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談現代語入詩
本人寫詩的履曆甚淺，而感觸卻也不少，再加上腹裏也擱不住話，總愛發些議論，這不，俺又想就這個話題說幾句了，如有不妥，還請各位方家包涵指正。
現代語入古體格律詩，呼聲似乎還挺高，有人問出：為啥人民大會堂，武漢長江大橋，等等之類的現代詞語入不了古體格律詩，即使被選入採用了，寫出的詩詞也還是缺乏所謂“高雅”之氣？ 這裏就拿俺祝賀曲師七十歲生日寫得拙作為例：
半生風雨落華章，老硯雖凹墨益香。
世事經多心自靜，燃犀有眼鍔還芒。
懸壺曾向黔江水，走筆直書民意涼。
青鬢微衰方七十，怎甘伏櫪看斜陽。
這裏可直改換成現代語詞，既不影響寓意又不影響平仄的，至少有兩處：1）懸壺；2）青鬢。改後如下：
半生風雨落華章，老硯雖凹墨益香。
世事經多心自靜，燃犀有眼鍔還芒。
行醫曾向黔江水，走筆直書民意涼。
黑發微衰方七十，怎甘伏櫪看斜陽。
但這一改，吟時，韻味好像頓時差了一截子，諸位感覺呢？
當然，這隻是一個例子，類似的例句舉不勝舉。
由此想開去，覺得這裏所牽涉的恐怕不僅僅隻局限於現代語入古體詩詞的問題，這裏的含義恐怕要深刻廣泛的多。
年前曾讀到唐翼明的一篇短文，附在這兒，也許會帶給我們一些啟發：
唐翼明：白話文運動的後遺症
由胡適等人倡導的白話文運動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最重要的一環，它的必要性和進步意義今天已經沒有任何人否認。其實，即便在它發動之初，除了林琴南、辜鴻銘和學衡諸君之外，真正反對者也不多，因為拿不出像樣的理由。而它的適用性卻是顯而易見的，尤其當人們翻譯外國科學資料的時候。誰能夠把“水分子是由兩個氫原子和一個氧原子構成的”用優雅的文言文寫出來呢？於是白話文運動勢如破竹，全國上下翕然從風，百年下來，已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矣，今天如果還有人寫文言文，則不是“大師”（例如錢鍾書）便是“怪物”了。
但是白話文運動就真的一點壞處都沒有了嗎？這個問題幾乎從來沒有人提過，我卻愈來愈懷疑。
我第一次產生這個疑惑是在哥大念博士的時候。有一天我跟日本學者柄穀行人和四方田犬彥一起閑聊日語中的漢字，他們告訴我日語中至今保留1800個漢字，一個修養好的日本知識人這1800個漢字應該都認識。我問他們為什麽不把這1800個漢字去掉而用平假名、片假名代替，像韓國人那樣呢？他們告訴我，日本也試過，但最後還是決定保留，他們說：我們比韓國人聰明。你廢掉一個字，不隻是廢掉一個字而已，你是摒棄了這個字所負載的文化，丟掉了這個字後麵一連串的珠寶。事實證明我們做得對，中華文化是一個豐富的寶藏，如果因為我們某些人莫名其妙的愛國偏執狂而把它拒絕在門外，這是多麽大的損失啊！韓國人現在後悔了，可惜已經來不及。
從兩個日本學者口裏聽到這樣的議論，真讓我大吃一驚。說得很對很深刻啊，我為什麽從來沒有想到這樣的問題呢？我們之所以沒有想到是因為我們沒有碰到日本人碰到的問題，如果也碰到呢？於是我想到上世紀50年代曾經風行過一陣子的漢字拚音化運動，在《漢字簡化方案》頒布以後，一些激進分子竟然想要以拉丁字母（或說羅馬字母）來取代漢字，把漢字的象形係統連根拔掉，而代之以拚音。記得60年代初我就見過一種拚音報，看起來就跟一張英文報紙沒有什麽區別，仔細讀才知道是漢字的拚音。這些激進分子自以為在替人民做好事，哪裏曉得他們是在毀滅中國的文化呢？幸而這種瘋狂沒有持續多久，就為人們所厭棄，應者寥寥，終至於澌滅了。
我由此又想到中國文言文的命運。白話文運動起來以來，文言文就漸漸退出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人們不再使用文言文來表情達意，來應酬洽公，也就是說不再寫文言文了。由不寫漸演為不讀，由不讀漸演為不記，於是文言文就不僅退出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也漸漸退出中國人的視野，甚至漸漸退出中國人的記憶，變成某種與中國人渺不相幹的東西，隻放在象牙塔裏供著。那麽，那兩位日本學者所說的狀況，會不會發生在中國的語言變革中呢？也就是說，在我們廢棄文言文的同時，會不會連同文言文所負載的文化內涵，文言文後麵那一連串的珠寶都被我們丟掉了呢？
當然，中國的白話文運動跟日本的廢棄漢字並不一樣，至少問題沒那麽嚴重。由文言變成白話並沒有導致廢棄文字，文言中的文字白話裏邊也還用，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文言文中的許多字詞在白話文中或者完全不用了，或者用得少了，或者意義變了。因此，兩位日本學者所說的問題在我們廢文言變白話的變革中，肯定是部分地存在的。這其實毋庸置疑，隻是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更無人在學術的層麵上仔細加以探討與評估罷了。
例如，儒家的中心觀念“仁”，在古籍中到處可見，但在白話文中卻很少單獨出現，隻存在於“麻木不仁”、“為富不仁”等幾個成語中，於是“仁”字所負載的大量文化意涵——幾乎包括整個儒家思想體係的一小半，在白話文中基本上不見了，至少是殘破不堪了，連文言中常見的由“仁”所構成的雙音詞，像“仁人”、“仁心”、“仁術”、“仁厚”、“仁風”，在白話文中都用得很少了。而白話文中出現的與“仁”意義相近的詞匯，如“博愛”、“愛心”（“博愛”、“愛心”二詞也是古已有之，並非白話文才有，“博愛”見於《孝經》，“愛心”見於《禮記》，但古人用得較少，遠不如“仁”用得普遍），並不能替代“仁”的原有文化意涵。更有甚者，大家誤以為這些新詞及其所表示的觀念都是舶來品，是從外文翻譯過來的，稱之為“普世價值”。而這樣的“普世價值”又仿佛是西方人首先提出來的，至少並非“中國特色”。其實，我們的祖先少說在兩千五百年前就已經有這方麵的係統觀念了，隻是他們不大說“博愛”、“愛心”，而說“仁”。如果上世紀初葉在中國沒有發生白話文運動，我們至今還在使用文言文，那麽，我們大概會用“仁”而不是用“博愛”、“愛心”來翻譯西方的類似觀念，我們也就不會鄙薄自己的祖先，而認定作為普世價值的“仁”是別人先提出來的。
白話文運動另外一個顯而易見的後遺症是今天的中國人包括知識人能讀懂古籍的越來越少了。幾千年來用文言記載的思想與知識於是變成一個大門緊閉的行將廢棄的古堡，裏麵金碧輝煌的建築與財富讓我們望而興歎，因為我們走不進去，也取不出來。例如中醫，今天好的醫生越來越少，原因很多，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古代的醫書看不懂，從前說“一個秀才半個醫”，古文好，中醫也就容易學了，古文普遍讀不懂，好中醫何由產生呢？
古文的廢棄還讓我們的語言和文字變得粗糙和粗陋，文言文中許多優美的表現手法在白話文中都失落了，例如文言文中大量的層次豐富的敬語、謙語和婉語在白話文中都損失了，而且沒有出現替代的詞語。比如自稱，白話文中無論何種語境、何種語氣都隻有一個以不變應萬變的“我”，文言文當中除了“我”，還有“餘”、“予”、“吾”、“仆”、“臣”、“妾”、“職”、“弟”（“兒”、“侄”……）、“愚”、自呼名、“在下”、“不才”、“不肖”、“小人”、“卑職”、“朕”、“孤”、“寡人”、“不榖”……不下幾十種，你看是何等豐富！還有一些很好的修辭手法，例如對仗，白話文中也幾乎完全不用了，實在是非常可惜的。其他就不必再多舉例了。
關於白話文運動的後遺症，我暫且先說這些。這個問題值得深入討論，它關乎我們今後的語言建設、文學發展，尤其是青少年的語文教育。我殷切地期望有更多的朋友，特別是文字語言方麵的專家學者來參加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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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翼明，男，1942年生，衡陽市人，享譽海內外的魏晉文化史專家、書法家。新中國第一個碩士學位獲得者、台灣講授大陸文學的第一人。武漢大學中文係碩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文化係碩士、博士，師從夏誌清。現任華中師範大學國學院院長，華中師範大學長江書法研究院院長。曾任台灣政治大學中文係教授。學術專長為魏晉文學與魏晉思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