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的燈火（7）——西藏，凝眸七年（連載五十八）

第七章  漂泊的燈火（7）

我曾經到過位於西藏亞東的乃堆拉山口，那裏是中國軍隊與印度軍隊對峙的前沿。當我站在山頂的哨所用望遠鏡俯視遠處山腳下印度那些都市與鄉村，你可以設想，如果當你抬頭能夠看到不遠的高處，虎視眈眈的異國軍人和對準你的槍口的時候，你會作何感想？自古以來人類的習慣就是在一覽無餘的高處才會產生充分的安全感，因為隻有這樣人們才能準確判斷危險的存在和程度。

對於中國和印度甚至整個南亞周邊地區的國家而言，今天的局麵雖然險象環生、危機重重，但畢竟都知道敵人是誰，危險來自何處及其程度，因此起碼可以找到平衡的辦法，使彼此在某個時期內相安無事。如果按照達賴喇嘛的建議實行西藏和平區，那麽誰也無法把握這個“和平區”內可能發生的一切，特別是以“神諭”這種拋硬幣的偶然決策方式，其中有太多的不確定和不可預知性，安全感隻會大大降低而不是增強。

同時，西方大國也不願意看到由於喜馬拉雅山這個藩籬的坍塌，使得印度進入西藏與中國直接對抗，這樣西藏很可能成為另一個克什米爾，成為破壞南亞地區穩定的火藥桶。這是一個曆史心理所導致的地緣政治問題，再加上中共的主權願望和意誌，所以達賴喇嘛關於西藏和平地區的建議，沒有得到相關各方的響應和支持就是必然的了。 

達賴喇嘛提出在西藏實行“一國兩製”的建議，從一開始就沒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隻是在國際社會產生了一種同情效應。這也算是他使西藏問題國際化獲得的有限成績。當然中共對此並不會沉默。中共的回答是：“斯特拉斯堡建議”的某些提法同“五點和平計劃”相比有一些變化，但其實質依然是否定中國對西藏擁有完全主權。這是中國政府不能答應的。同時中共強調了關於談判的立場：西藏獨立不行，半獨立不行，變相獨立也不行。在此基礎上1988年9月中共通過其駐印度大使館，將自己的談判態度傳遞給了達賴喇嘛，主要內容是：首先，隨時歡迎達賴喇嘛和他的代表同中央談判，但是對以“噶廈政府”名義派出的代表團不予接待，因為中國中央政府從不承認流亡國外的“噶廈政府”；其次，“斯特拉斯堡建議”沒有從根本上放棄“西藏獨立”的主張， 因此不能作為同中央談判的基礎；第三，中央希望同達賴喇嘛直接對話，談話的地點可以在北京，可以在香港，也可以在中國任何一個駐外使領館，如果這些地方達賴喇嘛感到不方便，可以由他選擇任何地方，隻要沒有外國人參加都可以。

從中共態度來看，實際上對達賴喇嘛“一國兩製”建議已徹底否決。同時又給達賴喇嘛設置了兩個障礙。一是否定了噶廈政府的合法性，使得這個流亡政府要在國際社會獲得官方承認變得幾乎不可能。同時強調了達賴喇嘛個人的宗教領袖身份，從而限製其在國際上進行政治活動，又使流亡者們陷入一直極力回避和掩蓋自己政教合一體製的尷尬；二是限定達賴喇嘛在談判時不得有外國人參加，向國際社會表明西藏問題是中國內部事務，達到限製和抵消達賴喇嘛把西藏問題國際化的影響。

盡管如此，達賴喇嘛方麵還是於同年十月答複中共，同意在1989年初於日內瓦舉行第一輪談判。接著卻宣布六人代表團中沒有達賴喇嘛，但有一位被稱為法律顧問的荷蘭人範普拉赫（即《西藏的地位》的作者），於是遭到中共斷然拒絕，此次談判還未開始就宣告結束。

達賴喇嘛和流亡者們與中共的談判斷斷續續進行了幾十年，但雙方一直沒有什麽實質性進展。在此過程中，中共是以不變應萬變，始終堅持自己立場不作退讓。達賴喇嘛方麵則不停改變策略和提法，以求獲得國際社會最大支持。

但這種經常而又令人捉摸不定的改變，也會給雙方對話帶來麻煩，如達賴喇嘛提出的“大西藏獨立”的說法就是如此。當然所謂“大西藏”也隻是說給那些對西藏曆史不甚了解的人們聽的。

我們前麵已經說過，現在的西藏自治區的區域並非中共劃分，而是曆史自然形成的。達賴喇嘛所說的“大西藏”的那些地方，噶廈政府就從來沒有統治過，甚至西藏的如波密、定日和拉加裏等許多區域噶廈政府都統治不了。在清朝前期，西藏各派勢力之間為爭奪各地的管轄權就發生過多次流血衝突。1728年清王朝進行藏務改革，將康定、理塘、巴塘等地劃歸四川，將中甸、 阿墩子、維西等地劃歸雲南，現在中國的川、滇兩省仍沿襲清朝舊製。（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