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秋末。一天,徐爽下課後,往家走,來到樓下,剛想爬樓上去,忽見一個宣傳廣告貼在樓門口側麵的牆上。那是上海一家移民谘詢機構的廣告,上麵寫著4000美元就可代辦赴加拿大或新西蘭移民,而且,該機構下屬的代理處之一,就設在東海市。徐爽看了心花怒放,移民加拿大的念頭又冒出來了。
白天,給那個設在東海的代理處打了一通電話谘詢,晚上,就掛通了母親的“小靈通”。母親一聽加拿大,心就如加國的冰塊一樣涼,淒涼地說:“太遠了。”徐爽知道要讓母親放行,需要時間“蘑菇”。她充滿信心,天天給母親打電話,描述移民的好處和光明的前景。她還把一個美好的心願告訴老媽,等以後時機成熟了,也就是兩三年的時間,她可以申請母親過去,到時,她們母女就再不分離了。還說,這不是我妄說,是在電話裏谘詢好了的。一旦母親同意,她就可以跟他們簽合同了。
那段時間,徐媽媽的心裏像紮了草似的,不安生。她知道徐爽在礦院裏一直不順,想調動也調不成。但讓寶貝女兒把近二十年積累起的一切拋掉,從零開始,真是憂心加擔心,怎麽也下不了決心。
她理解女兒的心態。她年輕時,也是胸懷祖國,放眼四方的。當時,她跟徐爽的爸爸已經結婚了。她不甘心在那個沉悶的地方呆一輩子,她太渴望了解外麵的世界了,所以,三番五次鼓動他往外地調。那時,兩口子分居兩地工作,徐爽爸爸正在考慮調到妻子的城市去,不願意兩人同時“移動”。他是個慎重的人, 喜歡安定的生活,不喜歡“瞎折騰”,在信上勸妻子安心在原籍工作,等著團聚的那一天。為了增加說服力,表明調到哪裏情況都差不多,還寫了一句“天下烏鴉一般黑”。沒想到,這句話在那個年代惹了禍。抄家時,這封信被造反派抄去,成了他仇恨社會主義的罪證:社會主義祖國,處處春意盎然,陽光明媚,你竟說成“漆黑一片”?於是,一頂反革命的帽子就因為這句話戴了十年之久,身心受盡摧殘。徐媽媽確信,老伴的”英年早逝”與這段痛苦的經曆不無關係。
徐爽知道,憑她對母親的了解,最終會得到許可的。媽媽再打電話來,口氣緩和了許多。她告訴徐爽,她唯一的願望是,無論徐爽在哪裏,隻要幸福就行。又不無擔心地說,你一個人孤零零地到異國闖天下,沒有親人,沒有朋友,有個事兒可咋辦呢?
徐爽說,正因為沒有家庭,無牽無掛,才更輕鬆。她不怕吃苦,已經做好了吃苦的準備。與其天天幻想著外麵的世界,心神不定,不能專心做事,還不如幹脆走出去,到另一個世界闖一闖,開始新的人生。
徐媽媽拗不過徐爽軟磨硬泡,又想到了徐爽的終身大事,都奔四十歲的人了,當媽的也是操碎了心。托親友給她介紹了好幾個,不是她嫌人家長得難看,看著惡心,就是怪人家不尊重她,第一次就動手動腳的。再不就是別人對她不滿意,說她缺少女性味,風風火火的,不是他要的那種“賢妻良母”的類型。還有一個介紹人,給她說了一個四十多歲帶一對雙胞胎孩子的,徐媽媽沒征求徐爽的同意,便回絕了:你知道小爽那脾氣,一進門就當兩個孩子的後媽,她受不了,也當不好。介紹人酸酸地說:你女兒人長得不錯,各方麵條件都好,就是這一把歲數夠嗆。要不是二婚頭,哪有奔四十歲的男人還沒成過家,沒生過孩子呢?您老說呢?
徐媽媽想,可也是呢!在中國,恐怕小爽是對不上象了。聽說西方國家有不少男人,三四十歲沒結婚的有的是,沒準兒,小爽能碰上個中意的?再想想徐爽雖然缺乏與人交往的能力,不大會搞關係,沒能像其他人一樣混個小官兒當當,但獨立生活的能力還是有的,保護自己的智力還是不缺乏的,不應該這樣不放心。女兒,你不是一隻雛鷹,你有一雙還算結實的翅膀,你飛吧!
徐媽媽想通後,給徐爽掛了一個電話,徐爽聽說媽媽同意了,興奮地在屋裏跳起來,連連說,媽媽,你真是個好媽媽!我去了後,將您也申請過去,那我今生也無憾了!
接下來,徐爽就悄悄去了市郊的移民谘詢中心,一位禿頂的矮矮的老頭接待了她。老頭姓鄒,人們管他叫鄒顧問和鄒主任,五十多歲的樣子。他那舌頭就像裝了滑輪似的,靈活自如,說出的話,確實能將“好好的眼睛忽悠斜了,一雙健美的腿忽悠瘸了,一個智力健全的人忽悠躡了”,徐爽根本就經受不住他帶有強烈情感色彩的鼓動:他說徐爽的條件太好了,工科學士,熱門專業,還有科研成果,年齡屬於三四十歲的黃金時段,特別是沒有小孩子,幹幹淨淨的獨身,這是加拿大最需要的。好像加拿大正急不可耐地等著她這樣一個人,趕赴那裏,施展抱負,貢獻才華。徐爽覺得鄒有點油嘴滑舌,言過其實,可還是禁不住誘惑,當場就簽了合同。
合同規定,簽合同後馬上繳納首期谘詢費1000美元。那時兌換美元還不像現在這樣自由,徐爽沒有辦法把粉紅的大團結變成墨綠的紙美鈔。鄒主任說,按說你應該直接付美元,但考慮到我們國家的國情及申請人的特殊情況,我們允許你用人民幣支付谘詢費用。公司最後還要兌換成美元,要走門路,說白了就是上“黑市”。黑市的兌換比率是1:9,這樣,你需要交納9000元的人民幣。隨後派人跟著徐爽到銀行取錢。徐爽看著鄒主任手下的辦事員目不轉睛地一遝一遝數著她的血汗錢,不免有點心疼。
鄒主任讓徐爽趕緊將畢業證書、學位證書、出生證明、無犯罪證明等等準備好,拿到公證處公證。他教導徐爽千萬不要在任何一份文件上透露“副教授”或者“教書匠”的信息,因為這是“技術移民”也叫“技術定居”,要想方設法往“工程技術人員”方向靠。徐爽茫然了,我充其量就是個在高等學校裏吃了近二十年粉筆灰的教書匠,怎麽才能搖身一變成為“工程師”呢?這時,鄒主任又搖起舌頭,教導一番:你拿的是工學學士,你的科研成果也趨向於工科;學校裏不但有教師,還有工程師,對吧?徐爽眼睛一亮,首先想到久違了的夏明德,便不再猶豫了。
徐爽將材料送上去之後,鄒主任一個電話打過來,讓她過去一趟,說是她將中共黨員填上去了。鄒主任像長輩一樣批評她:小徐呀,小徐,你是讓我扶著走抱著走啊,少說一句話,你就走錯一步棋。你看你,填中共黨員幹嗎?這又不是選拔幹部。加拿大不歡迎共產黨員那!徐爽說:實事求是嘛,白求恩也是共產主義戰士嘛。“嘿嘿嘿,你這人在學校呆久了,成書呆子了。”老鄒的笑聲出奇地刺耳。“我當初去澳大利亞時,那是15年前的事了,也是黨員,而且黨齡都有15年了,還不是與組織失去聯係,又變成了‘黨外赤子’?”鄒主任開了個玩笑,又說:“我提前給你打個預防針,要想移民成功,不但現在不能透露黨員身份,就是有一天,大概一年以後吧,去香港麵試,人家問你,是共產黨員嗎?你要堅決予以否認。不要猶豫,說假話要跟說真話一樣真。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是他們逼著我們這樣做的。”
不知怎的,徐爽的腦海裏出現了童年時她從小說中電影裏見過的劉胡蘭。當年劉胡蘭被捕時,年僅十五歲,是一名預備黨員。當敵人張金寶得意地冷笑道:“現在有人供出來了,說你是個共產黨員。”劉胡蘭正義凜然地回答:“說我是共產黨員,我就是共產黨員,是共產黨員又怎樣?”“你們村還有誰是共產黨員?”“就我一個!”瞧人家那共產黨員的氣派。如今,比劉胡蘭的歲數大了一倍還多的中共黨員徐爽,為了移民發達國家,要麵對大鼻子的提問:你是共產黨員嗎?浩然回答:我不是共產黨員!
徐爽心裏笑了,那是一種自嘲的笑。是啊,難怪老人家送給劉胡蘭八個大字:“生的偉大,死的光榮”,你徐爽簡直是“生的渺小,走的可恥”呀。當然,徐爽隻是這樣想想,並沒有真的停下移民的腳步。在這個時代,還有誰能讓先烈的事跡影響自己的未來呢。這是一個倡導自我價值實現的新時代。
徐爽雖然沒有達到黨員的思想境界,但黨員的“良知”還存在。自打開始辦移民以來,從前與礦院的一切恩怨在她心中都煙消雲散了。她上課更賣勁了,答疑更認真了,批改作業更盡心了。即使嗓子疼得冒煙,也是不時含一片“西瓜霜”頂著,堅持上課,決不請假。
東海市與徐爽前後差不多時間申請加拿大移民的有好幾位,大家碰到一塊免不了交流一下信息。背著鄒主任,他們還嘀咕過:移民公司心太黑了,就寫封推薦信,整理一下現成的材料,給我們提供點加拿大概況就他媽收四千美元?要不是老子工作忙,沒有時間整這些,我還自己申請移民呢,能節省好幾趟從加拿大回中國的費用呢。那姓鄒的賺了我們那樣多的血汗錢,給他打個電話,都不耐煩,說不了幾句就掛。誰讓你打手機?那是雙向付費的。人家不是告訴你了:非緊急情況不要打手機,要打座機。幾個人你一言我一語地數落著鄒主任的貪婪和小氣。
徐爽簽了合同,半年後,就收到加拿大在香港的領事館寄來的通知,當然是由谘詢公司代轉的,要她去參加“雅思”考試。谘詢公司要徐爽用另一筆1000美金換這一張薄紙。徐爽按合同又將9000元人民幣拋了出去。心想,這就是一樁買賣,就當是投資搞生意,賠賺聽天由命了。
徐爽的英文水平是一瓶不滿,半瓶晃蕩,不高不低。自從下決心辦移民之後,見縫插針地複習外語,還真將扔了多年的外語又全麵拾了起來。她利用周末的時間跑到省城參加了雅思考試,聽說讀寫,花樣齊全,每樣滿分都是九分,徐爽除聽力考了剛及格的五分外,其他三樣均是五點五分,平均也是五點五分,剛及格。
徐爽對這一結果不是太滿意,鄒主任安慰她說,雖說當年我移民澳大利亞時考了七點五分,但前幾天我模擬了你們的考題,也就能考七分。英語沒進步,反而倒退了。鄒主任是這種說話風格,看似像奚落自己,實際是抬高個人,這是不少“小商官”的拿手好戲。聽罷,徐爽心裏不平衡了,連這樣一個“糟老頭”都能超過自己,慚愧呀!為此,她懊惱了好多天。鄒主任曾告知徐爽,即使雅思成績不理想也沒啥大不了的,頂多是往香港跑一趟參加麵試;也許加拿大的領事館移民部發發善心,將麵試免了,那叫“免麵試”,是這個行當裏的行話,那是無數申請技術移民的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如果獲得“免麵試”,可以省去一大筆赴港的費用,一大塊耗在路上旅館裏的時間,一大團與麵試官相見的不安。徐爽也渴望有這樣一天。
接下來,徐爽度日如年地等待著香港的最新消息。五個月過去了,鄒先生給了徐爽一個驚喜:徐老師,快過來一下,你的免麵試通知和體檢表都到了。你最好來時,就將9000元帶好。我們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徐爽憂喜參半,喜得是考試成績不理想但結果不錯,省去了不少麻煩;憂的是又要甩出一大把現鈔了。看來,鄒先生在把徐爽們送到那個冰冷的國度之前,非得把他們身體裏的油水榨幹不可。到上海體檢一切順利,徐爽要錢沒有多少,要身體一個毛病都難找,順利通過了體檢。
體檢過後又等了三個月,“要錢”的又上門了。按合同規定,徐爽最終拿到加拿大的落地紙時,須支付鄒先生谘詢公司的最後一筆費用——1000美元或者9000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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