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那天徐爽拉著薑老師去找朱院長，吃了“閉門羹”後，心裏的火更大了。她那牛脾氣一上來，九頭牛也拉不回。她怎麽也咽不下這口氣：省教委將材料退回後，學校硬是壓著不通知當事人，一壓就是兩三個月。學校憑啥這樣霸氣，憑啥這樣不把教師當人？她有了想去省教委討一個說法的衝動。
正好她上課的班，一個要進行課程設計，由另一位老師來上；一個輪到“值周勞動”，不上課。這樣，她就有充分的時間往省教委跑一趟告上一狀。
徐爽幹什麽事都喜歡明火執仗地來，還沒來得及穩穩地當一回“秋菊”，係裏就獲知了她雄心勃勃的告狀計劃。先是蘇善林書記親自出馬，做徐爽的工作。蘇書記一貫奉行的是“軟”作風，他耐心開導徐爽“凡事想開點，職稱問題，早一年晚一年解決，也差不了多少。再說了，你現在就是去了，也是白跑一趟，省教委不會專門為你一個人再召集專家開評審會了。你說呢？” 徐爽軟的不吃。馬上，係主任施大棟就給徐爽來了點硬的“你是預備黨員，得給學生黨員做好表率，不能不考慮影響。為這點委屈，就撂下工作，往省裏跑？如果你一意孤行，以後轉正很難說不會遇到麻煩。” 硬的徐爽也不吃。
五月中旬的一天，她打起背包，乘長途汽車，趕往長江邊上的N朝古都。
很快，省教委師資處的占處長和小銘，一老一少，一男一女，就迎來了這個遠道而來的不速之客。“省裏人”更多的是驚奇：還從來沒有過一個人為了職稱的事專門跑到省教委告狀的，況且這次，還來了一位看起來蠻年輕的女學者。占處長一貫待人都是和和氣氣，有話好商量的。在沒有探明事實真相之前，他通常的做法都是對“來賓”笑臉相迎，茶水伺候，而不管對方的地位如何低微。
風塵仆仆的徐爽在占處長的注視下，喝了幾口熱茶，就簡明扼要地將滿腹委屈竹筒倒豆子似地全倒出來。徐爽表達清晰，占處長反應很快，沒用多少時間，占處長就對這件“冤假錯案”一清二楚了。
他先是和顏悅色地與徐爽交談，表示對她的心情完全能夠理解，對她及時向上級反映情況非常讚同。還說，他的愛人就在一所高校任教，作為教師，將職稱的事看得比較重也是人之常情。他一邊安慰徐爽，要她先回到工作崗位，履行一個教師的職責；一邊誠懇地表示，他一定將這件事情調查清楚，然後妥善地處理好，請她相信組織。之後，占處長說還要開一個會，便匆匆走了。辦事員小銘與徐爽無話可說，低頭做自己的事。徐爽自覺無趣，說了幾句客氣話，很快回到不遠處的旅館裏。準備第二天，再好好找占處長談談，看會不會有一絲轉機，看還能不能“撥亂反正”。
第二天，徐爽往省教委的“師資處”打電話，沒人接。因為占處長上廁所，小銘打水去了，辦公室暫時唱起了“空城計”。徐爽遂決定到附近有名的地廟市場逛一逛，給媽媽買點當地的土特產品，好利用暑假的時間帶回去。
另一邊，省教委師資處的辦公室裏，占處長一邊喝茶，一邊翻一張報紙。小銘用計算機敲著一份文件，沒話找話地說：“昨天，那女的，為這點事跑一趟過來，神經不大正常吧？”占處長像是忽然想起什麽：“對對對，那女的姓徐吧，她的問題還沒處理呢。我得給東海理工學院打個電話。”
他讓小銘掛通了礦院的電話，慢騰騰接過來，“找人事處的吳處長。”吳處長一聽是省教委師資處的占處長，先是一激靈，後是心一驚，他還不知道，徐爽已經跑到省裏告狀去了。吳處長說請占處長稍等一下，他先了解一下情況再稟告之。過了一會兒，當這頭的占處長得知，徐爽還沒有返回礦院時，他有些激動了，指明要朱院長接聽電話。朱院長一聽省裏來了電話，趕緊放下手頭的工作，小跑著來到人事處，一把將話筒接過來。朱院長有一個為人處事的原則：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抗上。也就是，對下，可以馬馬虎虎，對上，必須認真應付。
他畢恭畢敬地聽著占處長的訓導。占處長一聽徐爽還沒有回原單位，而他昨天又忘了問她住在哪裏，再想想徐老師疲憊不堪的臉上隱約可見的絕望神色，頓時一股不祥之感湧上心頭。“徐爽在哪裏？會不會想不開……”一瞬間，“徐老師”、“長江”、“自殺”幾個詞接連從他的腦海中往外冒，他有幾分不安，他肚子裏窩了一股火：“我說朱院長啊，怎麽一位女教師的工作也做不好呢？材料退回後，為何不通知本人呢？這要出點什麽事兒，你們責任就大了！人現在還不知在哪裏呢！”最後，他提高嗓音說：“如果明天你們還見不到徐老師，就給我打個電話。”那頭的朱院長像是士兵回答軍座的命令似的，下意識地將兩腿往一塊並了並，伸直了腰，昂起了頭，很暢快地說：“好，好，好的！”
占處長放下電話，敞開的門旁便出現了一個身影，啊，徐爽！“占處長”，徐爽喊了一聲，占處長聳成一個疙瘩的眉頭略微舒展了一些，“徐老師，你還在這裏，沒回學校？” 他壓抑著心中的不滿。
開始聽到徐爽的“冤案”時，他的確有點同情這位當事人，盡管他並不認為職稱的事兒有多重大。現在，經過一天的折騰，他心裏的天平有點傾斜了：“這人為自己的一點小事，就大老遠地跑到省裏來告狀。到現在，還待在這裏，還想怎麽著呢？”不管心裏有何看法，占處長還是和顏悅色地說：“我看，還是先回去吧。學生們還等你上課呢。你反映的情況省教委很重視，我們一定會調查清楚，給你一個說法的。但這不是一天兩天所能解決的，要耐心等待，不能著急啊。”
徐爽有些失望，並且覺得不過癮：大老遠自掏路費旅館費跑到省裏，就為得到這樣一個不明不白的答複？她的強勁又上來了：“占處長，我好不容易來一趟，總得有個明確的說法吧？”
“你要什麽說法？”占處長開始變得嚴肅起來。徐爽看了看占處長的臉，小心地說：“他們這樣做，剝奪了我今年評職稱的權利，難道就沒有任何補救措施嘛？”
“學科評審會都開過去了。總不能為了一個人就把全省十幾個高校的專家學者再召集到一起，開會吧？”
“那沒有一種特殊的方法處理這類特殊的問題嗎？”
“你說說看，什麽特殊的方法？”占處長將這個球很自然地踢給了當事人。
徐爽也不傻，又踢回去：“你們當領導的總比我這個普通教師有智慧，一定知道怎樣處理的。”
占處長覺得這個徐爽有點難纏，但又不好發作，隻得壓著一個勁兒想往外冒的火，苦口婆心地開導徐爽：“聽說你還是個預備黨員，黨員有時難免會受點委屈，會遇到點挫折，我們要正確對待，要經受住考驗……一到關鍵時刻就能看出一個人的黨性強不強了。”占處長軟中帶硬地說。
徐爽像被人潑了一瓢冷水一樣，悲涼又憋屈，她想說出一串有力的話，可嗓子像是卡了根魚骨，掙紮著卻發不出聲音“怎麽這些當幹部的說出的話，就像一個模子裏刻的？無論怎樣兜圈子，繞彎子，都會回到相似的起點？”
徐爽常常為人的言行的不可理喻、不可琢磨而困惑，她對人性的了解似乎隻停留在好與壞、白與黑的水平上，不懂得“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乃人性的真實寫照。占處長也是人，而且是領導人，怎會脫俗呢？
可能占處長擔心徐爽承受不住，便又安慰了她幾句：“我已經給你們學院打了電話，批評了院裏的領導。他們對你來省裏反映情況表示可以理解；而且，在以後處理你的職稱問題時會更加慎重的。這點你可以放心。” 占處長喝了一口水，接著說：
“你的情況省裏就算備案了，以後我們也會吸取這一次的教訓，在為全省教師服務的工作中做得更好。你回去後，不要多講，要少說多做，該幹什麽幹什麽。要讓大家看看，我徐老師受了一些委屈，但能正確對待，並沒影響正常的教學與工作。這樣，你會贏得同事們的尊敬的。” 說到這裏，占處長竟然像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輩一樣，輕輕拍了拍徐爽的肩膀，“你放心，學校領導不會對你怎樣的，如果有打擊報複的情況發生，你可以給我打電話或者寫信，我會替你說話的。一定要記住，不要輕易往省裏跑，這樣對你不好的。”
徐爽聽完這番話，再仔細想想，繼續賴在這裏，也沒有多大意思了。正在徐爽猶豫的當口，占處長明察秋毫，再一次亮出殺手鐧——“馬上要開一個會”，終於來了個三十六計走為上。
第二天，徐爽收拾衣物，坐上了返程的汽車。在搖晃的車廂裏，在眾人喧囂的聲浪中，徐爽疲憊不堪，昏昏欲睡。這一趟赴省城告狀，徐爽吃住行自費了一千多元，換來了幾句廢話，其收獲遠遠趕不上那個農婦“秋菊”的多。
回到礦院後，並不太敏感的她還是感到了一股無形的壓力，人們似乎在躲避她，像怕沾上什麽似的。領導對她不冷不熱，群眾對她側目相看，那眼神已由原先的同情變成了“不解”：多大個事呀，還往省裏跑。群眾就是這樣，他們善於將同情給予受壓製的人；他們不大喜歡出頭鳥，任何“過分”的行為招來的便是不解和猜疑。
尤其是在領導麵前，群眾們更是有意與她劃清界限，避免跟她有瓜葛，很多時候都盡量裝作看不見她。誰讓她去省裏告領導呢？縣官不如現管，你徐爽有能耐能推翻現任領導？我們還不都得在領導的眼皮子底下吃飯。
徐爽越想越窩囊，總覺得心裏有一股氣出不來，又想起了那個打官司的農婦“秋菊”。是呀，省教委解決不了這個問題，何不求助於司法機關討個說法呀？我徐爽在這個地方吃了N次啞巴虧，這一次，不能再沉默了。
於是，她悄悄來到律師事務所，打算求助律師解決問題。她見一個律師，就重複一遍那套說辭：“我真倒黴，我應該知道...去省城也解決不了問題的，我不該跑那一趟冤枉路……” 律師們用一種奇怪的眼光，上下打量著這位送上門來的“祥林嫂”。耐著性子，聽完她的嘮叨後，建議她去附近的區人民法院谘詢一下。
徐爽馬不停蹄又去了區人民法院谘詢。一位律師接待了她，這是一位三十多歲的機敏的男人。一開始，他就對徐爽的案子興趣不大，幾年來，他代理的案子大至人命關天的大事，小到打架鬥毆的瑣事，哪一件掂量起來都比徐爽的事兒有分量。這老師教書教糊塗了，這麽點芝麻粒大的小事也想勞法律的大駕？他有點不耐煩地問徐爽：“你說學校剝奪了你評職稱的權利，這個站不住腳呀，你明年不能評了？明年評不上，後年呢？學校沒有把路堵死嘛！”接著，還補上一句，“你要打官司，恐怕連立案這一關都過不了；假如官司打起來了，沒有個半年一載也結束不了，到時你的職稱問題早解決了。” “那我應該怎麽辦？”律師斬釘截鐵地說“回去，等明年再評吧！別折騰了！”
走出法院的律師事務所辦公室，徐爽兩腿發軟，想著：我讀了很多書，還不如一個農婦。農婦秋菊好歹還將村長送進了派出所。轉念又想，人家秋菊的冤屈大呀，丈夫王慶來與村長發生了爭執，被村長踢中了要害，這是看得見的身體傷害，而礦院對教師的精神傷害是看不見的。法律大都關注物質的層麵，對人的心靈損害，往往重視不夠。
不管怎麽說，形勢比人強，徐爽不得不接受了這個現實，放棄了努力。
後來，從省城傳回消息，評副高職的三人中，隻有徐爽的職稱搞砸了，其他二人，於卞莉和韋君都順利通過了學科評審組那一關。這意味著，於卞莉成了“準副教授”了，隻等省教委的紅頭文件一下，就甩掉“講師”的舊帽子，戴上“副教授”的桂冠，與韋君彈冠相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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