。劉邦的父親對他不大好，哪裏料到他將來能當上皇帝呢。後來劉邦當了皇帝，衣錦還鄉。他父親害怕了，躲起來了。當初他就不應該諒就他這個兒子做不了皇帝。所以不要輕易瞧不起人。同時如果自己遭人輕視，也不要氣餒、太當回事。專心做自己的事，不要受外界意見的幹擾，要爭氣，不要泄氣。對偏見和歧視最好的回應，不是直接去爭吵、去打鬥，而是要在競爭中戰勝對手，做更好的工作，過更有品質的生活。輕視我可能是你的權利，戰勝你那就是我的能耐了。當然，日子過好了，也不能瞧不起人；人有旦夕禍福，不是都能料想得到的。母親的這句話，我沒聽別的人說過。
另外很重要的，因為在發育期營養不良，我落得個五短身材。母親從來沒有說過任何話，讓我覺得身材矮小是一個劣勢。所以我從未因此自卑過。現在的人可能覺得這難以置信，但這是真的。我在教高中的時候，給學生描述落後農村房屋的低矮時說，跟我一樣矮。我無所謂的。現在我告誡所有的人，不要對我兒子說：多吃多吃，吃了長高。因為這隱含著，高就是好，矮就是不好，人為設置一個未盡合理的標準。我希望以後兒子理解，人生的高度不是一個尺寸。人生的高度，是獲取廣泛而深刻的人生體驗，跨越障礙、突破局限，幫助和改善他人生活，影響和改變世界。
盡管我們自己食不果腹、衣不蔽體，但是我記得，母親會在酷暑時節，燒上一大壺開水，放上茶葉，供路人自由飲用。要知道那年月，不時有人在路上中暑倒斃。很多飲水人出自感激，會在碗裏留下一點錢，然後離去。這時母親會遣我追上行人，將錢退回。我以後懂得，在幫助他人時，你會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在行善積德之外，這是最好的回報。
雖說苦難是一種財富，但是惡劣的生存環境對我們造成的傷害也是顯然的。我們家都是好人，但沒一個有好脾氣。早年極端惡劣的生存環境，讓我們時刻處於戰鬥狀態。母親一生辛勞，沒有來得及有任何的享受，在我博士畢業前不久，遽然病故。也許母親離開時是欣慰的，她已經安排好了一切。但是我至今不敢相信，命運可以如此不公，讓她在為兒女付出一切之後，沒有得到任何回報，就撒手西去。母親的離去，至今仍讓我感到無以回報的慘痛。
有時，柳會說，馮文康，你何德何能，有這麽好的兒子。還有老婆、車子、房子、自己喜愛的工作。一下什麽都有了。是啊，我也奇怪，自己怎麽從中國的窮鄉僻壤，來到了美國有名的富庶社區。據說幸福有三要素：一個美滿的家庭，一個自己喜愛的工作，一個業餘愛好。我三個都有了，無疑是幸福的。我滿足。但是生命的意義，在於追尋和實現生命的意義。
三十多年以後，我還會神遊回到，那土坯砌成的新屋。一盞青燈，幾頁黃卷。母親的叮囑從夜的深處傳來：文康，早點睡，睡晚了傷身。
二〇一一年二月
後記
這是一篇舊文。寫作的本意是讓兒子多少了解一些我的人生經曆，以減小代溝。我每天寫一截，給他讀一截。他鼓勵我寫下去。是他告訴我簡·古德爾（Jane Goodall）的名字。古德爾不僅是聯係我們父子之間的紐帶，更是影響我人生的重要人物。我認同她說的：“我喜歡受過磨難的人，他們比起那些沒有受過磨難的人要善良得多。”
成文後，在親友間傳閱。哥哥姐姐們在事實上隻有兩點小的補充。兩位老姐對我在外麵遭的罪是頭一回聽說，淚水漣漣。有兩個晚輩比較受感動，說他們經曆的困難跟我們比，根本不值一提。也有不醒事的說我在寫小說。還有一句議論，“怪隻怪，當年沒有精準扶貧。”這些都發生在十年前。
新冠（讀guān）瘟疫開始在美國傳播之後，中國的親人非常擔心、甚至同情我們。我如實相告，我們行動自由、生活基本正常。他們說，如果連命都沒有，自由又有什麽用呢？他們不擔心我不自由，他們擔心的正是——我自由。前年聖誕節，我們去佛蒙特州睽契（Quechee, VT）滑雪。當地景致可觀，我們興致勃勃，跟他們分享，冷不丁地給我來一句：“一定要注意病毒啊！”我已經說了一萬遍，“我們非常非常非常注意！！”
如果一定要作一個結論，那麽我的結論會是，當年的苦難、尤其是食品短缺，完全是因為缺乏自由。社會自由度改善之後，我們就不挨餓了，整個社會經濟也得到發展。要是不同意，您倒是去問問去年四月經曆過靜態管理的上海人。是的，現在經濟發展了。但是今天的饑餓跟過去的饑餓，兩者之間就沒有一丁點聯係？
美學家高先生、經濟學家單先生和物理學家胡教授讀了拙文，有所鼓勵。高和單本人經曆坎坷，容易產生共鳴。胡教授也比我年長，她說她在北京的童年，是她一輩子最幸福的時光，哪裏想到中國還有饑餓人群？“所以我要寫啊，”我說。上海人民也萬萬料不到他們要挨餓啊。
但是，直接促使我對外發布這篇陳芝麻、爛穀子舊文的，是有一次我去潔牙。我的牙醫是位韓裔，前台來自香港，潔牙師是本地白人。前台見我是相熟的華人，興衝衝地給我看油管視頻。她漢語已經不靈光了，問我女主是誰。我說是李子柒啊。她對中國農村向往得不得了。潔牙的時候，潔牙師又告訴我，她八十歲的媽媽也經常看李子柒。我感到震驚。
比起以前，中國農村的生活水平確實有很大改善。但是中國還是由共產黨領導、沒有變色，仍然保持曾經的底色。我讚同崔健說的，隻要毛主席像還掛在天安門城樓上，中國就沒變。
既然要不忘初心，怎能不回首往事？
黑猩猩雖然是人類的近親，但隻能維持二十秒的記憶。它們的首領，說不定也是個什麽黨的。失憶症，是統治的必須。
我們是人類，我們有記憶。美好的記憶，值得回味。痛苦的記憶，有的可以經過智慧轉換為財富。過去的苦難，造成了營養不良。重新咀嚼，可以獲取營養。我如果隻有一個優點，那就是百折不撓，在苦難和挫折中學會的。
對於人類，失憶症是一種病態。
這不是傷痕文學，而是個人曆史。確有一位現在法國的前文學編輯讀過拙文，她不認為這是文學，“馮先生，您寫得太實誠了！”
有人質疑，堅稱七十年代湖北黃岡不可能有人吃糠，甚至要求我提供證據。小時候吃麩糠導致嚴重便秘，得由姆媽和二姐用發卡一針一針往外掏。當年沒有視頻，現在我也不可能吐出麩糠作為證據。但我六姊妹都健在，其中隻有小妹沒有吃過麩糠。我們都是有記憶的，我們的記憶是不可磨滅的。一位湖北應城的同齡人作證，他也吃過麩糠。
有人提出，我家作為半邊戶，條件應該比一般農戶好。也不盡然。我家隻有三個副勞力，沒有主勞力，累計工分隻相當於兩個主勞力，但有六七張嘴，所以基本每年都是缺糧戶，挨批鬥。我二叔家裏沒人吃商品糧，但勞力多，相反過得比我們好。但是我同意，我家遠不是最苦的，比我家苦的大有人在。最苦的人早就餓死了，不會來文學城發文章。
而且，這兩部分人的意見是相互矛盾的。前者說苦得令人不敢置信，後者說不夠苦。但是我隻陳述事實，由讀者自行判斷。
有人不喜歡我談自由。馬克思早就替我作了回答：“沒有一個人反對自由，如果有的話，最多也隻是反對別人的自由。”
有人不喜歡我把吃飯跟自由聯係起來。羅斯福說的四大自由，是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我有切身感受，湖北人民有切身感受，上海人民有切身感受。殷鑒不遠。
202305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